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与法治》教学设计（优秀4篇）

作为一名专为他人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有助于学生理解并掌握系统的知识。那么写教案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泡面作文为同学们带来了《道德与法治》教学设计（优秀4篇），如果有助于您的写作，还请您介绍泡面作文给您的同学。

道德与法治 篇一

关键词：薄弱 法律 教学观念

中学生最大的特点就是学习、模仿能力强，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期，同时也是法律意识培养的重要时期，自身缺乏自制力也很容易受到不法行为的诱惑，走上违法的道路。所以培养中学生良好的法律意识，打下良好的法律基础，对他们自身今后的发展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他们的素质直接关系到祖国的未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振兴。

这个阶段错误或者产生误导，将会对他们今后的人生造成很大的隐患。另一个角度来看，普法、用法是法治社会的必须条件，学生懂法，社会的法律氛围和法律的威慑力都会逐渐提高。

但是中学生的优点也是他们的薄弱之处，初中生认识水平、能力都比较低，各种问题层出不穷。其实问题的发生都是有长期隐患的，等待问题造成重大负面影响后就为时已晚了。这与中学生法律意的培养没有受到学校、家庭、社会的重视有着直接关系。中学生的健康成长，必须加强中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使中学生树立良好的法律意识，得到全面的发展

一、当前在课程中出现的法治意识问题

第一，时代性不强。我国中学教育中关于法律方面的知识都是穿插在《道德与法治》的课本当中的，由于升学压力没有专门的法治教育课，专职的法律老师也没有，学生、学校对这门课程的重视程度就决定着法律知识的传授效果。一系列因素导致中学生法治意识薄弱，学法氛围不够浓厚等现状，还好目前新更改的教材已经在教学内容上进行了改进，许多法律知识不仅明确而且实用。只是教师的教授方式还有待改进，目前来看许多教师并没有真正让学生感受对法律的需求，更没有了解什么样的形式才是当前学生喜闻乐见的教育形式。这久要求教师要跟上时代的变化，跟进教材的变化，设身处地的站在学生的角度去思考，才能让法治意识培育有明显的效果。

第二，过于单一的培育途径。传统的教育方式导致对于法律知识的传授还是停留在理论灌输为主，形式化的东西过多，法律意识的培养不能只是简单的普法教育，不能停留在单纯的告诉学生有哪些法、哪种法，没有办法让学生参与或模拟参与到某种法的运用。真正的了解到法律的作用，法律的知识。学校的应试考试使得《道德与法治》中法律知识的传授比较零碎，缺乏实践的检验途径，学生单纯的背会某个法律条例，并不会在乎他有没有深入理解并且知道在哪可以运用的到。内心有没有形成对法律的信仰。

第三，应试化教育影响严重。新课程改革后，《道德与法治》课程要求在教c学的关系中，学生是主体，教师是引导者，一切的理论知识要让学生能够切身体验到，感受到。教学应当回归学生活，从学生身心发展出发，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然而当今学校教育教学深受应试教育的消极影响，一味地关注升学率，忽略了学生这个主体，忽略了学生是否需要法律常识，忽略了学生是否需要掌握法律运用能力，忽略了中学生的法律修养。法治教育本身在应试教育中的地位不高，有些法律常识不是必考点就被忽略。许多学校不管这些内容是否对学生的身心发展有多么的重要，完全毫无道理的放松了对学生法治观念方面的培养，认为学生当前在学校学习，法律的应用、法律意识的培养都是大学之后的事情，目前还顾不上这些知识的学习。

另一个客观存在的问题就是《道德与法治》的教师大部分不是法学专业出身。入职之前的专业把控不严格，没有特殊专业要求，许多初中教师从没有接受过专业的法学教育，只是凭借自己对法律的理解进行授课所以对中学生进行法律概念、原则、制度等基本知识的解读就会略显浅薄。这样有着很大的风险，如果教师本人法律知识丰富，那还可以弥补，如果教师自身就对初中学生法律意识培养没有重视起来，教学效果一定会很差。教育教学实践中就会发现虽然有些教师意识到了法治教育不容小觑，但自身水平有限，在进行法律案例分析教学时，品德课教师描述案件本身浪费太多时间，反而将违法者所承担的法律惩罚以及对社会造成的损害一带而过，教师自己对法律知识却是一知半解，更无法对学生引起深刻的自我反省。

