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记叙文【3篇】

复杂记叙文整体上仍以记叙、描写为主，但某些地方必须将叙述抒情融合为一体。可以写实，也可以虚构。材料更丰富，手法更多样，思考更深刻。泡面作文的小编精心为您带来了复杂记叙文【3篇】，希望同学们阅读之后能够文思泉涌。

复杂记叙文 篇一

关键词： 《喧哗与骚动》 复调性 后现代 叙事策略

巴赫金认为复调小说是一种“多声部性”的小说，“全面对话”的小说，其突出特点是“每一个叙述人都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每一个声音各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处于彼此交锋、对话和争论之中”。[1]这种特征在后现代小说中表现十分突出，其主要凸显在对人物内心真实的分裂状态的表现方面。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的代表作《喧哗与骚动》是一部关于美国南方小镇的一个曾经显赫的世家一步步走向没落的小说。从叙事艺术的角度观照，这是一部具有明显复调特征的小说。这部作品广泛运用了多角度叙述、意识流、并置、神化模式等新小说叙事手法，[2]尤其在主题、人物形象和叙事结构方面采用复调性叙述策略，使作品带有后现代小说的色彩。

1.对同一主题的多视角叙述

《喧哗与骚动》的复调性叙事策略首先表现在对同一主题的多视角叙述上。有别于传统小说，这部作品由四个叙述者从四个不同角度叙述同一主题的故事——康普生这个曾经显赫的南方世家的没落。

作品的奇特之处在于故事的第一个叙述者班吉是一个。故事开始时他实际上已33岁，智力却相当于3岁孩童的水平。他虽然在人间已度过了33年，经历和见证了家里发生的许多事情，但由于智力因素，他对这些经历和事情只有模糊的印象和记忆。因此，以班吉的视角叙述的故事显得杂乱无章，了无头绪，是“痴人说梦”。班吉对家族过去的显赫并不清楚，也感觉不到这个家族正在一天天走向败落。文本通过班吉的心理感受、情绪反应和呓语，隐隐约约地透露出了关于这个家族的过去和现在的零零碎碎的信息。这些零碎的信息虽杂乱无章却内涵丰富，极具隐喻色彩。在叙事艺术上，这一章主要是把一个“”的意识流拼贴在了一起，是“一种赋格曲式的排列与组合，由所见所闻所嗅到的与行动组成，它有许多没有意义，但是拼在一起就成了某种十字花刺绣般的图形”[3]。作品通过班吉的视角叙述的康普生家族的零零碎碎的信息片段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这个家族必然走向败落的命运。

接着班吉的叙述，昆丁从不同角度，以完全不同的声音叙述了康普生家的故事，用与班吉不同的叙述语气展现了以康普生家为代表的南方传统价值观的没落。与班吉不同，昆丁对康普生家族的走向衰败怀着复杂而深切的痛苦情感。昆丁是哈佛大学的高才生，是一个在理智和情感方面对人和事都具有正常评价能力的人。他是康普生家族的骄傲和希望，担负重振家业的责任。他自己时刻感受到这一责任的重大，但又深感力不从心，无力负担。他的思想深受其父亲的影响，对家族及家族成员情感复杂，想得很多，像哈姆雷特一样经受着身心的煎熬和折磨。昆丁作为衰败的南方庄园主阶级的最后代表，是一个悲剧性人物，强烈的没落感使他抑郁而伤感。昆丁的这种性格及他的生存处境从另一个侧面表现了康普生家族的不可避免的没落命运，其性格和命运的悲剧鲜明地表征了家族走向没落的悲剧命运。

作品在对同一主题的故事经过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物叙述之后，又由家族的次子杰生叙述。杰生是家族蜕变中顺应潮流的一个平庸而又自私自利的实利主义者。他自我感觉良好，心怀发迹野心，但在现实生活中却碌碌无为，一事无成。他对家族满怀怨恨，对自己的前途也非常绝望。他抱怨父母为了送昆丁去上哈佛大学而不得不变卖家产，抱怨父母对自己不公，抱怨自己没有得到应得的家产。杰生的抱怨从侧面反映了康普生家靠变卖家产度日的窘况和日趋没落的生存状态。

作品最后，老保姆迪尔西作为第四个叙述者以不同的视角和语气补充叙述了这个家族的故事。作为这个家族忠实的仆人，迪尔西的叙述明显不同于其他人的叙述。迪尔西在品格和情感方面与康普生家还活着的人完全不同。她是善良、虔诚和希望的代表，是腐朽没落的康普生家族的一线光明，是福克纳“人性的复活”的理想。她的美好的人性反衬出了康普生家族的穷途末路。她的叙述交代了康普生家族的第三代——小昆丁的遭遇和命运，小昆丁的私奔象征着康普生家的彻底败落。

