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韩非子散文的语言风格作文4700字

ズ非，又称韩非子（约公元前280年~前233年），战国晚期韩国（主要区域在河南省）人，著名法学家。他的文学功底深厚，为后世留下了大量名言、名著。以文学论，他和孟子、庄了、荀子相媲美，堪称战国文学四大家之一。郭沫若说“孟文的犀利，庄文的姿肆，荀文的浑厚，韩文的峻峭，单拿文章来讲，实在是各有千秋”（《十批判书•荀子的批判》。韩非子的语言风格真可谓是独树一帜。

ヒ徊孔髌返奈恼路绺窕蛴镅苑绺瘢是其作者的人格体现，直接的或间接的体现。由于风格是一种复杂得到了难以分程度的事象，且被认为是无意识的产物，是一种很难模仿的东西，因此，它常被排除于论理术的研究范围之外。因为对于后者，人们总是抱有一种偏见，似乎它纯属技巧领域，是小道，是可以任意学习并通过刻苦努力达到登峰造极的圆满境地的。

テ涫翟虿蝗弧Ｎ奶宸绺袷谴有某种生物属性的东西。它不是可以任意创造的，它只能从作者的天性中生成起来。法国作家蒲丰曾强调指出：“风格就是人。”因为“我只有构成我的精神个体性的形式。”所谓“精神个体性的形式”，在这里已经具象为作品的风格。而“精神个体性”，按我们的理解，则指风格藉以形成的特殊的思想感情。显然，不会有一种和作家的思想感情全无关系的“表现形式”（文体风格）。我们完全可以找到成批量的事例，指出历史上一切具有独创性的思想家，尽管他们并非狭义的文体学家，但是总能出人意外却又无一例外地开辟出一种独特的文章风格或语言风格。这是为什么呢？

パ细窠怖矗这些风格并非有意识创造出来的；它们只是那些有创造性的思想家们在极力表达其思想感情和生活感受时，于不期然中流露出来，构成打动人心的力量。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说，风格，已经构成论理术的一个方域。尽管它对作者而言也许属于无意识的产物，但却直接左右着读者的意识，因此，它应该成为我们的研究对象。

ヒ恢中碌乃枷胍求有一种新的语言风格、乃至某种新的文体来表述它，以强化它的特点。文章的语言格、文体与文章的思想倾向之间，从此有了亲缘关系，它们共同构成作品的总风格。所以，深入地探讨风格，还有助于对思想家的内在精神倾向作出透彻的理解，有助于摆脱烦琐的章句之学的束缚，以更准确地把握思想的实质并深入体察其原始感情，从而真正寻清作者到底说的是什么，以及为什么这样说。

ァ逗非子》文章的语言风格，在先秦诸子散文中堪称独树一帜。它既不同于《论语》的安详裕如、谆谆教诲，《墨子》的平直枯板、喋喋不休，《孟子》的舒长迂回、滔滔雄辩；也不同于《老子》的精妙简赅、辞意深奥，《庄子》的荒唐无涯、汪洋恣肆。然而上述作品的风格和它都有不同程度的关联，这不能简单一归结为“影响”，而是文化背景使之然。当然，如果局限起来看，作品之间的影响也不可谓全无。如《墨子》不仅在思想上对韩非影响甚巨，而且也是先秦时代较早出现的专门化的政论文体，在文章的写作上对《韩非子》有潜在的示范性，主要表现为爱用逻辑推理、论辩时紧紧抓住一个题目不放。因此，二者的思想结果无不过激。对《韩非子》论理术更为直接的影响则来自《荀子》，还有《申子》、《慎子》、《商君书》等术、势、法家前辈们的作品，这与其思想来源的背景大体上是一致的。

プ艿目蠢矗我以为《韩非子》的文体在风格上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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ズ非作为战国末年法家的集大成者，还有面对社会现实、迎接生活考验的勇气。他的理论是从对社会现象的细致观察中，通过缜密的归纳法建立起来的，具有批判精神，这是其理论中有活力的一面。这些健康的因素，再加上作者所具有的较深厚的逻辑修养和较精细心理观察力，使其文体在风格上体现出严谨、缜密、犀利、雄辩等特点。在《说难》篇中，尤其以《论》部为然。