二、培养学生法治意识的建议

首先，大力弘扬法治精神，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面建设法治社会的浪潮下，教师的责任也越来越重要，学校在招聘教师时应适当选择法学专业，一方面弥补法律人才的确实，另一方面可以培训之前不是法学专业的教师，一举两得。对于法律意识的培养，教师是培养学生法律意识的重要承担者，是第一责任人和直接推动者。只有紧跟时代要求，对于在职教师进行法律教学进修，从教师内心重视法律的作用，让教师认识到法律意识对于中学生的重要性。提升师生共同的法治文化意识努力创造为校园中每位教职员工学习法律规章制度的机会并贯穿教师学习培训始终，帮助教师知法、懂法，树立高尚的师德与法治意识相结合。每年的新晋教师中一定要有法学专业方面的毕业生，使学校教师队伍更专业化。

再次，建设高素质的法治教师队伍。法治意识培育是一项集理论与实践以及必要的政治、法律学知识于一体的涵盖范围广且具有一定综合性的工程。所以从教学承担者上下功夫是关键。第一，实行严格准入制度。在教师招聘入职环节就应当从源头上做好把关，适当加入一些有关法治意识考核的内容；第二，加强培训。不同学校应该根据自身情况，拥有一支规模相匹配的以法学为主体的教师队伍，在能够教学的同时还可以了解外界相应的法律规定变化和案例情况，对于其他教师和学生学习都有促进作用。第三，强化持续学习。教师应充分利用好课余时间不断学习法律知识，研究对初中生进行法治意识培育的有效策略，加强自身法学素养，从而更好地将已有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学生法治意识培育的实际中去。

参考文献：

[1]左勇。浅谈初中政治教学中学生法治意识培养[J].新西部（理论版），2014，（08）.

[2]何丽丽。思想品德教科书的法制教育内容研究[D].西南大学，2013.

道德与法治 篇二

【关键词】道德教育 法治普及 教育合力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0407.2017.13.014

初中阶段是学生价值观和人生观确立的关键时期，要想适应新课改对人才的全新要求，教师必须在道德与法治教学方面抓紧落实，对学生的道德品质和法律基础严格把关，提升其整体道德素养和法律积淀。只有这样，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和社会交流中才会具备自我保护意识，才能做到尊重他人的权利和合法利益，遵纪守法，做一名合格的公民。因此，教师要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对学生开展道德教育和法治教育，认真贯彻落实素质教育对人才的全面发展之要求，促进学习整体人文和道德素养的发展。以下，笔者结合自身的教学实践，针对当前的道德与法治教学现状谈一下如何有效推进该学科的教学。

一、开展道德教育，提升学生的道德意识和自我认知水平，在道德认知的基础上，自觉践行规范的道德行为，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初中阶段，学生的各方面可塑性较强，尤其是性格和行为方式。因此，教师需要抓住学生发展和塑造的关键期，组织教育力量，对学生加以有利的熏陶教育，使其道德意识不断加强，道德情感产生内化，道德意志更加坚韧，道德行为进一步持久稳定。

（一）开展专门的课堂教学，提升学生的道德认知

道德认知是道德教育的基本前提，是后续道德情感、意志、行为的支撑与条件。学生只有在充分明辨是非的前提下，才可能做出正确的行为选择，才能够在生活中、与他人交往时自觉规范不良行为，杜绝不好的想法。因此，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要为学生普及基本的公民道德要求或者学生守则和行为规范等。但是，必须避免道德的说教，而是要通过具体真实的案例，来启发学生自主产生价值评判，这样既可以诱导学生主动产生积极的价值标准，又可以提升其道德认知能力。