小说以康普生家族的没落为主题，让家族的四个人物对这个族的过去与现在进行了各自不同而又相互呼应的叙述和评说，站在各自的立场上对康普生家族的是是非非作出了评判。从叙事学的视角看，这四种叙述声音、四种价值评价是四个叙述者各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进行的，四个叙述者都是平等的。这种多视角对同一主题的叙事策略使小说的主题呈现出鲜明的后现代小说的复调性“不确定”特色。

2.对凯蒂形象的多角度叙述

除了对主题的多视角叙述外，作品在对凯蒂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也用了多角度聚焦的复调性叙事策略。凯蒂在作品中虽然没有充当叙述者，但她是小说叙事的焦点，是这部作品真正的主人公。这一中心人物的故事不是由作者直接叙述的，而是通过几个不同叙述人的对位叙述展现出来的。这种叙事策略使这一人物形象表现出突出的复调色彩。

在班吉的叙述中，少年时期的凯蒂占据了很重的分量。在班吉的意识中凯蒂是一个善良而富有耐心和爱心的形象，是匮乏的母爱的补偿。班吉视角中的凯蒂形象是以意识流的形式，把在不同时空中的零碎印象拼合在了一起。首先是“现在”，即在班吉33岁的生日那天，全家只有凯蒂还记着他的生日，用自己的钱给他买生日蛋糕，张罗着给他过生日。这是对往昔岁月的留恋和回顾，是班吉对凯蒂的美好记忆的呈现。其次是“过去”，作品重点描写了班吉的三次“哭闹”场景：一次发生在班吉改名的晚上，班吉明显感觉到了母亲对自己的厌恶，于是哭闹不止，而凯蒂却充当了母亲的角色，对班吉充满了怜惜和爱护；另一次是在凯蒂失贞的晚上，班吉没有嗅到凯蒂身上象征着纯洁的树香味，内心痛苦，因此大吵大闹；还有一次发生在凯蒂婚礼那天，班吉隐约感到将永远失去关心、疼爱自己的姐姐，便大吼起来。作品把“现在”的时空和“过去”的时空交错，通过描写班吉哭闹的场景，表现出班吉对现实生活的感受是痛苦的，具有强烈的排斥情绪，意识不愿回到现实中。他的情感总是停留在充满凯蒂之爱的过去。作品把班吉无法言表的意识碎片拼贴在一起，呈现出他对凯蒂的依赖情感，反衬出凯蒂性格中美好的一面。

凯蒂在昆丁的视野里又呈现出不同的一面，主要是少女到成年期的凯蒂。昆丁和凯蒂在一个缺少爱的不正常的家庭环境中长大，他们的父母都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兄妹俩从小缺乏来自家庭的关爱，相依为命，这使他们之间萌发了的感情。但是随着身心的成熟，正值青春期的凯蒂选择了寻找别的异性填补情感上的匮乏，而昆丁却依然沉溺在这种不伦之恋的罪恶感情里不能自拔。伴随着凯蒂的失贞和婚礼，昆丁最终精神崩溃，走向了自我毁灭的悲剧。昆丁用一双充满嫉妒和痛苦的眼睛绝望地审视着凯蒂，呈现出一个既充满女性魅力和母性牺牲精神，又散发着女性原罪的诱惑的形象。昆丁的视野印证了班吉视野中凯蒂善良和母性的形象，同时完善了凯蒂充满魅力的青春女性形象。

以杰生的视角叙述的凯蒂突出了人物的另一侧面。福克纳曾说：“杰生纯粹是恶的代表。”[3]杰生的意识里之所以出现凯蒂，并非因为他对凯蒂充满感情，而是因为他对凯蒂满怀怨恨。凯蒂的出格行为使他丢掉了银行的差事，他为此一直耿耿于怀，非常仇视凯蒂，于是他把对凯蒂的恨转嫁到了凯蒂的女儿小昆丁身上。他的心中没有爱，只有仇恨，甚至仇恨身边的一切。杰生叙述的凯蒂既有为他人着想、富有牺牲精神的一面，又有对自私自利的“恶”的仇恨。所以，杰生的叙述所反衬出的凯蒂是一个爱憎鲜明的形象。