ァ胺菜抵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之难也，又非吾辩之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敢横佚而能尽之之难也，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

ノ恼缕鹗贾苯冶咎猓但却采取了极富特色的迂回路线，首先排除了常人认为最有碍于游说的三个障碍：一、知识不足，缺少谈资；二，辞不达义；三，态度上不够自如。然后，趁读者尚未从正常的迷惑与疑虑中清醒过来，揭题之笔就点破了主题：“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说明心理观察和因势利导才是游说成功的关键所在。因为，说的对象不仅是客体，而且是主体，是形形色色且又变化多端，这使同一的说辞无所适从。

ト个“不可不察”，一步近似地申说心理观察的重要性：一，“所说出于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厚利；则见下节而遇卑贱，必弃远矣”。二，“所说出于厚利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见无心而远事情，必不收矣。”三，所说阴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阳收其身而实疏之，说之以厚利，则阴用其言显弃其身矣。

プ酃鄞私冢构造何其严谨，论辩何其犀利。最后一句“此不可不察也”上应第一句“凡说之难”；三个“非吾”连应三个“所说”。全段以“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为主轴。其余几个句子用以环拱、突出它，而九个句子所构成的全段，又是《说难》全文的重心。这就在迂回中见出了严谨、缜密。

ネ下，从“夫事以密成，语以泄败”到“此说之成也”，用了近七百字，详细论证并发挥了“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这一核心思想，经细致入微的心理分析和对人情的无私洞察使人惊讶。说来有条不紊，序列井然。这也体现了当时还保有自由身份（非依附关系）的社会活动家们对社会问题的关心和敢于直面现实的作风。从第一大段论“说之难”到第二大段论“说之成”；在曲折的迂回中便没有失落它的核心思想，反而有效地突出了“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这种风格非常有利于作者的思想展开。

コ《说难》外，《难势》以及《难一》、《难二》、《难三》、《难四》也都名以严谨、缜密、犀利、透彻而耸人听闻。如前所述，这与驳论的性质直接有关。驳论要求严密的逻辑性和尖锐的批判性，这一切都对风格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此外，辩难的进行，还使文章具有一定的波澜，也有利于作者思想的进一步展开。

ザ、变化整齐的排比

ズ非以前各家的文章，很少运用排比句。《孟子》、《庄子》、《荀子》中的大多数文章，都以单笔为主，只有《老子》一书，较多地运用排比句式，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徽。但《老子》中的排比句式大都属于“言对”、“正对”一类，变化不多。不像《韩非子》中的排比句，整齐而又善于变化。并且，“事对”和“反对”一类的句式在《韩非子》中也多起来了。如《观行》第一段：

ス湃酥短于自见，故以镜观面；智短于自知，故以道正已。故镜无见疵之罪，道无明过之怒。目失镜，则无以正须眉；身失道，则无以知迷惑。西门豹之性急，故佩韦以缓已；董安于之心缓，故佩弦以自急。故以有余补不足，以长续短之谓明主。

フ段都是排比句。开头四句是顺叙，接着六句是逆转，再下四句是举例，最后一句则是总结性的点题文字，寥寥数笔，就已显得波澜起伏，不像前此各家间或出现的那样排比句，只是一气直下仅以句子整齐为能事。这段文字中的“西门豹”和“董安于”四句，既是漂亮的“事对”，又是完美的“反对”，极富于艺术魅力，这是因为：“凡偶辞胸臆，言对所以为易也，征人之学，事对所以为难也；幽显同志，反对所以为优也，并贵共心，正对所以为劣也。”（《文心雕龙•丽辞》）正因为韩非使用了“反对”“事对”一类的排比句式，文章显得腾挪跌宕、摇曳多姿。