（二）陶冶学生的道德情感，使其产生情感的认同

只具备道德认知还不足以推动学生产生积极的道德行为，教师要在道德教育的过程中穿插一些具有感人力量的教学环节或者活动，使学生在交流与思考中，对美丑善恶产生内在的情感冲突，自觉排斥丑陋的行为，接近和赞赏美好的品行。例如，教师在教授学生诚信的重要性的时候，如果只是枯燥的进行说教，学生不仅不会对诚信产生自我的体验，还会产生逆反心理。但如果教师以为诚信而牺牲个人利益，成就集体利益的事例来说明其作为立人之本的重要性，学生在内心会产生巨大的情感认同，在心灵的震撼中自觉认同诚信的价值意义。

（三）组织道德教育活动，在实践中磨炼学生的道德意志，培养稳定的道德行为

初中时期，教师要善于动员学校的隐性教育力量，对学生进行道德意志的锻炼。在具备道德情感之后，初中学生不一定能够在面对诱惑时坚持自己的原则，而需要在实践锻炼中磨炼其恒久的意志。教学实践发现，学生只有具备坚定的意志之后才能产生稳定的道德行为。例如，每个学期组织学生开展校级劳动周，在劳动锻炼中培养学生吃苦耐劳、热爱劳动的优秀品质；日常生活中严格规范学生的自我生活管理与行为约束能力，提高其自律意识，发展自我规范能力；开展道德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倡导优秀道德品质，评选学校道德标兵等。在实践中促使学生自觉反思其道德意志与行为表现，自觉提高道德水平。

二、开展法治教育和普及活动，培养学生遵法守法、爱法用法的良好意识与行为

初中学生需要具备基本的法律基础，树立基础的法律意识，善于运用法律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在日常生活中自觉维护法律的权威性，按照法律规范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同时也要保护和尊重他人合法权利。因此，法治教育必不可少。

（一）传播法律知识，接受基本的法律常识，提高学生的法律认知

最近几年初中生违法犯罪的概率上升，主要原因就是初中阶段学生的法律意识薄弱，没有明确的法律规范意识，甚至产生越轨行为或者违法行为也不自知。因此，教师要在日常道德与法治教育中切实普及基础性法律常识，列举学生身边常见的事例，使学生意识到法律学习与自己生活的密切关联。例如，在法治教学过程中，教师以视频或者图片的形式展现典型违法案例，让学生先结合自身的法律基础和原有观念进行小组讨论分析，对案例中的人物行为与结果进行评价。之后再呈现具体的法律依据，让学生对自己的法律意识与认知能力有初步的了解。

（二）组织开展法律讲座和宣传等实践活动，营造守法用法的校园风气

道德与法治教师要定期为学生开展法律讲坛或者组织学生开展宣传活动，在实践中提高学生的遵法意识，在学校形成浓厚的爱法氛围，对所有师生产生良好的导向作用。例如，教师可以组织学生绘制法治宣传画、手工制作法治主题手抄报和板报、开展法律知识竞赛、开展法律宣传月等，既可以拓展学生的法律积累，又能培养其遵法守法的自觉意识。

三、初中道德与法治教育离不开教育合力的参与，教师要充分发挥桥梁作用，集结一切可以利用的教育力量，对学生进行道德与法治教育

教育合力指的是学校、家庭、社会三个方面的教育力量。道德与法治教育本身就是渗透在学生学习与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对学生开展该方面的教育，必须要注重调动多方力量，合力对学生展开积极的影响。

（一）与家庭建立密切及时的联系，了解学生在家表现，向家长反馈学生的在校表现，合力规范学生的不良行为

教师要主动与家长建立经常性的联系，不仅观察学生的在校行为表现，也要及时与家长沟通协调，了解学生的在家思想与行为。教师和家长形成统一的教育计划或者方案，对学生进行稳定的教育。

