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论文【5篇】

高校应该发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阵地作用，综合运用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等方式，把弘扬和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教育全过程。这次漂亮的小编为您带来了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论文【5篇】，希望能够给您提供一些帮助。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论文 篇一

中华民族历史源远流长，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它足以使中国人、海外华人引以荣耀和自豪，它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凝聚力；另一方面，近代落伍了的中国正在现代化，虽然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思维、行为和生活方式都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中国文化也在全方位地转换和发展，但是这种转换和发展本身就是从传统开始的。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本身具备文化科学价值。

那么什么是文化呢？又如何理解何谓传统文化呢？

“文化”的定义，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据美国文化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1952年出版的《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评考察》中统计，世界各地学者对文化的定义有160多种。从词源上说，在西方，“文化”一词源于拉丁文culture，原意耕作，培养，教育，发展，尊重。1871年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其所著的《原始文化》一书中对文化的表述：“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等凡是作为社会的成员而获得的一切能力、习性的复合整体，总称为文化。”康德在《判断力批判》谈到“在一个理性生物中，一种对任意选顶的目的（因而也就是按照他的自由选定的目的）的有效性的产生，就是文化。”黑格尔“文化是绝对精神对自我外化出的人的教化过程，也即绝对精神自我认识的过程。”日本小学馆《万有大百科事典》（1974年版）表述：“日语的文化即文明开化”。《法国大百科全书》（1981年版）表述：“文化是一个社会群体所特有的文明现象的总和。”

在我国，“文化”一词，古已有之。“文”的本义，系指各色交错的纹理，有文饰、文章之义。《说文解字》称：“文，错画也，象交文。”其引申为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各种象征符号，以及文物典章、礼仪制度等等。“化”本义为变易、生成、造化，所谓“万物化生”（《易·系辞下》），其引申义则为改造、教化、培育等。文与化并联使用，则最早见于《周易·贲卦》之“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最先将“文化”合为一词而用的是西汉的刘向，他在《说苑·指武》中写道：“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晋束皙《补亡诗·由仪》称：“文化内辑，武功外悠。”南齐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中云：“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中国古代的这些“文化”概念，基本上属于精神文明范畴，往往与“武力”、“武功”、“野蛮”相对应，它本身包含着一种正面的理想主义色彩，体现了治国方略中“阴”和“柔”的一面，既有政治内容，又有伦理意义。其次，古代很大程度上是将此词作为一个动词在使用，是一种治理社会的方法和主张，它既与武力征服相对立，但又与之相联系，相辅相成，所谓“先礼后兵”，文治武功。有必要说明的是，“文化”一词在中国古代不很流行，现代意义的“文化”一词源于日本。近代以来，人们对文化概念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梁启超在《什么是文化》中说，“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之共业也。”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说：“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庞朴主张从物质、制度和心理三个层面去把握文化概念的内涵，其中“文化的物质层面，是最表层的；而审美趣味、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宗教信仰、思维方式等，属于最深层；介乎二者之间的，是种。种制度和理论体系”。《现代汉语词典》则把文化定义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

从以上关于“文化”的概念我们可以看出，其实“文化”内涵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就广义而言，文化是人类生活的总和，或如梁漱溟先生所说，是“人类生活的样法”，它包括精神生活、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等极其广泛的方面。狭义而言，文化就是人的全部精神创造活动，是意识、观念、心态和习俗的总和。一般而言，我们更多的是在狭义文化的意义上使用“文化”这个概念。

以把握不同文化形态的特征。如根据文化的不同功能，可以分为礼仪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等等；根据文化的不同形态，又可分为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心态文化；根据不同的地理环境，还可分为西方文化、东方文化、中国文化、美国文化、海洋文化、大陆文化等等；也可从文化的历史演变，将其分为原始文化、古代文化、近代文化、现代文化、后现代文化等等。

中国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与鲜明的民族特点。探究传统文化，首先应该全面考察中国文化生成与演进的环境。中国位于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西北深入亚洲内陆，是一个海路兼备的国家。中国传统观念上的“天下”是由四海之内的诸夏和“四夷”共同构成。《论语·颜渊》“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在传统的“四海”范围内具有多民族内向凝聚力，并且奠定了中国文化独立发展的格局。《诗经·小雅·北山》中就写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清史稿·陶彝传》中：“普天率土，欢欣鼓舞。”中国古代历史上由于历代王朝总是以大国自居，并不重视在海洋的发展，在清朝时更是实施闭关自守的政策，从而形成了半封闭型的大河内陆文化。中国古代社会东部为农业区，西北部主要是游牧区，也由此使中国传统文化中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并存又相互补充。东部的农耕经济又占优势，这是中国传统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主要经济基础。中国古代传统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在宏观上主要强调“以农为本”、“重农抑商”，从而也形成了辉煌的农业文明。

文化本身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因此，文化既具有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又具有时代特征。在历史性意义上，中国文化既包括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也包括中国文化传统发生剧烈演变的近代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也是我们从先辈传承下来的丰厚的历史遗产。它不仅记录了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发生、演化的历史，而且作为世代相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风俗习惯，渗透在每个中国人的血脉中，制约着今日之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中国传统文化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儒家文化，也不是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和佛家文化的简单相加，而是中华民族各种思想文化的总和，包括了各种观念形态和物质形态的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然在其久远博大之中，却“统之有宗，会之有元”。若由著述载籍而论，经史子集、万亿卷帙，概以“三玄”（《周易》、《老子》、《庄子》）、“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周易》、《诗经》、《尚书》、《礼记》、《春秋》）为其渊薮；如由学术统绪而言，三教九流、百家争鸣，则以儒、道二家为其归致。东晋以后，历南北朝隋唐，由印度传入的佛教文化逐步融入中国传统文化，释氏之典籍〔1〕与统绪因而也就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儒、释、道三家，鼎足而立，相辅相成，构成了唐宋以降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所谓“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南宋孝宗皇帝语，转引自元刘谧著《三教平心论》），明白地道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基本结构特征。

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一直在官方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着正统地位，对中国文化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可以说，儒学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主流。儒家何以被称为“儒”？据《汉书·艺文志》说：“儒家者，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就是说“儒”是旧时对学者、读书人的称呼。《后汉书·杜林传》也曾说道：“博洽多闻，时称通儒。”