小说通过几个不同叙述者各自独立平行，又彼此呼应的叙述，塑造了一个“多面”的凯蒂形象。他们各自对凯蒂的评价只是勾勒了凯蒂形象的一个侧面，单独拿出来都不足以展现她的全貌，只有几个不同的侧面叠合在一起才能构成成凯蒂的完满形象。这样，由于作品在塑造人物形象时采用复调性的叙事策略，使得作为小说的中心人物的凯蒂具有“不确定性”。

3.对同一故事的并置性叙事结构

《喧哗与骚动》对结构的安排极具匠心，超越了传统小说的“线型”叙事，采用复调性的并置叙事结构。西方传统的小说的叙述视角主要有两种，或者用作家“全能角度”叙述，或者用书中主人公自述的口吻叙述。《喧哗与骚动》的叙事超越了这一传统，把同一个故事让几个人物作为叙述者从不同的视角、用不同的声音各自叙述了一遍，各部分之间是一种对位关系，即不同的声音各自不同地唱着同一个题目，形成了巴赫金所说的“多声部”的复调性叙事结构。作者同时安排了四个叙述者讲述故事，先让班吉兄弟各自叙述同一故事，之后又让迪尔西用“全能角度”补充讲述剩下的故事。在小说出版15年之后，作者又增加了一个附录，对康普生家的故事作了进一步的补充。

小说的各章都是以具体的某一天的时间来命名的。由班吉叙述的一章发生的时间是“1928年4月7日”，小说通过“”班吉混乱的叙述隐约再现了康普生家孩子们的童年生活，与现在形成对比，从而渲染了康普生家族弥漫的颓败气氛。昆丁叙述的一章发生在“1910年6月2日”这一天，作品叙述了昆丁在当天的活动和所见所闻，重点通过他的心里活动表现凯蒂的沉沦与昆丁的绝望之情。由杰生叙述的部分发生在“1928年4月6日”，写杰生当家后康普生家的日趋败落的境况。小说的第四章的时间是在“1928年4月8日”，由迪尔西叙述完成，补充交代了杰生的狂怒与无奈，小昆丁的私奔等，为康普生家族的衰败唱了一曲挽歌。这样，小说的结构按照叙述的时间顺序排列，分别是：1928年4月7日；1910年6月2日；1928年4月6日；1928年4月8日。小说显然打乱了四个叙述者出场的时间顺序，造成了时序倒错。

因此，“这本小说有坚实的四个乐章的交响乐结构”[4]，加上最后的附录，小说在结构上把五个板块平行地并置在了一起，“这五个部分像五片颜色、大小不同的玻璃图，杂沓地放在一起，从而构成了一幅由单色与复色拼成的绚烂的图案”。[3]作品在叙事上呈现出了突出的后现代小说的风格。

作为20世纪伟大的实验主义小说家，福克纳在《喧哗与骚动》中以一贯的实验创新精神，在作品的主题、人物形象、叙事结构等方面创造性地运用了后现代复调性叙事策略，从而使这部作品成了一部复调的变奏曲，构成了一个立体化的文本世界，产生了无穷的文学意蕴。

参考文献：

[1]巴赫金著。白春仁，顾亚铃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北京：三联书店，1988.

[2]肖明翰。威廉·福克纳：骚动的灵魂[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3]威廉·福克纳。李文俊译。喧哗与骚动[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

复杂记叙文 篇二

《语文课程标准》在“课程的基本理念”里提出：可以按照具体条件和教学的需求，根据教师的教学个性和业务特长“有选择地、创造性地设计和实施课程，开发利用各方面的课程资源”。于是，笔者依据《中学语文教学大纲》的有关规定，对记叙文进行科学定位，确定高中阶段记叙文的训练目标和依据。笔者认为，复杂记叙文的写作，是高中语文的基本要求之一，是高一阶段作文训练的目标和重点。它既来源于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蓬勃发展的现实社会对于未来建设者的要求，又符合学生的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的实际。但是实际的作文教学过程往往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许多学生没有写作素材，或心中的“复杂事件”写不复杂。只会单调地叙述过程，不能表达自己的愿望或不知怎样表述自己的愿望。还有，对自己的感受、见解只能意会，不能言传。手忙脚乱，无所适从。最终的结果不是把文章写成“剪不断，理还乱”的流水账，就是东拼西凑。