（二）充分运用社会上的优势力量，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道德与法治教育

道德与法治教案 篇三

教学目标

1、感受新学期的变化。

2、学习有计划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形成积极的自我期待。

3、能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提醒、督促自己的行为。

教学准备

（课程资源开发）

教师：图画纸

学生：彩笔

教学重难点

能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提醒督促自己的行为。

教学过程

一、分组寻找新变化——发现

新学期开始了，你发现学校班级生活中哪儿有了新的变化？

1、学生**组合，观察教室、校园、师生、书籍等各方面的变化。

2、**“我的发现”汇报会，小组选**进行汇报。

二、谈谈自己的打算——畅想

新学期，每个同学都怀着美好的愿望。你有什么打算呢？

1、我想学习成绩比上学期更好。

2、我想这学期一次也不迟到。

3、我想学会打乒乓球。

4、我想在教室栽盆花。

5、我想长的更高一点，力气再大一点。

6、我想有更多的好朋友。

新学期开始了，你准备好了吗？

画一画，写一写自己想做的事，自己打算改正的坏习惯等。

三、帮自己实现愿望的方法——自我提示

问题1：寒假里天天睡懒觉，现在早上还醒不了，今天又迟到了。

问题2：上课时我老想着玩电子游戏，老师讲什么都没听见。

遇到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

1、讨论：怎样自我提示、督促自己实现愿望？

2、自己设计各种方法，如每周表现记录表、提示牌等。

3、向大家介绍自己的方法。

四、进步展示台——表现

1、全班同学共同设计“我的愿望”的墙报。每个同学把自己的愿望贴在墙报上展示出来，大家互相督促，发现并记录自己喝其他同学的进步。

2、发现自己周围的变化。

3、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提醒**自己的行为。

五、班级公约

我们想让我们班级变得更好！

1、 教室干干净净。

2、 全班同学团结友爱。

3、 上课纪律好。

4、 排队快、静、齐。

5、 爱护桌椅板凳。

班集体的进步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努力啊！

道德与法治法律范文 篇四

关 键 词：礼；道德法律化；法律道德化；法治；德治

不管法治这张天网如何恢恢，总有漏网之鱼；不管法治调整的范围多么广阔，总有鞭长莫及的地方。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凡是法治不及之处，皆是德治用武之地，法治不可能完全取代德治。［1］ 德治是指在社会治理中对道德自律、道德教育、道德建设的重视和适用。法治与德治在社会治理中应是相辅相成、相互呼应的，即法律与道德双管齐下、“综合治理”。中国古代的法律实际上是一种二元体制，就是两种体系或渊源、形态的法律并存。一种是国家制定法，一种是“礼法”、“德法”。这两种社会调节手段相互配合，把各种社会现象纳入其调整范围。而我国当代社会法律是唯一的社会调节手段，道德作为另一种调节手段存在严重缺位。这样的一元法体制亟待调整。因此，有必要考察我国古代“礼”与“法”的关系，吸收其合理内核，建立起德法并治的二元法体制。

一、中国古代道德与法律关系之考察

“德”，在西周时是一个融道德、政治、信仰、策略为一体的综合概念。它要求统治者敬天孝亲，对己严格，与人为善，只能在不得已时才使用刑罚，而使用时必须慎重。儒家对“德”加以继承和发展，一方面突出了“德”的政治意义，主要包括宽惠使民和实行仁政，认为“德”是治理国家、取得民心的主要方法；一方面抬高了“德”的地位，认为“德”高于君权与法律，是行政、司法的指导方针，即主张“德主刑辅”。［2］ 儒家的这种德治是以“礼”做为根本内容的。 “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3］ 礼的起源与宗教、祭祀、宗法有关，它体现了社会中的宗法身份等级，同时作为身份社会的古代中国也促成了礼的繁衍，两者互为支架。但礼的范围很难界定，它包罗万象，无所不在，既可以是个人生活的基本信仰，又可以是治理家、国的根本纲领；它是对他人做道德评判和法律裁断的最后依据，又是社会所有制中所包含的基本精神；它一方面细腻地对人的行为做出准则式规定，另一方面又对社会的方方面面作理论上的抽象。再论及“法”，“灋，刑也，平之如水；灋，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4］“平之如水”，有公平、正义之义。因此要正确理解礼与法的关系，就必须将其放入中国古代这片土壤中，以中国传统的视角来审视。