儒家创始人为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人（今山东曲阜）。孔子思想里，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礼”。所谓的“礼”只是纲常名教化的政治、社会秩序。《论语·子路》中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在孔子思想里，“礼”是与“德政”相结合的。在《为政》中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即主张礼治德化与政令刑罚相辅而行。另一重要内容即是“仁”。如《论语》中的“克己复礼为仁”、“仁者爱人”。“仁”既是孔子修己治人的根本原理，又是孔子实践道德的最高原理。“仁”作为一种精神品质，包含了多方面的伦理道德原则。除了是一种使人们自觉、主动地遵循礼的道德素养之外，还是一种处理人际关系的道德伦理准则。天命观，把天视为主宰一切的权威，并把它作为思想体系的终极依据，“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但另一方面，他也表现出一些理性精神，主张天人可以互相感通，强调在人事活动中去体认天命，强调人事有为。“不怨人，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宪问》）学习方法与认识论上也总结了不少经验。但其中有些糟粕，如知识来源，他肯定有些人“生而知之”。真正精华的是关于学习的问题，孔子认为学习本身是不断实践的过程，强调要反复地学习实践才能巩固所掌握所学的知识要“学而时习之”（《学而》）“温故而知新”（《为政》）。他还主张学与思并重，“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还有就是其的“执两用中的中庸之道”，他在称赞舜“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子思，名伋，是孔子的孙子，他继承和发挥孔子的中庸之道，提出以“诚”为核心的人生哲学。孟子，名轲，子思的学生，提出了“性善”和“仁政”说。仁政里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朴素的民本主义观点。还有就是他的关于人的浩然之气即“大丈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荀子，名况字卿，他提出的是“性恶论”，人为人性本恶。主张隆礼重法。到了汉代的董仲舒，他有以儒家为中心，吸取黄老之学以及阴阳、名、法各家。提出了“天人感应”说，还根据他的神学的人性论，建立起“三纲”、“五常”的道德观念，他在《举贤良对策》中，提出“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他所提出的这个思想文化专制方针，确立了儒家在我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中的核心地位。朱熹，字元晦，南宋徽州人。他集理学之大成，建立了理学系统。首先是“理本气末”的理本体论。“形而上者，无形无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是此器。”其次，是“格物穷理”的认识论，即格物致知，要知道抽象的理必要通过具体的物。他在知行关系上主张力行致知，“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还有学而知新的创新理论，“新是故中之事，故是旧时底，温起来以尊德性，然后就里面讨得新意，乃为道问学。”朱熹特别强调“天理人欲之辨”，认为人性有两重性，一方面人具有仁义礼智的天命之性，这是天理，即孟子所谓性善；另一方面，人又具有饮食男女的气质之性，这是人欲，即荀子所谓性恶。二者是对立冲突的，主张“革欲复理”。

概括而言，儒家思想体系充分体现在《大学》所讲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中，总的说起来就是，究天人之际，明修身之道，述治国方略，求天下为公，最终实现天人和谐的境界，即从哲学的高度认识宇宙，以伦理准则规范人生，落实到治国平天下，最终实现天人和谐。

道家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主要流派之一，它是中国哲学抽象思辨的奇葩，逍遥洒脱人生的精神资源。道家特别是《老子》的思想对中华民族的思想外化发展影响极大，可以说，《老子》五千言，上呈古代文化，下启白代之学，中国历史上各家学派，无不从其汲取学术思想养分。例如，它的天地观，经过孔子的发挥，成为魏晋玄学，又影响到宋明理学；它的无为观，应用于西汉政治，成为历代之统治术；它的玄德观，经孔子发挥，成为中国两千多年来德治主张的主要内容；它的用兵之道，经过孙、吴的发挥，成为变化莫测的军事理论；它的柔雌观，成为诡辩家的理论基础，造成了苏秦张仪为代表的纵横家；甚至中华武术、内家武功以及历代气功家，也无不从中受益。

什么是道家？所谓道家，最初见于汉代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司马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瞻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知变，因变，应变”可谓道家之特长。

道家学派的创始人是老子。关于老子的姓氏与生活年代，历来说法不一，一般认为老聃即是老子，大约生活在春秋末年。“道”是老子思想体系的核心。关于“道”，《老子》二十五章中有简明的概括：“有物浑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名之曰大。”“道”的本位论，“道生万物。”“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所谓“道法自然”，是说“道”是按自己的样子为法则的。老子还有其朴素的辨证思想。关于对立统一方面，“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关于量变质变，“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事必作于细”“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关于否定之否定方面，“曲则全，枉则直、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感”。以“静观”、“玄鉴”为特征的直觉认识论。还有其特有的政治哲学，包括无为而治，所谓“小国寡民”，“不得已”而用兵。“无为而治”就是统治者应该少一点欲望，少一点作为，对人民听其自然，这样，统治才能稳固。

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开始生根、发展，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佛教是一种伦理道德色彩相当浓厚的宗教。佛教以人生为苦，因而它就把追求人生的解脱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为了实现理想便提出了一套去恶从善的理论学说和伦理道德准则，形成了有关宗教伦理道德的思想体系。佛教自传入中国以后，它的道德伦理思想，尤其是它的众生平等、出离家庭和超越当前社会秩序的观念与中国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及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引发了不断的摩擦斗争。佛教由于受到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制约和决定，也受到儒家传统观念的抵制和左右，从而沿着适应中国文化特点的轨迹演变和发展，形成了调和儒家思想、宣传忠孝观念的中国佛教伦理道德学说。佛教的一套心性修养途径也为唐以来儒家学者所吸取，并熔铸为儒家的道德修养方法。佛教从出世的角度论述了孝的极端重要性，从人生解脱角度阐发了禁欲主义思想，还从认识论和人性论相联系的角度提出了知、智慧是人心之体、人的本性以及一整套的修行方法。佛教以大慈大悲、利己利他作为伦理道德的出发点，这种道德训条和儒家的“恻隐之心”、性善论相通，和我国的国家本位与民本思想的文化传统相近，因而在历史上影响颇大。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这个思想体系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科学精神，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凝聚之学，中国传统文化是内部凝聚力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注重和谐，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人与自然有机地联系起来，形成一种文化关系；二是兼容之学，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尽管在中国古代对外交往受到限制的条件下，还是以开放的姿态实现了对外来佛学的兼容，三是经世致用之学，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促进自然、社会的人文之化，中国传统文化突出儒家经世致用的学风，它以究天人之际为出发点，落脚点是修身、治国、平天下，力求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其价值，经世致用是文化科学的基本精神。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论文 篇二