ト、生动形象的比喻

ズ非和其他诸子一样，还喜欢把比喻作为文章的有机组成部分。先秦诸子都是哲学家，他们奔走四方大力宣传自己的理论主张，为把自己所构拟的理论表达清楚，必须注意运用譬喻。《荀子•非相》云：“谈说之术”，“分别以喻之，譬称以明之”；《墨子•小取》把“辟、侔、援、推”四种论辩术中的“辟（譬）”列于首位，足见“比喻”在他们的宣传活动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同时，哲学论文巧用比喻，则可取得深入浅出的妙处。如《孟子•离娄上》云：“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说理适辟，形象生动。《荀子•劝学》比喻层出不穷，而且文彩斐然，如“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一段，几乎都用精辟的比喻组成，令人目不暇接。庄子更是比喻大家，他连用几个故事说明一个道理，如《养生主》开头一段，乃全文的主旨所在，后面连用五个“喻”作例证。可以说，他们都是巧用比喻的妙手。但刘勰为何不称道他们，而却说“韩非著博喻之富”呢？这是因为，《墨子》《孟子》《荀子》的比喻一般还停留在“以其所知论理其所不知”的阶段，《庄子》的比喻，是那些奇特怪异甚至是生活中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带有玄妙的色彩。而韩非所用的比喻，是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出人意料而又在情理之中，特别生动有力，形象逼真。如《观行》中以“乌获轻千钧而重其身”、“离朱易百步而难眉睫”喻人的能力不可避免地有局限。这比喻，既合情合理又异想天开。试问，世上有谁能抓住自己的头发而把自己提起来？用它说明问题，倍觉新鲜可喜。又如《说难》的结尾处：“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也骑也；然而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有婴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这个比喻，把抽象说理化而成为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形象，这一喻，有画龙点晴之妙。再如《奸劫弑臣》说：“我以清廉事上而求安，若无规矩而欲为方圆也，必不几矣；若以守法不朋党治官而求安，是犹以足搔顶也，愈不几也。”这“以足搔顶”一喻，以拙为巧，别有奇趣，简直有些想入非非。这些地方，足见出韩非文章中的比喻和其他诸子的不同，也可看出它和后代士大夫文人道貌岸然的作风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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ズ非和其他诸子一样，还好用寓言故事来增强文章的说服力和生动性。如《说林》、《难一》、《难二》、《难三》、《难四》等篇都是用寓言故事组织成文，韩非还创造了“寓言群”的体制。内外《储说》六篇，都是结构严整的“寓言群”。其中的两百多则故事，被组织为六个大群和三十三个小群。如《内储说上》便是一个大的寓言群，说明君主驾驭臣下的七种权术。再按这七种权术，分为七个小的寓言群。每小群有故事几则到十几则，共有故事四十六则。这种形式，在其他诸子中是很难找得到的。它不仅影响了后来的寓言书，而且也影响了类书。在他的寓言中，当时社会上的各种人物都得到生动的刻划，如神医扁鹊（《喻老》）、玉匠和氏（《和氏》）、嬖臣弥子瑕（《说难》）、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内储说上》）、守株待兔的宋人（《五蠹》）等等。这些寓言，多取材于历史故事或日常生活，虽也有些神话传说，但不像《庄子》中的寓言那样恢诡谲怪，瑰丽奇特，已经超脱于生活基础，而是过去发生过的某一具体事实，如《喻老》中的“宋人献人”故事。见之于《左传》襄公十五年，可知这是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一桩具体事情。《韩非子》中多有这类情况，其中很多故事可作为史料运用。这些寓言故事一旦进入韩非的笔端，则成为他文章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其意不在刻划寓言形象，而是通过这些形象来巧妙地论证抽象的道理，使说理形象化。这种表现方法，有点类似于战国策士运用寓言故事进行论辩的手段。这些寓言，讲究用词的准确，适合于韩非散文那种“峻刻挺拔”的特色。

ズ非是文章的妙手，是善于说理的专家。他的散文，明切肯定，笔锋犀利，词旨严峻、论事入髓，不入俗脱，不仅是哲学著作，而且也是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成为后世政论文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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