（一）道德的法律化

所谓道德的法律化，主要侧重于立法过程，指的是立法者将一定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规范或道德规则借助于立法程序以法律的、国家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

1、周公制礼，引礼入法

周公制礼就是对夏殷之礼进行整理补充、厘订，使礼的规范进一步系统化，礼的原则趋于法律化。“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5］“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涖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6］ “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7］

周礼所确定的基本原则是“亲亲”、“尊尊”。亲亲与尊尊的一致性，表现了族权与王权的统一。“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8］ 礼与刑在性质上是相通的，在适用上是互补的，违礼即是违法，违法即是违礼，出礼入刑。但是礼与刑的适用对象各有所侧重。正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2、独尊儒术，德主刑辅

汉儒董仲舒以天人感应说为德主刑辅的哲学基础，以阴阳五行相辅相成之理，来论证德主刑辅符合天道运行的规律。“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而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也”，“圣人多其爱而少其严，厚其德而减其刑”，［9］即“德主刑辅”。

汉朝的道德的法律化一方面表现为把符合儒家原则的通过法律表现出来，另一方面表现为董仲舒的春秋绝狱，即在司法中引经绝狱。董仲舒对春秋绝狱的解释是：“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着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由此可见，“春秋绝狱”的要旨是：必须根据案件事实，追究行为人的动机；动机邪恶者即使犯罪未遂也不免刑责；首恶者从重惩治；主观无恶念者从轻处理。此绝狱固然是要解决法律使用过程中的问题，但如果从一个更大的层面上看，就是他同时在重建古代法的伦理结构。

案例一：甲有子乙以乞丙，乙后长大，而丙所成育。甲因酒色谓乙曰：汝是吾子。甲以乙本是其子，不胜其忿，自告县官。仲舒断之曰：甲生乙，不能长育，以乞丙，于义已绝矣。虽杖甲，不应坐。［10］

案例二：甲夫乙将船，会海风盛，船没溺流死亡，不得葬。四月，甲母丙即嫁甲，欲皆何论？或曰：甲夫死未葬，法无许嫁，以私为人妻，当弃市。议曰：臣愚以为，《春秋》之义，言夫人归于齐，言夫死无男，有更嫁之道也。妇人无专制擅恣之行，听从为顺，嫁之者归也，甲又尊者所嫁，无淫行之心，非私为人妻也。明于决事，皆无罪名，不当坐。［11］

通过春秋绝狱中的案例可看出，它在亲亲、尊尊等总的原则上与汉律是相同而且互补的，也就是说经义与律令绝不可能水火不容。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汉朝法律即使体现了完全意义上的法家思想，但内中也有许多基本合乎儒家信条的内容。这表明了儒、法两种思想实际所具有的共同文化背景，也表明了他们在早期法律实践中的融会贯通。

3、德礼为本，刑罚为用

唐朝继续并发展了汉魏晋以来的法律儒家化的潮流，使体现宗法伦理关系的礼，基本上法律化了，以至“一准乎礼”成为对唐律的主要评价。具体说来，第一，礼指导着法律的制订。如贞观修律时根据“为臣贵于尽忠，亏之者有罪，为子在于行孝，违之者必诛，大则肆诸市朝，小则终贻黜辱”［12］儒家教条，调整了谋反大罪应诛连父子、祖孙、兄弟的血亲范围。第二，礼的基本规范直接入律。如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子孙违反教令，供养有缺者，徒二年。第三，定罪量刑于礼以为出入。第四，礼法由互补，发展为统一的体用关系。《永徽律疏》序言中明确宣布：“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