【浅谈中国传统文化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价值】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是和谐社会形成和发展的精神基础。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理念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的三重和谐统一，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对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一笔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要充分认识和全面把握传统文化的价值，并对其进行创新与发扬。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和谐社会价值

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向量和根本精神。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理念，是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是一笔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个重大的战略决策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中国传统文化虽然不能给我们提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成答案，但它却可以为我们构建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和谐关系提供历史的智慧和现实的参照。

一、传统文化是和谐社会形成和发展的精神基础

和谐理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潜在精神和气质。从字源上来看，“和”就是“谐”，“谐”就是“和”，两字都是指音乐的协调、合拍，如《左传》中说：“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古人多用单字表意，“和”、“谐”、“中”等字都有“和谐”的意思。“和谐”一词则出现稍晚，如《晋书》上说：“施之金石，则音韵和谐。”后来，古人把音乐之“和谐”用于考察整个人类社会是否和谐的问题，从而有了社会和谐的思想与主张。

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和谐”的思想博大精深，说其“博”，和谐理念作为一种普遍的精神特质，为儒家、道家等研究和论述，成为各家各派思想学说的灵魂；说其“深”，和谐理念跨越时空，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发展史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儒、墨、道、法、兵等主要思想学派对和谐思想都有深刻的阐发。儒家提倡“中和”，强调“礼之用，和为贵”，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道家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提倡遵道以行，率理而动，因势利导，合乎自然，虚静处下，海涵宽容，从而建立起自然和谐的治国秩序。墨家倡导“兼相爱，交相利”，主张实现个体与社会的有序一体，道德与功利的和谐一致。法家主张对个人、社会、国家三者关系正确定位，在大一统的格局内，实现国家主导下的社会和谐。兵家讲求“令民与上同意”，强调“先和而造大事”，把“令之以文，齐之以武”作为治军经武的重要前提，视“和谐”为克敌制胜的根本保证。中华文化能够生生不息，中华民族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与和谐精神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中国人早就提出了‘和为贵’的思想，追求天人和谐、人际和谐、身心和谐，向往‘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今天，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2]旨在实现物质和精神、民主和法治、公平和效率、活力和秩序的有机统一。”

二、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理念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的三重和谐统一

中国传统文化对和谐的理解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是一种大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身的和谐。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与自然和谐观。中国传统文化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主张“天人合一”，肯定人与自然界的统一，反对破坏自然、一味地向自然界索取。孔子提出“钓而不纲”，主张用鱼竿钓鱼，反对用大网拦河捕鱼，以防止鱼资源的枯竭。孟子主张在适宜的季节伐木，以免妨害树木的正常生长。道家创始人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强调人要以尊重自然规律为最高准则，以崇尚自然、效法天地作为人生行为的基本依归。庄子更是直接认为，人与自然万物根本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而是天生平等的，即“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还说：“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这就是说，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都是理想的境界，但人与自然的和谐比人与人的和谐还要崇高与快乐。在《荀子·王制》中，荀子也说：“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龟鱼鳖鱿鳝孕别之时，网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吁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荀子的“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是要人们尊重自然规律，不能“赶尽杀绝”，不能无度索取，这样人类才能与自然和谐相处。《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章句》意在强调天、地、人的和谐发展。汉《淮南子》的作者明确反对“涸泽而鱼”、“焚林而猎”等等，这些思想都表达了古人对待自然万物的和善友爱态度，体现了古人维护生态平衡，重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可贵品德。宋代张载在《正蒙》中首先使用了“天人合一”四字，并提出了“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命题，意即人类是我的同胞，天地万物是我的朋友，天与人、万物与人类本质上是一致的。中国古代哲人根据天人合一的观念，要求以和善、友爱的态度对待自然万物，善待鸟、兽、草、木，提出了丰富的保护自然资源的思想。“天人合一”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精神，这与西方主张征服自然的指导思想不同，它关系到人类发展的前途。以“天人合一”的思想来挽救人类面临危机，正是中国传统“和”文化化解人与自然冲突、创造和谐社会的体现。

人与自然的和谐思想还落实到制度上。中国历朝历代，从夏商周起，就对环保有明确法律与禁令。可以说，中国古代在伦理哲学、政治制度、文化艺术、社会结构上都深深体现着生态智慧。难能可贵的是，古人还把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用于“王道政治”的需要。如孟子所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意思是，人与自然和谐是生存发展与社会安危的基础，即所谓“王道之始”。“天人合一”的理念主张人类源于自然，理应与自然融合，但这并不是简单的回复，不是受制于自然的主宰，而是因势利导，认识自然，尊重自然规律，积极主动地改造自然，合理利用自然为人类服务，为人类造福。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与人和谐。孔子所提出的理想人格是善于以宽厚处世，协和人我。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在这里，孔子区别了“和”与“同”两个概念，“和”是多样性的统一，“同”是一味地附和乃至结党营私。孟子也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他还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还提出了仁、义、礼、恭、宽、信、敏、惠、智、勇、忠、恕、孝等一系列旨在实现“人和”，实现社会和谐的道德原则。这种道德准则能有效地避免过激或对抗行为，减少人际摩擦与社会耗，使人际关系带有浓厚的人情味，较为稳固持久，对社会具有良性功能。《礼记·礼运篇》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孟子所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更是把“人和”看得高于一切。荀子说：“以善先人者谓之教，以善和人者谓之顺；以不善先人者谓之谄，以不善和人者谓之谀。”又说：“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荀子说：“人之生，不能无群”。群体对于个体来说是前提，无数个体只有结成群体才能战胜自然，求得生存。不仅如此，更进一步就是要“泛爱众”、“兼爱”。墨子说：“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主张无为而治的道家最反对社会冲突，最希望实现社会的和谐。道家代表作《老子》说：“知和曰常。”在老子看来，整个天地是一个和谐。《老子》指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己，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己。故有无之相生，难易之相成，长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倾，言声之相和，前后之相随。”《老子》给人们描绘了一个人与人之间“无欲”、“无为”、“无争”，彼此和谐相处，宽大为怀，人人“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理想社会。老子提出：“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以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他主张人要效法天道，通过无争、去奢、知足，达到人与人的相对和谐。《大学》主张“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养成理想人格的方法在于使人们固有的美德得以显明，在于革除人们的旧习气，达到至善的境界。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论文 篇三

