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论文的三要素（优秀4篇）

从“我思故我在”到“我分析故我在” 篇一

其实，议论文教学的最高目标并不完全在作文，而在于“作人”。西方哲人说“我思故我在”，反过来说，“我不思故我不在”。一所著名大学新闻系的课本中有这么一个论断：中国发明了火药，火药传到欧洲之后，便冲破了欧洲中世纪封建的堡垒。一位将军觉得这是笑话：你发明的火药冲破了人家的封建堡垒，你自己的封建堡垒怎么没被冲破，反而更加坚挺？这位将军当然算是有独立之思想，有自由的精神的了。但是，这还不够，还要具体分析二者的反差。这一点鲁迅在《近代木刻小引》（收录在《集外集拾遗》）中倒是说过，“中国古人所发明，而现在用以做爆竹和看风水的火药和指南针，传到欧洲，他们就应用在枪炮和航海上，给本师吃了许多亏”。

善于具体分析，不仅是作文的水平、为人的高度，而且是口语交际的素质。有的人在正规的会议上离开了事先准备的讲话稿每每就失语、不能即兴应对，问题就出在不善于现场随机具体分析，以自己超群的智慧和人格魅力赢得他人的尊重。尤其是在将不利于自己的证据（反例）转化为有利于自己的证据（正例）时，更需要思想的高度自由和生命的高度张扬。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从“我思故我在”不但可以引申出“我不思故我不在”，而且可以引出“我反思故我在”、“我分析故我在”。

议论文的结构：在具体分析中深化 篇二

“三要素”理论的缺陷还在于暗示着按论点、论据、论证的顺序展开，似乎是议论文唯一的结构模式。其实，这是一种极大的误导。从根本上说，结论不是思考的开始，而是分析的结果，是在正面证明、反面证伪的过程中得出的。经典议论文很少是先有结论再加以论证的，而是先提出问题，再加以层层具体分析，最后得出结论。真理是个过程，具体分析、论证的过程比之结论更为重要。故《过秦论》中，结论只有一句话“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而得出结论的过程则有占了文章百分之九十的篇幅，且只是提出了一个问题：“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而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却毁在一芥草民之手：“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

鲁迅的《中国人失去自信力了吗》也一样。文章就抓住“自信”加以分析：第一，不断反反复复地揭示潜在的矛盾；第二，从正面到反面，揭示矛盾是如何转化的。原来我们相信地大物博，这应该是“自信”。但分析的结果不是自信，而是“信地”。后来，日本打进东三省，又把希望寄托在“国联”，这也不是“自信”，而是“他信”。这两个层次，把分析放在自信的“自”上，都不是信自己。然后提出近来的求神拜佛，就把分析的重点放到了“信”上，连“他信”都不如，而是自“欺”。鲁迅的分析严密而深刻，用的是关键词的具体分析方法，从正面肯定轻而易举地分析出反面。以上均属质的分析。鲁迅并未罢休，接着更进一步从量的方面进行分析：这是公开的文字、表面的现象，“自欺”也并非现在的新东西，现在只不过日见其明显，笼罩了一切，也就是在量上占了“优势”罢了。然而，在这笼罩之下，我们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不过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鲁迅的结论是：“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如果鲁迅采取“三要素”的方法，先说我们中国存在着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人，举些例子，文章就没有分析的过程，也就没有活气了。

以层层具体分析达到结论，可以说是议论文活的灵魂。

对正例和反例的个体分析 篇三

“三要素”的论证原则是：根据论点选择论据。这本是形式逻辑原则，但却丢弃了形式逻辑对论据的规定：要有普遍的涵盖性，不能是“孤证”，也不能是类比性的。从辩证逻辑来看，论点是普遍的，而例证却是极其有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观点和材料不可能达到完全的统一。有限的举例并不能证明普遍原理，其所以被广泛运用，仅仅是因为例子的感性，有助于对抽象的道理的“说明”。严格说来，形式逻辑选择论据的原则本身就包含着矛盾：选择就意味着排除。选择了与论点一致的材料，就是排除了与之不一致的材料的结果，无视这样的矛盾，论证就必然是盲目的。举个通俗的例子，面前有一群人，有男人也有女人。如果论点是全都是男人，可以把女人排除，把男人一个一个排列出来；如果论点是全都是女人，也可以把男人排除，把女人一个一个排列出来。不管排列多少，也不可能证明这群人全部是男人或者女人。这种连形式逻辑都不及格的方法，居然堂而皇之地写到中学课本甚至大学教材中去了！

语言学大师王力先生早就批判过这种方法。他在《谈谈写论文》中这样说：“搞研究工作，最忌的是先有结论，然后找例证，这是很有害的……凡是先立结论，然后去找例证，往往都靠不住。因为你往往是主观的，找一些为你所用的例证，不为你所用就不要，那自然就错误了。”在英国哲学家罗素看来，这无异于“自我蒙蔽”，属于应该避免的“愚蠢的见识”：