（二）法律的道德化

以上考察反映的是中国古代传统道德法律化的过程。下面再谈另一主题——法律的道德化。法律与道德是两种性质不同而有关系密切的社会现象，中国古代社会的“出礼入刑”产生了双重结果：一方面，道德训诫具有了法律的威势，另一方面，法律规范同时要行道德的职能。所谓法律的道德化，主要侧重于守法的过程，指的是法律主体把守法内化为一种道德义务，以道德义务对待法律义务。请看下面两个案例：

案例三：吴重五家贫，妻死之时，偶不在家。同姓吴千乙兄弟与之折合，并挈其幼女以往。吴重五归来，亦幸其女有所归，置而不问。未几，吴千乙、吴千二将阿吴卖与翁七七为媳妇，吴重五亦自知之。其事实在嘉定十三年十一月。去年八月，取其女归家，至十一月，复嫁给李三九为妻，……阿吴既已嫁李三九，已自怀孕，他时生子合要归着。万一生产时，或有不测，则吴重五、李三九必兴词讼，不惟翁七七之家不得安迹，官司亦多事矣。当厅引上翁七七，喻以此意，亦欣然退厅，不愿理取，但乞监还财产，别行婚娶。阿吴责还李三九交领。吴千乙、吴千二、吴重五犯，在赦前且免于断引，监三名备元受钱会，交还翁七七。［13］

这篇判词绝妙之处不仅在于它解决了一起纠纷，更在于它注重当事人之间关系的调停，以避免日后再因此事起纠纷。执法者着意由道德上立论，使案件的判决合情、合理、合法。从这样的意义上，可以认为中国古代法律受道德原则支配，为道德精神浸染。

案例四：谢登科控戚徐有才往来其家，与女约为婚姻，并请杖杀其女。余曰：“尔女已字人乎？”曰：“未”。乃召徐至，一翩翩少年也。断令出财礼若干劝放，谢以女归之。判曰：城北徐公素有美誉江南，谢女久擅其才名，既两美之相当，亦三生之凑合，况律虽明设大法，礼尤贵顺人情，嫁伯比以为妻，云夫人权衡允当，记钟建之大负我楚季革，从一而终，始乱终成，还思补救，人取我与，毕竟圆通，蠲尔嫌疑，成兹姻好。本县亦冰人也耳，其诹吉待之。［14］

此案为儿女自由恋爱引起，谢登科以女儿私订终身，违反了礼法“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戒律，而执法官却对传统礼法重新释义，“律虽明设大法，礼尤贵顺人情”，促成一段美好姻缘。这二则判例说明一个问题：当时的执法者已将法律内化为道德，追求一种超法律的境界。

（三）中国古代礼与法关系嬗变的特点

纵观中国古代的“礼”与“法”的关系，道德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的嬗变过程表现出如下特点：1、儒家的“仁、义”思想是“礼”与“法”嬗变的基础。儒家的思想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居于统治地位，其对当时中国的法律发挥着重要影响。“三纲五常”等儒家礼教是中国古代正统道德的一般原则。法律与道德发生冲突时，自汉唐始便以法律的让步来解决：法律公然规定了“亲亲得相首匿”的制度，公然破坏了自己的尊严而开方便之门。这就是中国古代人的选择。2、社会经济状况的发展是“礼”与“法”嬗变的条件。经济的发达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人类向更高文明迈进的前提。中国古代的法律史表明，经济的兴衰与法律的道德性直接相关。经济发达时期，人们对社会的道德要求较高，同时自身也表现出较高的道德水准，因此这时的法律体现着更广泛的道德。与此相反，经济萧条时期，人们的道德表现较之以前欠缺，社会总体道德水平也下降，这时的法律就缺少道德的教化。3、维护封建皇权是“礼”与“法”嬗变的核心。不管法律与道德谁主沉浮，二者都要以维护封建皇权为其首要考虑，这也是阶级社会道德与法律所不可逃脱的命运。4、权力阶层的态度是“礼”与“法”嬗变的关键。申言之，“出礼入刑”即道德的法律化，要求道德须是符合权力阶层意志的道德；重“礼”守“法”即法律的道德化，要求法律须是权力阶层内化为其自身道德的法律。