一、以丰富的视听环境营造传统文化氛围

《纲要》指出：“环境是重要的教育资源，应通过环境的创设和利用，有效促进幼儿的发展。”环境可谓幼儿的第三任教师，在传统文化的环境熏染下，幼儿通过与环境互动，能够直观感受传统文化的不同表现形式。

（一）利用传统文化要素进行园所文化建设幼儿园在园所建设上可采取中国传统建筑风格。如，把户外休闲区建成中式园林，让幼儿置身其中领略中国传统园林的特色。室内装修也可借鉴中式风格，如，幼儿活动区域的天花板用中式窗棂格吊顶，既美观，又能悬挂师幼美工作品。幼儿活动区域可配备具有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设施设备，如，彩色瓷盆养金鱼、小藤椅、风筝、茶具、竹木屏风、中式储物柜、小盆景、竹马摇椅、笔墨纸砚、折扇等，这些物品既能传递民族文化信息，又能供幼儿在生活或游戏中使用。当然，在环境创设的过程中，需请专业人员进行整体设计，注意对传统建筑风格的巧妙借用或改造，使之更符合儿童的心理；还需注意传统与现代、中式与西式风格的协调和转换，避免为突出传统而破坏园所文化的和谐。

（二）选用反映传统文化特点的材料布置公共环境幼儿园可以选用一些能够集中反映传统文化特点的材料图片和实物陈列于公共环境。例如，在幼儿园公共区域如楼梯、过道、走廊，将印有国画、书法、古代人文景观、民间器物、民俗活动等反映传统文化的挂历、画报、照片、扇面等，张贴或悬挂在墙面；将具有中国特色的工艺品、器皿等只可观赏的实物摆放在走廊或楼梯的墙角、窗台、博古架上。师幼、家长走过时，可以随机欣赏。这些图片与实物每个月更换一批，不仅营造了传统文化的氛围，也给师幼、家长提供了认识传统文化的教材。几年下来，幼儿通过对这些画面、实物的观赏，能了解大量传统文化常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形成初步的感性认知。

（三）利用语音材料创设听觉环境传统文化教育除了借助可视的画面与实物外，还可以借助可听的音乐与语言。我们在幼儿一日生活中安排多个时段播放民间歌谣或民族乐曲，创设听觉环境。如，在幼儿晨运和户外活动时，播放欢快而富有节奏感的、或唱或说的童声民谣以及欢乐、喜庆、有趣的民乐；幼儿进餐、自选活动、入睡前和午睡起床时，播放抒缓、优美的民乐。这些音乐一般两个月更换一套，每套约20个曲目。需要注意的是，在这种环节，音乐或语言只是背景，旨在通过听觉环境的营造，使幼儿置身于更为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中。无论是音乐还是童谣，都不能强求幼儿学会什么，尤其不要求他们会背诵若干首童谣。例如，有的幼儿对有节奏的朗诵感兴趣，可以停下主体活动，守在音箱旁全神贯注地听；而有的幼儿对这些声音从来没有刻意关注过，但这并不阻碍相同的声音通过两个月多次的重复在他大脑中留下痕迹。这种做法就是通过环境给幼儿形成类似“印刻”的效应。

（四）利用社区资源开展传统文化教育在丰富、活泼的幼儿教育课程的要求下，幼儿教育必须走向社区，传统文化教育尤其如此，许多传统文化还以各种形态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如，广州市天河实验幼儿园毗邻的天河公园里，有曾在世界园林博览会上夺冠的粤晖园、在日本获奖的岭南园林精品粤秀园、庄严的邓世昌衣冠冢等，该幼儿园就利用这些资源对幼儿进行园林、建筑、书法、楹联、雕刻、盆景等艺术和祭奠、庆丰收仪式等民俗文化的教育。一般而言，幼儿园所处的街区、城镇往往有地方特色小吃店或小吃街、民间工艺店、博物馆、美术馆、纪念馆、祠堂等，这些都是师幼参观、学习传统文化的场所。此外，有的社区或商家在传统节日前，安排多种有民间特色的娱乐、纪念活动，成人可带幼儿参与其中适合的项目。有的家长所从事的工作与传统文化有关，比如国画画师、传统手工艺者、传统乐器演奏员、粤菜厨师等，幼儿园可组织师幼到他们的工作场所参观，也可请家长进园开展相关活动。总之，社区资源为传统文化教育拓展了更为广阔的空间，要重视并善加利用。

二、以传统节日为载体开展有层次的主题活动

历史悠久的中华文化孕育了多姿多彩的传统节日，这些内涵丰富的节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逢年过节，传统民俗氛围浓厚，活动丰富，深受幼儿喜爱。这为幼儿园开展以节日为载体的主题活动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条件。因此，基于节日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已成为幼教工作者的共识。根据幼儿年龄特点，结合本地风俗，选定可开展主题活动的节日，包括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等。最隆重的春节在幼儿的寒假中，而开学时的元宵节可作为春节的延伸，因此我们往往将这两个节日联接在一起开展主题活动。

（一）突出节日活动的层次性幼儿在园几年，就要过几次相同的节日，如何让这些节日体现特色，激发幼儿的兴趣？教师对不同年龄段幼儿过节的总体目标设置不同，根据幼儿的实际情况所选择的主题活动的内容与形式也各不相同，要使幼儿每次过节都感到有新意并乐于参与。例如，小班幼儿侧重于对节日氛围的感受和典型性节日活动的参与，中班幼儿侧重于对节日内涵的体验与初步的理解，大班幼儿侧重于对节日发展过程的了解、对节日活动内容的展现与丰富。根据幼儿兴趣、能力和生活经验、班级资源等因素，每个班开展节日主题活动的时间可长可短。长的达两个月之久，如大班幼儿在元旦后就进入春节的筹备阶段，开学后展开为期一个月的“过春节、闹元宵”主题活动；短的可能只是节日前后一周的小型主题活动，甚至只是节日当天的“应节性”活动。