创造性写作是世界各国作文教学近年来共同关注的一个话题。以美国为例，写作学家威廉·W·韦斯特认为，创造性有三个方面的标准：真诚、有感情和富有独创性。真诚要求内容真实，不说假话；有感情是要写出个性，所写内容确实是引发心灵火花的人和事；独创性指要求处理材料时，要选用生动形象、能吸引人的形式来表达。实际教学中，笔者首先明确了中学生作文训练中记叙文和文学创作的相异之处。记叙文不同于文学中记事写人的散文小说之类。从初高中阶段记叙文的教材可以看出，记叙文泛指一般写人、记事、状物的文章，是以记载作者在生活中所见所闻，所经历接触过的人事、景物为主的文章，是经过作者加工了的生活记录。其作用是侧重通过对所写对象的具体叙述、描写，给读者以真实、具体而且生动的印象，使读者受到教育、启示、感染。最基本的特点是“实”，在此基础上，为着写作的需要，允许有合理的剪裁和适当的结构调整。因而，真实是记叙文的第一要素，而不应是曾经过分强调的写作技巧、结构和表达等形式方面的特征。

因此，就有必要给记叙文的真实性要求下一个准确的定位。要使记叙文写得真实，首先必须考察学生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它涉及如下方面。（一）生活环境实际。高中生是一个较大范围分布的社会群体。从地域上讲，有城市和乡镇之分；就大多数乡镇讲，又有新兴城镇和边远村落之分；而每一个村镇之中，各个家庭各具特点：富裕与穷困，和睦与矛盾，联系多少等等，不一而足。复杂细致的分布，对学生造成的影响不可能完全一样。（二）年龄阶段实际。高中生年龄大多在16-18岁，生活视角由单一向多元，由表面向纵深，这是共同的趋势，而形象思维渐趋成熟、完善。发展态势缓慢；逻辑思维作为一种新的方式，持续增强而且稳步发展，但有时也显得片面且稚嫩。（三）个人特点实际。每个学生的个性各不相同，对于文字表达的情感态度也不尽一致。有的娴静，喜欢写静柔娴淑的文章；有的富于激情，喜欢写幻想夸张的文章；有的继续保持形象思维的优势，记叙、抒情的水平很高，但缺乏对事件的总体评价能力。

所以笔者在进行记叙文教学时，注重引导学生关注现实，参与社会，面向未来。意在通过生活事实转变学生的认识态度和个人行为以适应社会规范。高一新生入学时作《匆匆走过的三年》；针对高中生活设计《我能行吗》；面对新的老师、同学写《我们不再陌生》；以个人生活中的特定故事、共同心理感受作《感动》《琐忆》。命题时注重创造性，即在保持学生共性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学生的个性。同时，鼓励学生借助课本、课外读物体会文章的材料选择。

高中阶段，记叙文教学的另一个难点是“复杂”。笔者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思考，明确认为，所谓复杂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方面是内容的复杂性或是发生在一个人物身上，时间漫长，地点多变的题材，如《林黛玉进贾府》；或是同一时间，发生在不同地点的事件；或是同一地点，发生在不同时间的事件（《我与地坛》）。这类文章主要锻炼学生透过现象看本质，在众多事件中进行选材的能力。另一方面，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通过和其他事物相比较，显示出特点，从而对作者显示启迪或是这普通事件在作者特定的心境条件下，发生特殊作用，这是锻炼学生在文章中合理进行烘托和渲染的能力。

复杂记叙文 篇三

1996年，哈罗德·品特（Harold Pinter）的收笔大作《尘归尘》（Ashes to Ashes，1996）在皇家宫廷剧院上

演，将品特的戏剧创作再次推向一个高峰。当幕布拉开的一刻，空旷的房间透视着外面若隐若现的花园， 从黄昏到傍晚，屋内的灯光逐渐变暗，屋内的气氛也越来越神秘莫测，两位主人公的言辞在闪躲中交锋，游弋，躲闪，话语的字里行间显现出一个若有若无的神秘男子，威胁与悬疑的气氛在两者之间蔓延。大屠杀，性暴力的意象在德夫林与丽贝卡话语中合二为一，并最终伴随德夫林对丽贝卡的身体暴力戛然而止，留给观众无限的震撼与余味。英国当代著名戏剧研究学者多米尼克。谢拉德曾评价道，“品特无可争辩的是英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出现的举足轻重的戏剧家，随着《尘归尘》在1996年的首演，他注定成为了戏剧史上的永恒。”[2](89)作为品特后期创作的代表作，《尘归尘》最令观众感到模糊与复杂的便是其对暴力的描绘。在品特以往的剧作中，暴力曾经以话语的威胁和空间领地之争等微观形式表现出来，如早期的威胁喜剧，也曾经以直白赤裸的政治迫害剧表现出来，如《生日晚会》与《山地语言》等。但品特在《尘归尘》一剧中对暴力的处理却更加晦涩模糊。有评论家表示这部剧包含了一些互不相融的模式，令人感到模棱两可、意义复杂[2](259)。著名品特评论家耶尔·扎伊莱沃称品特在《尘归尘》中“提纲挈领地为其整个创作轨迹列出的一幅谜一般的戏剧地图。”[3](259)更有评论家富有创见地指出，“这部戏剧出人意料地要求观众积极做出反应，在脑海中将一个意象与另一个联系起来，激起大屠杀的共同记忆，令观众感到深深地震动与不安。”[4](190)统而观之，评论界未有从读者接受的角度对《尘归尘》中暴力的模糊性与复杂性进行的研究。因此，本文通过分析观众对《尘归尘》暴力主题模糊性与复杂性的接受体验从而揭示《尘归尘》在暴力的戏剧处理上集大成的艺术魅力。