二、道德与法律关系的法理探析

（一）道德与法律的辩证关系

道德与法律是社会规范最主要的两种存在形式，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范畴。二者的区别至少可归结为：

1、产生的条件不同。原始社会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只有道德规范或宗教禁忌，或者说氏族习惯。法律是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氏族制度的解体以及私有制、阶级的出现，与国家同时产生的而道德的产生则与人类社会的形成同步，道德是维系一个社会的最基本的规范体系，没有道德规范，整个社会就会分崩离析。

2、表现形式不同。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一种行为规范，它具有明确的内容，通常要以各种法律渊源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国家制定法、习惯法、判例法等。而道德规范的内容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中，并通过人们的言行表现出来。它一般不诉诸文字，内容比较原则、抽象、模糊。

3、调整范围不尽相同。从深度上看，道德不仅调整人们的外部行为，还调整人们的动机和内心活动，它要求人们根据高尚的意图而行为，要求人们为了善而去追求善。法律尽管也考虑人们的主观过错，但如果没有违法行为存在，法律并不惩罚主观过错本身，即不存在“思想犯”；从广度上看，由法律调整的，一般也由道德调整。当然，也有些由法律调整的领域几乎不包括任何道德判断，如专门的程序规则、票据的流通规则、政府的组织规则等。在这些领域，法律的指导观念是便利与效率，而非道德。

4、作用机制不同。法律是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而道德主要靠社会舆论和传统的力量以及人们的自律来维持。

5、内容不同。法律是以权利义务为内容的，一般要求权利义务对等，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而道德一般只规定了义务，并不要求对等的权利。比如说，面对一个落水者，道德要求你有救人的义务，却未赋予你向其索要报酬的权利。向被救起的落水者索要报酬往往被视为不道德。

道德与法律又是相互联系的。它们都属于上层建筑，都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它们是两种重要的社会调控手段，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任何社会在建立与维持秩序时，都不能不同时借助于这两种手段，只不过有所偏重罢了。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益、相互推动的。其关系具体表现在：

1、法律是传播道德的有效手段。道德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社会有序化要求的道德，即一社会要维系下去所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如不得暴力伤害他人、不得用欺诈手段谋取权益、不得危害公共安全等；第二类包括那些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增进人与人之间紧密关系的原则，如博爱、无私等。其中，第一类道德通常上升为法律，通过制裁或奖励的方法得以推行。而第二类道德是较高要求的道德，一般不宜转化为法律，否则就会混淆法律与道德，结果是“法将不法，德将不德”。［15］法律的实施，本身就是一个惩恶扬善的过程，不但有助于人们法律意识的形成，还有助于人们道德的培养。因为法律作为一种国家评价，对于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法律所包含的评价标准与大多数公民最基本的道德信念是一致或接近的，故法的实施对社会道德的形成和普及起了重大作用。

2、道德是法律的评价标准和推动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补充。第一，法律应包含最低限度的道德。没有道德基础的法律，是一种“恶法”，是无法获得人们的尊重和自觉遵守的。第二，道德对法的实施有保障作用。“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执法者的职业道德的提高，守法者的法律意识、道德观念的加强，都对法的实施起着积极的作用。第三，道德对法有补充作用。有些不宜由法律调整的，或本应由法律调整但因立法的滞后而尚“无法可依”的，道德调整就起了补充作用。

3、道德和法律在某些情况下会相互转化。一些道德，随社会的发展，逐渐凸现出来，被认为对社会是非常重要的并有被经常违反的危险，立法者就有可能将之纳入法律的范畴。反之，某些过去曾被视为不道德的因而需用法律加以禁止的行为，则有可能退出法律领域而转为道德调整。