（二）重视“节日”课程建设“节日”课程可以作为全园性工作。我们的主要做法是：幼儿园业务园长在节日前半个月就搜集好相关资料放置在教师“办公平台”上，提醒教师设计节日主题活动计划；节日前一至两周美术专科教师布置相应的公共环境，为整个园区营造节日气氛；各班在节日前后一段时间内进行主题活动，师幼共同以活动作品来布置班级环境；节日当天或前一天厨房提供两三次“应节”食物；园区或级组根据需要组织教师、幼儿甚至家长参与的大型节庆活动。在“节日”课程中，家长的参与和支持尤其重要。一是需要家长创造良好的条件帮助幼儿积累真实的过节经验。主要的传统节日最终是家长带孩子在家过的，家庭怎样过节直接影响到孩子的真实体验和经验的积累，以及对节日内涵的理解，而这些因素又会影响到主题活动的开展。二是需要家长在过节时收集图文资料。三是需要家长参加亲子活动。四是需要家长特别是祖辈担任助教，为幼儿示范或讲解关于节日的一些传统习俗。家长通过参与幼儿园组织的节日活动，被感染、带动起来，丰富多彩的节日活动让他们也感受到传统文化教育对幼儿的意义与价值，对传统文化教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与认同，进而转化为行为上的支持。

三、在常规活动中有机渗透传统文化教育

“幼儿园一日生活皆课程”，传统文化教育也可以渗透到幼儿一日活动的多个环节或常规活动中。

（一)在幼儿一日活动的多个环节中渗透传统文化教育对仗工整、优美凝练、富有音乐感和画面感的古诗是中国传统语言艺术的杰出代表。幼儿普遍对有节奏、押韵的语言敏感、有兴趣。因此，选择与幼儿生活经验相关的、四句的五言或七言古诗，引导幼儿去欣赏和理解，是可行的。比如我们设计了“每周一诗”的活动：每周一升旗仪式上，业务园长根据节气、节日或季节变化、相应事件等，有针对性地选择一首古诗，由一位朗诵水平较高的教师进行朗诵，带领全体师幼诵读一到两遍，并对诗歌的背景和表达的意思予以解释；各班教师在幼儿活动室的阅读区(或语言区）设置“每周一诗”的角落，将与该古诗相关的图片、文字、音像等材料投放其中；教师在一周内多次利用幼儿在园一日生活中的不同环节，结合多媒体教学软件教孩子朗诵诗歌、整体认读诗中的常见汉字、欣赏诗歌表达的意境与画面、介绍与诗歌或诗人有关的故事；幼儿园通过家园联系平台公布“每周一诗”，家长在家可根据孩子的兴趣与注意力进行随机交流，或给孩子补充相关的背景知识。需要强调的是，“每周一诗”活动主要是让幼儿感受古诗的审美和语言特点，了解相关的传统文化信息，不要求任何幼儿必须背诵若干首古诗或认读多少汉字。

（二）以灵活、多变的形式渗透传统文化教育例如，在餐前、离园前等某些过渡环节，教师可选择一些成语故事、民间传说、神话故事等讲给幼儿听，或者借助多媒体播放这类故事的动画短片、传统相声与说书的录像等；散步时，教师带领幼儿观赏园内的传统文化环境；结合传统节日，在户外游戏和区域游戏中投放适合相应年龄幼儿玩耍的民间游戏材料，幼儿也能兴致盎然地参与其中；中班幼儿学习用筷子进餐前，教师可围绕筷子解释与进餐相关的传统习俗；每年大班毕业典礼或其他重大的文艺表演会上，安排两个“中国风”的节目，如教师的民乐演奏、亲子民族服饰秀、传统故事表演、家长戏曲表演、师幼古诗说唱或表演唱、武术表演等。

（三）选择适宜的教材进行传统文化教学在传统文化教育过程中，幼儿可能对某些题材感兴趣并产生强烈的好奇心。在这种情况下，除了主题探究活动外，选择适合的内容，在五大教育领域均开展相应的教学活动，成为传统文化教育必不可少的途径。语言教材包括古诗、童谣、神话传说、历史故事等；音乐教学主要是粤语民间儿童歌曲与摇篮曲的学习与欣赏、传统音乐知名曲目赏析、少量的粤剧和京剧赏析；美术教学包括传统美术作品与工艺品的赏析、传统美工形式的创作尝试；体育活动主要是学习传统体育游戏的玩法并灵活应用。在传统文化活动中，各学科的内容可以相互渗透，界限并不特别清晰，这有别于严格意义上的分科教学。比如，在古诗欣赏后进行国画创作，或是对题诗国画的赏析，就是将语言教学与美术教学相结合，相互渗透。这种做法能帮助幼儿更好地理解古诗的意境美以及“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特点。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她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种类繁多，具有鲜明的自身特色。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内容无疑具有时代局限性，有些甚至是违背现代科学的。因此，并非所有的传统文化都具有传承意义。幼儿教师在开展传统文化教育时要懂得取舍与扬弃，在教育内容和教育形式上，要结合幼儿教育的特点和实际，善于运用科学的儿童观、教育观、价值观对传统文化予以选择，注意教育内容的科学性、合理性和时代性，选择符合幼儿教育发展规律的生动活泼的教育形式。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论文 篇四