对于那些容易助长你狂妄自大的意见尤宜提防。不论男人或女人，大多都坚信男性或女性特别优越。双方都有不可胜数的证据。如果你自己是男性，你可以指出大多数诗人和科学家都是男子；如果→www.paomian.net←你是女性，你可以用大多数罪犯也都是男子来反唇相讥。

不言而喻，要对任何问题作严肃的论证，不但不能排除与论点不一致的反例，而是要十分珍惜。自然科学理论（科学学）学者波普尔将之上升为理论：反例高于正例，证伪高于证明。比如，有一个经典命题：一切天鹅都是白的。可以举出例子，中国人看到天鹅是白的，外国人看到天鹅是白的；古代人看到天鹅是白的，当代人看到天鹅是白的。这是否就能证明一切天鹅是白的呢？不能。只要有人发现一只天鹅是黑的，就被证伪了。因为一切就是无穷大、无限，而所举的例子则是有限的。可以用数学方法计算其正确的机率：一切，无穷大，是分母；而例证，有限，是分子。有限加有限，加到n次还是有限，相对于无穷大分母，机率等于零，这个命题就被证伪了，而其结论“并不是一切天鹅都是白的”，则肯定是对的。这就说明，证伪高于举例证明。“三要素”的所谓“证明”，只能“说明”已有的理念，而“证伪”却可以对现成的理念有所突破。严肃的论证应该是把证明和证伪结合起来，在寻找白天鹅的同时寻找黑天鹅。对白天鹅与黑天鹅的矛盾进行质的和量的分析，这就不但是分析论据，而且分析论点，突破了旧论点，创造了新论点。

创新的论点不是用与论点相一致的例证确立的，而是从正例与反例中具体分析出来，并逐步得以深化的。在灵活驾驭反例方面，苏洵的《六国论》表现得最为典型。针对世俗之见（认为六国之灭是战败于秦），他提出，恰恰相反，是不敢战而败：表面上六国是战而败，但事实上却是“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在强敌面前，不敢战，总是割地求和，虽然得到一时的平安，但是，却在整体力量对比上，削弱了自己。“破灭之道也”，种下了失败的种子。

文章的精彩，不仅仅在论点精辟，而且在于主动提出对论敌有利的论据，然后加以分析，使之转化为有利于自己的论点。苏洵提出的第一个反例是：“六国互丧，率赂秦耶？”六个国家并不是每一个都割地求和的。他的分析是“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不求和的，因为别人求和了，失却了强大的同盟军。这就造成了奇怪的后果，对方奉送的和战胜获得的相比达到“百倍”。接着分析第二个反例：“齐人未尝赂秦，终继五国迁灭，何哉？”齐国并未向秦国割地求和，不也是灭亡了吗？苏洵的回答是：“与嬴而不助五国也。王国既丧，齐亦不免矣”，因为五国在被侵凌的时候，齐国见死不救，等到五国都垮台了，齐国也就不能自保了。第三个反例是：“燕、赵之君，始有远略，能守其土，义不赂秦。……至丹以荆卿为计，始速祸焉。”燕赵两国敢于和秦国抗衡，最后不是也灭亡了吗？苏洵的回答是：“赵尝五战于秦，二败而三胜。后秦击赵者再，李牧连却之。”小国屡屡战胜大国，这是确凿的事实。可惜的是，赵国把李牧将军诛杀了。这个事实恰恰说明，不是战而败，而是敢战的战略不能坚持（“惜其用武而不终也”）。大国灭亡得快，燕赵是小国，最后才灭亡，更说明敢战之败优于不敢战之败。

从三个层次驳斥了论敌，文章本来就可以结束了。但是，光有破，没有立，文章毕竟不够饱满，最后，苏洵乘势直下，从正面发展出自己的延伸论点：“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如果不是把物质财富拿来讨好侵略者，而是用在厚待人才，则秦人就吓得吃不下饭了，统一中国的就可能不是秦国了。

对论点的具体分析 篇四

“三要素”最大的缺点就是把预设的论点绝对化，不加任何反思。这是非常危险的。一切事物和观念都是复杂的，由多元的内部、外部矛盾构成，而论点则往往是一个简单的论断，充其量也仅仅是多元中的一元。其狭隘性在一些被视为民族智慧的结晶的格言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如人定胜天、有志者事竟成、知足常乐、笨鸟先飞、慢工出细活、大河有水小河满等，其实它们都是片面的——人就不能战胜天体运行的规律，在地壳漂移和释放能量的地震中，人是像蝼蚁一样渺小的；光是有志而事不成者比比皆是；知足了，不思进取，就不能常乐；笨鸟后飞更是常见；手工业产品比不上电子计算机程序控制的效率和精确；大河有水小河满恰恰是把事情讲颠倒了，事实上大河都是从小河（支流）汇聚起来的，更科学的道理是小河有水大河满。立论要求明确，故往往概括一种简明的概念或者判断；而概念或判断越是鲜明，就容易简单化、片面化。片面性的反面是全面性，粗浅地说，就是正面和反面。立论的起码要求乃是全面。对于可能隐含着片面的论断，哪怕是天经地义的、不言而喻的、众所周知的论点，都不能不假思索地追随，而是要加以全面的分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立论的基本信念，就是：一切命题都是可以分析的，在一切命题的背后都可以分析出反命题来。