一

剧情一开始，妻子丽贝卡就向观众呈现了一幅暴力画面。她说道，“比如说……他会站在我的面前，攥紧拳头，然后他会把他的另一只手放在我的脖子上，抓住我的脖子，把我的头拉到他面前。然后他会说，‘吻我的拳头’”。[5](294)随后，丽贝卡话语中的施暴的男子在德夫林的追问与丽贝卡的闪躲中变得越来越模棱两可。

丽贝卡的记忆话语呈现出模棱两可的特征，令暴力指涉充满模糊性。她不仅对这个神秘男子的身高相貌无一交代，对他们之间的过往含糊其辞，她甚至不清楚她与这个男人的交往是在与德夫林结婚之前还是之后。很快，观众发现丽贝卡的对白其实是一种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诗一般深意的语言。她的叙述令观众感到背后蕴藏着模糊复杂的意义指向。在她的讲述中，神秘男人的形象慢慢向法西斯魔头靠拢。工厂里面，万人敬礼，顶礼膜拜的画面俨然法西斯精神再世。透过莫塞特乡下房子的窗子，望向花园的远处，一群人正在这个男人的带领下穿过树林走向大海集体自杀，海面上尽是浮尸与他们随身携带的行李。但是观众发现丽贝卡的话语充满自相矛盾的悖论。莫塞特乡下房子在德夫林的质问下变得若有若无，夏天的晴好天气与投海人身上的冬衣也构成诡异的意象。这些自相矛盾之处不免加剧了暴力指涉的模糊性特征。

与记忆话语相对，在丽贝卡的叙述中，意象的建构形成暴力指涉的复杂性，令观众确信无疑品特在对一切形式的暴力大加挞伐。品特在访谈中坦言，《尘归尘》的创作灵感来自于自从二战之后就一直如鬼魅般萦绕着他的一系列人对人丧失人性行为的画面和恐怖体验。[6](80)除了开篇的性暴力意象，戏剧中间的跳海自杀意象，丽贝卡不断重复的另一个意象是暴徒走上火车站抢夺母亲怀抱里孩子的意象。凄凉的城市，冰天雪地，行人在暴力面前变得如同行尸走肉一般麻木呆滞，暴徒的行为与孩子轻柔的呼吸形成戏剧性的反差，深深地扯动了观众心地最深处的神经。此时德夫林突然走上前去卡住了丽贝卡的脖子，舞台上回荡着丽贝卡的回声，“我不知道什么孩子，我不知道什么孩子。”[5](318)暴力胁迫下的否认无疑等同于最大声的控诉。品特通过两性之间的暴力与二战纳粹暴力意象的叠加向观众传递了私人与公共两个层面上的暴力指涉，从而令暴力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

在暴力意义模糊性与复杂性呈现的基础上，品特还涉及了暴力问题的矛盾特质。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品特戏剧性地展现了施暴者与被害者辨证的二元关系。德夫林与丽贝卡的角色形象不断在施暴者与受害者两个角色之间转换，同时丽贝卡的话语中不断透露出对暴力问题富有辩证性的评论。安·霍尔（Ann Hall）曾说：“她（丽贝卡）集一切被压迫者于一身，是所有受害者的精神‘代言人’”。[7](372)但即使在受害者的心里，暴力也在萌芽。丽贝卡说道，“我讨厌警笛声消失，我讨厌警笛声回荡，我要它永远属于我。”[5](302)在每个个体心理，暴力的种子都深深埋藏，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暴力链上施暴方或受害一方。品特在暴力问题的戏剧呈现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