一、清末政府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举措及影响

从统治阶级对待西学的态度可以窥见其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概言之即是中体西用以及由早期对西方器物的学习而渐变为制度的学习及至精神的学习。从表现并支持这种观点的材料中①可以清楚地感觉出统治阶级内部及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爱之深、故责之切的心情。他们近乎狂热地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本身是完美的，西学所有的体用在中学中早已完备无遗，只是时人用之不当，才使中国落于他国之后。1896年，聘之等的上书折子中有一段文字，即表明了当时许多朝臣及文人的这种情感与想法，他等如是说道：“臣观西学所以擅长者，特精于天算、格致，其学固中国所故有也。考《周礼》宾兴贤教习国子，皆于德行而外，次以六艺，孔门七十二子，特以身通六艺表之。数者，六艺之一也，汉魏以降，代有专家”，“是中士教法，本自赅备无遗。且凡西士递创新法，动谓中士所未闻者，如地圆、地行、地转之说，《大戴礼》、《尚书》考灵曜，及张子《正蒙》，皆言之凿凿。光学、重学于《墨子》，奥旨可寻，并在西人未悟其理以前。即就算数言，西法之借根，远逊中法之天元，后乃变为代数。若宋秦九韶正员开方，元朱世杰四元玉鉴，西法终莫能逾”，“可见同此一理，只在善用其心，不必尽其所学”[2](P69)。虽然对于传统中学持以这样的态度，但这一批人也认识到了旧体制、旧学之不足，所以才会有清政府后来的由开实科而至广兴学再至建学部，中国由器物渐及制度又及精神的学习，但应当清楚的一点是，即使清政府在认识到学习西方制度乃至精神的重要性后，他也从来没有动摇过中体的立场。在这样一种分裂而痛苦的情感下的一系列改良举措是否动摇了传统文化的根基呢，如果没有，那么它又对传统文化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呢？清末政府所下的各项条文及朝臣的上书中清楚透漏出当时那些先知先觉者们普遍认识到传统教育的时弊，多在空疏无用。中国古代的正统教育为主内的涵养心性的教育，故而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对实学的轻视，这就难免使教育表现出追求形式与浮华。近代西方列强的入侵使上层人士普遍意识到教育应该还有另一种形态，即当时他们认为主外的、致用的教育———实学教育、格致之教育②。聘之等说中学自赅无遗，差强人意，然而似乎忘了一点，即虽然后来之西学科目中国自古已有，但那些科目在当时的官、私学设置时数、重视程度、普及程度远非后起之西方发达国家之课程量多且重视高。中国古代这等实学的地位是无法与经史之学相比的，及至清末，才取的了与后者一样的正统地位。然而实学地位的上升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化承载者的国学地位必然下降，相反，清末朝臣坚持认为不可废国学。理由一如上文所言；二则是比类俦物，若言西方好、可学，则西方教育中尚且有宗教一门，中国教育故亦当有之，则中国之经书便是中国之宗教，固不可废国学。并且经书乃千年所传，代代所习之文，为中国之根本，若完全去之，则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原因就没有了。中国人将不再有自己是中国人的意识，那么也就无所谓复兴国家。此种理由颇可信，而且这种重视精神、传承文化、重视传统的态度很值得肯定。但应注意的是，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并不是因为国学中的“经”。因为古代社会，国学是上层社会的私有品，广大的下层民众很少有机会，也不用读经，但是后人却能清楚地感觉到根植于上下层内的传统文化的痕迹（当然透漏这一痕迹的表现形式有大差别，即俗与雅）。那么传统文化的精髓是如何在最为广大的民众间潜滋暗长的呢？概言之，即是上传下达的政教礼俗使然。经、史、文只是文化在上层社会传递的一种形式，经书规划了统治阶级的行为准则，上层以此来制定政教礼俗影响下民，所以百姓虽然多不识字，但却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好的力行者。如此，国学本身对于下层民众传承传统文化的意义何在呢？贯看中国近代教育改革不同时期的着力点：戊戌时期重内容的变革，维新时期重教育的普及，无论朝臣，还是民间文人，亦或是新兴的知识界中人，皆有一共识，即“学校早开一日，即早收一日之效”。可见国之危使教育改革之急切。另一共识见之于“兴国之本在人才，人才之本在教育”。这本是自古以来即普遍存在于国人中的意识，及至到了近代，则由隐在，一跃而成一种疾呼的口号。维新以后广兴学堂，普及教育，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国学本身（作为课程，而不仅仅是其精神的教化）之于广大民众，广大民众之于传统文化的演进才具有明显的意义，而这个时候，学校中经文课程的多少，对于国人的重要影响才凸显起来。由此可见，清政府一面如饥似渴地吸收着西学，一面又谨小慎微地处理着它与中学的关系。我们姑且将中学比作暖色系中的红色，将西学比作冷色系中的蓝色，清末的这一系列举措就是将蓝色注入红色的色调渐变的过程，但整个色调依然是暖色的，所以传统的本基是不变的，可这一过程的影响在于，这种蓝色由于改革的推进，会随时间流转而越来越浓重，最终是否会使暖色系的中国传统文化变为冷色系的另一种文化还未可知。这便要看后人对于传统文化报以何种态度了。