分析的前提，就是提出问题。不提出问题，只能人云亦云，就不可能有自己的论点。要提出问题，就要反思，从人所共知的常识到天经地义的权威，从正面肯定到反面否定，冷峻地审视其间隐藏着的矛盾。有了反思，有了对立面，分析才有切入口。周敦颐的《爱莲说》，“出污泥而不染”得到普遍的赞叹，分析性思维则拒绝被动地追随，而是向相反的方面联系：“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当然，这并不要求你知道这是出自晋？傅玄《太子少傅箴》，原文为：“故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声和则响清，形正则影直。”）。李白的“天生有才必有用”固然是千古名句，但李白的坎坷遭遇恰恰说明，天才并没有得到重用。

议论文教学理论强调立论新颖，要有个性，要有突破，但大多变成了老生常谈，原因就在于：按“三要素”以论点为纲的理论，对共识性的、权威性的观点只能是无条件地盲从。就是备受瞩目的高考作文命题在这方面也每每有误导。汶川地震那年，四川高考的作文题是“坚强”，完全忽略了救灾不但须要意志的坚定性，而且还要严密的科学性。2012年某省的作文题有这样一段提示：“手：伸出是温暖的服务，摊开是放飞的想象，张大是创造的力量，捧起是收获的快乐……”这四项提示具有同类的性质：都是奉献的、向上的、创造的、欢乐的。很明显，这样单向的诱导事实上成了“透明的牢笼”，学生只能做片面的、被动的追随。其实，只要有起码的反思，就不难发现，“手”在汉字中还有种种与之异质的联想：词汇中有“杀手”、“凶手”、“黑手”、“毒手”，成语里有“心狠手辣”、“一手遮天”、“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歇后语中有“棺材里伸手——死要钱”，等等。

有了矛盾就可以对论点进行分析，就不难提出自己独立、新颖、突破性的见解了。比如，为什么会出现“出污泥而不染”和“近墨者黑”的矛盾呢？主体本身的条件就是决定性的了。同样为安禄山俘虏，王维接受了伪官，可以说是“污染”了；而杜甫却出逃了，可以说是“不染”了。李白无疑是有天才的，他的才华成就了中国古典诗歌辉煌的丰碑，然而在政治理性和实践方面却一味空谈，即使进入最高权力圈子，也是一事无成，最后又投错了门路，弄得身陷囹圄。这说明他在政治上并不是天才，只能当个花瓶，连庸才的建树都没有。

从科学发展来说，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没有提出问题的能力，从议论文来说，也就是没有根本意义上的议论能力，就不能不为陈腐观念所束缚、所蒙蔽，思想就活不起来。比如“对牛弹琴”一词，历来的共识是讽刺牛的愚蠢的。其典故出自汉朝牟融的《理惑论》，一个叫做公明仪的人，对牛弹奏高雅的“清角之操”，而牛却兀自吃草，不为所动。牟融的结论是：“非牛不闻，不合其耳矣。”要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的立论，就要提出问题。这本来不一定绝对是讽刺牛的，也蕴含着讽喻这个弹“清角之操”的高人雅士——明知牛不可能有音乐感，为什么还傻傻地去对牛弹高雅的乐曲呢？又如《列子？天瑞》篇中有杞人忧天的故事（“忧天地崩坠，身无所寄，废寝食者”），本来是讽刺性的：忧虑天掉下来、地坠下去，烦恼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完全是自寻烦恼、自我折磨。上千年来没有一个人对之提出问题，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有位天体物理学家指出，在这个荒谬的故事中包含着非常深刻的道理：日月星辰，挂在天上，有什么力量使得它们不掉下来？从天体物理学来说，这个问题非常深刻，直到牛顿发现万有引力，才回答了这个问题。

立论的生命不是对论点被动的追随，而是让论点在具体分析的过程中得以深化。对论点中包含的矛盾的分析，就是文章思路展开的过程。如韩愈的《师说》：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韩愈提出了“师者，传道受（授）业解惑”的论点，但他并没有停留于此，而是以之为准，选择与之相符的论据，分析“惑”和“解”的矛盾：欲“解”而不能自得（非生而知之），则必从师。韩愈展示从师的'矛盾在于：第一，与年龄矛盾（生于吾前者与生于吾后者）；第二，是地位贵贱的矛盾。韩愈的结论是，年龄贵贱都无所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这就在矛盾的分析中把核心观念深化了。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王栋生老师在作文课上，给学生出了一个题目：“滴水穿石”的启示。题目的矛盾很突出：水是软的，石头是硬的，软水克硬石的条件是什么？学生最初得出的论点是：持之以恒。王老师让学生再想想：还有什么条件造成了矛盾的转化？学生提出了“目标不变”。这样的分析就比通常的认识深化了一步。我以为，还可以继续分析下去：在一般空间如此，但是，在特殊的溶洞里可能产生相反的结果，那就是水滴不但石不穿，相反长出石笋来。

独特的、创新的论点，是在具体分析的过程中层层衍生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