二、民初政府（革命派）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举措及影响

革命派中聚集了众多新兴的知识界中人，他们对外部世界充满好奇，而当时中国学生正在到处寻找思想和资料，他们意识到世界上有一股新的思潮。他们重视现实，反对尊孔法古，认为“法古是亡种之根”。但这些变化并不能说明革命派要弃绝传统文化。首先，革命派中不少怀揣极新思想的硕学鸿儒。其次，辛亥革命的组织部中亦有许多有国学修养，甚至还拥有传统功名的人。这样就使革命派在表现出强烈的革新意识、反传统的思想时，又难免对传统文化具有一种历史的使命感。他们要反对的是其认为传统中背于时代的、糟粕的东西，而不是整个传统文化本身。他们认为，革命与保传统之间是不相违背的。事实上，一个真正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是不会轻易出口要求废古的。真正的革命，革的应是已经过时的却仍然苟延残喘者的命。没有听说“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是苟延残喘；没有听说“友爱孝悌”是苟延残喘……革命者们应考虑革谁的命，革其命后怎么做。清末新政可说是积极守古，消极学外，而当时的革命中人则是积极学外，对于传统无所谓积极与消极，而是如前所说的使命感。所以在当时的革命刊物中才会有既宣传排满，又宣传保存中国传统文化的杂志。故此，在1912年的民国临时教育会议中，与会者才这样总结中国人的向有之弊：一曰自大，一曰自弃。“自大者，保守心太重，以为我中国有四千年之文化，为外国所不及”，自弃者，“及屡经战败，则转而为崇拜外人，事事以外国为标准”[2]（P649)。所以可以推测，革命派认为清廷不废经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法国外，而其实，在这一问题上清政府法国外只是为其不废经学找一个适合时代、堵人口舌的理论根据罢了。那么革命者们对于传统文化之中心———经学又是如何处置的呢？1912年的民国临时教育会议中，就此提出了“普通教育废止读经，大学校废经科，而以经科分入文科之哲学、史学、文学三门”。其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可见一斑。基于此种态度，当民国政府初立时，这个新政府对于传统书籍非常重视。南京光复后，兵队驻扎在学堂，局所以及充公的房屋内、外的器物、书籍等许多都遭到焚毁或搬取，损失很大。政府本着“公家保存一份财产，即社会多培一分元气”[3](P111)而下令将这些东西妥善照料保护，以“重文教而保公产”。南京国民政府的不少过渡性政策对于有关传统文化事项的处理是比较“中庸”而不一刀切的。这样的文件很多，本文仅举丁祭之事一例。关于文庙丁祭是否举行，礼式祭服应怎样安排，前清有关丁祭的祀典是否还应照办等问题，大总统孙中山是这样回答浙江民政司长的电文的：“查民国通礼，现在尚未颁行，在未颁行前，文庙应暂时照旧致祭。惟除去拜跪之礼，改行三鞠躬，祭服则用便服。其余前清祀典所载，凡涉于迷信者，应行废止”[4](P254)。实不得不动，但又不敢妄动。政府在教育上的举措宜最能说明其对传统文化起了一种怎样的作用。民初教育改革与清末新政教育改革不同者三：一是废经，二是取消等级制，三是男女平等就学。这是对传统意识的颠覆。下面从课程设置、教科书内容、文字版式三方面来探讨传统文化是否失根于此时。（一）课程设置先来看清末新政与民初初小、高小中课程设置时数(见表1）③：从以上这个表中可以得到两个信息：一是在中西学比较中，清末西学在初等教育中所占比重仅为40%（中学时期比率亦为40%，高中则为73%）④，其余皆为中国传统课程，教学方法的变革暂且不说，单说经学，就占了总课时的30%～40%，至于修身、国文科的内容与传统私塾教育并无二致，所用教材内容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发现，从初小到高中，随着西学比率的升高，经学的比率也相应的越来越高。可见清政府非常清楚在少年时代对之进行经学教育的做法会对传统文化产生怎样深远的影响。所谓蒙以养正，正如清廷的一贯主张：用中学渝其精神、固其根本。二是民初西学所占比率由初小的40%～50%，升高到高小的60%～70%。初小比率于清末看似相似，但其时的修身与国文课教材内容却与清末全然不同，所以可以认为民初受西方影响而开设的课程时数为100%。这似乎是说民初教育尽弃了传统文化，其实不然，前文中提到在临时教育会议中明确显示，虽然中小学课程中不见经科，但它却变以文、史、哲的形态存在于高等教育中。那么这种变化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又起了怎样的影响呢？这种变动，使经史等文化经典从初、中等教育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在修身、国文课中渗透经典的意旨与精神，而只有到了大学时代，经典才独立成科地出现在青年人面前。经学是否独立成科以及在哪个教育阶段独立成科，其意义和影响对成长中的人是很不同的。恰如一个没有见过太阳的人，当他站在阳光下，对太阳的温暖是一种感觉，当旁人告诉他太阳很温暖，像火，则他对太阳的温暖又是一种感觉。民初学制改革后青少年最初是通过间接的方式学习传统文化，只有到了大学时代才开始以直接的方式直观传统文化。可以说，在整个民初学制系统中这种经典最初是以浅近的现代文以及意旨与精神的形态存在，后来才以经典本身面目的形态存在，最初重在传承与渗透，后来则重在研究与发展。打一个不甚恰当但是便于理解的比喻，这种最初的情态恰似在下层人民中传播政教礼俗的路径，而后来的情态则似经典在上层社会中发展的路径。以理来说，这种处置方法，既保存了传统文化本身，又使之更加丰富与深化。按照这样的路径，传统文化应该得到良好的发展才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却看到了相反的结果，原因何在呢？与前文所说的“只有到了普及教育的时候，经典在课程中的比率多少对传统文化的影响才凸显出来一样”。只有到了整个学制系统中不像古代那样只有经、史而加入了丰富的现代学问的时候，在初、中等教育中设经学科目对传统文化的影响也才凸显出来。所以我们说，虽然民初学制对经典的设置方式初衷是好的，但是没有看到“凸显”的影响，这种设置反而没有清学制在此方面对传统文化所起的正向作用大。

（二）教科书内容从上文的表格可以看出，除了经学，其余的课程设置民初与清末似乎是无差别的，那么教科书的内容是否也一样或相似呢。从清政府及民初教育部资料⑤中有关课程内容的介绍得知，除了西文科目内容基本一样，其修身、国文课则差别不小。以修身课为例，二者修身课的要义是一致的，都是要使学生养成美德，只是民初修身课的美德为新时代的人的美德，而清末的则为传统美德。仿佛颇有差别，然而其实民初修身课的内容并未远离传统文化，因为二者虽属不同美德范畴，但其交集却非常大，与此同时，应该注意的是，言说方式的不同对人思维的影响，对传统情怀的涵养也是很不同的。清末修身课本以《四书》为主，兼及诵读有益风化的古诗歌，而民初则是新编教材，绝无半点古文章句。从达到美德目标所用的教材给人的厚重感上看差别亦颇不少。总之，在教育这一隅内，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以及举措可以总结为：“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般滋味在心头。”

（三）教科书的文字与板式现在再打开民国的老课本⑥，传统的气息仍然非常清晰，这得益于文字的体式与排版，这也是最直接的亲临传统的途径之一。民初政府没有在新时代的讨论中选择拼音文字，选择西方的横版排版方式，虽然他们有着强烈的革新思想，提出反传统，但最终呈现在国人中，教科书还依然是繁体字，依然是竖版，原因就在于前文所讨论的革命派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上。由以上三方面的讨论可见，民初教育政策对传统文化的影响有正向的意图，但在许多方面却不自觉地起了反向作用。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设想：在取消教育等级制，建立男女平等就学的思想基础上，如果课程的设置和内容仍与清末1903年学制相似，传统文化将会更好地传承与发展，后代若亦如此行，便不会看到我们的传统文化由暖色变为冷色调的一天。然而问题在于这种经典的设置是否就与自由、民主、平等、科学的思想相悖，是否与每一时代的新思想相悖。每一个了解传统文化的人心中想必都会有一个肯定的回答。

三、民众对社会上种。种变化的反映

上文讨论的是社会精英们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及举措，接下来看一看社会上最广大的民众，同时也是所有政策的受用者与力行者们对社会上种。种变化的反映。历史学家研究指出：“‘从清王朝镇压民众起义到他垮台之间的四十年并不是中国社会秩序大动荡的时期，而是中国社会内部发生变化的时期。’‘光绪和宣统时期中国社会最显著的变化发生在不断分化、越来越四分五裂的统治阶级内层。变化对于下层的影响则远没有那么明显’。”[1](P598)这些社会中先知先觉的一部分人对外部世界充满了好奇心，他们狂热地学习西方和日本，急切地由此希望肇始一个新的中国，却遗失了古训“过犹不及”，从而忽视了把其所学应用于中国的问题，于是便出现了这样的情况：“1905—1908年的思想战线大辩论令人奇怪地脱离了中国的生活，辩论的内容不但忽视了80%住在农村的人口，而且也脱离了城市新兴的运动。”[1](P557)无怪乎这种变化对下层的影响不那么明显了。最具代表的是关于孔子的两个例子。1912年的民初政府的教育会议中的“仪式规则审查报告”指出孔子诞日是否应和民国纪念日、地方纪念日、本校纪念日一起行祝贺式。与会人员就这一问题再三再四讨论，最终既没有废除，也没有肯定，而是将“孔子诞日”加括号，成为人们自愿选择的祝贺式。这便可看出虽然革新的口号响了几十年，但是社会上尊孔———这一代表中国人传统思想的活动，仍然有着广泛的影响。但是民国的建立，尤其是学制中普及教育、取消教育等级观念、男女平等就学的有力举措，使思想得以实践化，这无疑将使这种不明显的影响明显起来，这个时候便成了传统文化发生变色的关键时期，这便要看民初政府对它施加了怎样的作用力。通过上文的讨论，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中国传统文化并非失根于辛亥革命，或者我们不能用“失根”这样的字眼来描述传统文化，这一变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在清末就已经表现出来。我们不能将现代社会中传统文化的遗失归咎于辛亥革命，它只是加速了这浩浩洪流的进程。有人说当代社会中传统文化已经遗失，传统文化热现象不仅说明大众渴求了解传统，更说明在中国以文化大国的形象面对世界的时候，我们发现本国的文化缺失，求之切是因为失之多。可喜的是，我们至少对此有了清醒的意识。这一类人对传统文化在当代的情愫可以用庞朴先生的一句话来表达：“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代价巨大的社会实验，中国人终于懂得了一个真理，未来的陷阱原来不是在过去，倒是在对过去的不屑一顾。”[5](P254)还有人说，传统文化并未遗失，因为我们的文化传统这一精神性的东西不曾改变，中国人含蓄的个性，相对保守的观念以及特有的处世之道等等这些渗透于我们血液中的中国精神正是这一文化传统的表现。也有人认为传统文化的渐失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关键不在于这个传统文化而在于不要使文化传统丢失，这才是一国人之所以为一国人的根本。前两种观点各在其理，共同点在于皆认同传统文化对当代的重要意义。就第三种观点来说，传统文化是传承文化传统并将之发扬光大的主要途径，二者皆是中华民族的元气，它们的关系正如上帝之于基督，恰太阳之于阳光一样。在教育普及的时代，正如前文论述的那样，初等教育、中等教育中有关传统经典的课程的开设才变得越来越重要，而其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对中国人乃至其他民族、国家世界形象的塑造才变得越来越有影响力。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论文 篇五

【传统文化在现代的意义】

在鸦片战争之后的一百五十年里，中国社会经历了惊人而巨大的变革。不可避免的，中国文化也遭受了剧烈的撞击与动荡。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汇，共产主义运动的冲击与洗礼，可以说，自从鸦片战争到20世纪中后期，中国一直是多种文化厮杀的主战场。

然而，在经历了质疑，批羊，反思之后，中国文化似乎仍然处于比较尴尬的状态。现代年轻人普遍没有文化归属感，面对世界多元文化的各种冲击，我们站在路口却不知去向。

我们生活在所谓的“后现代”世界里，我们吃肯德基，我们过圣诞节，我们立场做有文化的人，但我们很少思考什么是我们自己的，此时的拥有的，真正的文化。面对这样的文化残局，选择逃避是于事无补的，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努力找到答案。要想找到答案，就必须要先搞清楚中国传统文化有什么现代意义。

提倡对人的关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精华。这一点，与我们当代社会提倡的以人为本和民主民本的理念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具有极强的时代意义。

中国礼仪文化中有很多道德的因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为国家、为民族、为整体的香水偿息奋斗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中华民族在自己的五千年文明史上，之所以能历经磨难，长兴不衰，具有强烈的民族凝聚力和坚忍不拔的民族伟力，就是因为我们民族有着一种崇高道德精神。中国传统道德历来十分重视人伦关系的道德价值，强调每个人在人伦关系中应有的道德义务。从《尚书》中提出的“五教”，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到孟子提出的“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再到《礼记？礼运》中所讲的“十义”，即“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贞、长惠、幼顺、君仁、臣忠”，都从不同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角度，规定了每个人为维护良好的人伦关系应当遵守的基本道德准则。传统人伦关系中的维护封建等级关系的糟粕无疑应当批判和剔除，但其中包含的有益因素，如能赋予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涵义，对于改善家庭与社会的人伦关系，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仍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提倡人伦价值，强调尊老爱幼、孝敬父母等美德。另外，传统文化中还对我们提出“诚信”，“仁爱”，“互助”等等道德上的要求和希望……这种注重对人的道德教化，和“以德治国”的思想，是非常值得我们今天构建精神文明所继承和发扬的。

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个核心思想就是追求和谐。“以和为贵”，“家和万事兴”，“天人合一”中国传统文化在对待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多方面关系的时候，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和谐放在了首位。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道家提出“天人和一”的思想。即把自然与人看作一个统一、平衡、和谐的整体。主张“道法自然”，即人们要顺从自然，回归自然，把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惩罚减少到最低限度，寻求人类理想的生存空间。在人际关系上，强调和谐有序，追求实现“仁者爱人”、“礼之用、和为贵”的和谐社会。和谐文化是人类世界的共同精神财富，其强大的生命力和恒久价值，我们要理解它，然后将理论和实际联系起来，真正为构建和谐文化出力。

文化是一个国家存在的基础，如果丢弃了传统文化，我们将推动的是我们自己的根和灵魂。当然，另一方面说，中国的传统文化经历了几千年的积淀，也存在一些腐朽的“毒素”，不利于社会的进步，是必须要剔除的，这就要求我们更加清醒地来了解认识我们的传统文化，取精华，去糟粕，继承一些“老祖宗”的东西，同时吸收外来的好的文化，以此来更新我们的文化，创造一种真正适合中国的文化。因此，我觉得，要想真正找到一条传统与现代兼并的属于中国的文化之路，我们首先要重视传统论，走进它，了解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