总之，法律与道德是相互区别的，不能相互替代、混为一谈，也不可偏废，所以单一的法治模式或单一的德治模式不免有缺陷；同时，法律与道德又是相互联系的，在功能上是互补的，都是社会调控的重要手段，这就使得德法并治模式有了可能。

（二）道德与法律的嬗变

法律与道德因存在差别而有不可调合之矛盾，同时又因二者之间的联系使矛盾之协调成为可能。

道德法律化使社会规范系统中道德与法律的结构趋于合理，以实现系统本身的功能优化。首先，通过立法确认某些道德标准为法律标准。我国宪法规定了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合同法确认交易活动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尊师重教、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在《教师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青少年权益保障法》中得以反映，以及若干职业道德、市民行为规范被赋予行规、民规的法律意义，等等，无一不是道德法律化的表现。第二，使某些道德升格为习惯法。法可分为国家法和民间法。国家法，即典型意义上的法，指一国立法机关通过一定的程序制定的，并由国家的强制力保障实施的法。民间法指民众在生产、生活过程中自行创制和遵守的，在特定地域、社会关系网络内发挥作用的地方性规范。民间法一般不见诸文字，而且是零散的。在一定意义上讲，民间法是一定地区道德的泛化、规范化，是一定的道德加强了其强制力并更经常地得到遵守的产物。至少，民间法与道德传统、社区习俗有更强的依附力、亲合力，并往往交织在一起而难以区分。所以，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也能折射出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第三，通过监督保障机制保护文明道德行为，禁止不文明不道德行为。总之，道德法律化是进行法制改革的基础，是实现法治的桥梁。

法律道德化表达了社会规范系统的最佳结构及各要素之间的协调配合状态。法治社会形成的最基本条件是亚里士多德早就勾勒出的“良法+普遍守法”的框架。普遍守法即法律道德化后的守法精神；良法即善法、符合人类良知与正义道德的法律。称之为良法的法，也即法律道德化后的法律，至少应包含人权性、利益性、救济性三种内在的品格。其中人权性是法律的道德基础，失去人权性的法律即使形式合理但实际价值不合理，最终会被人类所唾弃。［16］法律道德化正是通过立法者、执法者、守法者三方将自身的道德修养、人格魅力反映到法治活动中来。“越文明发达、法制完善健全的国家，其法律中体现的道德规范便越多。可以说，一个国家的法制是否完善和健全，主要取决于道德规则被纳入法律规则的数量。从某种意义上讲，在一个法制完善和健全的国家中，法律几乎已成了一部道德规则的汇编”。［17］使法律与道德的精神一致起来，使法律得到道德的有力支撑，让法律精神深入到人们的心灵，成为人们的信念，同道德精神一道成为全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念。只有造就这种法律，才能使法律获得普遍性和权威性，建立法治才有可能。

（三）道德法律化的局限性

违反道德的并不能当然就是违反法律的。原因在于并非所有的违反道德的行为都能上升为法律或确立为法律。能够上升和确认为法律的道德要求，只是公认的社会道德的一部分。有相当一部分道德要求仍然需要停留在道德领域，由道德规范来加以约束和调整。如果将全部道德问题变为法律问题，那就等于由道德取代了法律，这是不符合人类创设法律的目的和其理想目标的。道德规范不可能全部法律化，另一原因是任何国家的财力都不能支撑道德全部法律化之后所需要的执法成本。但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国家必须尽可能地把更多的基本和重要的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18］但法律并非万能，其设定的“中人”标准不同于道德倡导的“圣人”标准，因此对虽“缺德”而不犯法的行为往往无能为力。在现代社会中，法律的他律约束作用与道德的自律教化作用只有相互补充和密切配合，才能达到建设社会文明的良好效果。［19］在把道德规则、道德观念法律化的过程中，要注意道德与法律在本质和内涵上的一致性，否则会给法治带来灾害。［20］不论法律中的道德原则实际上能够被贯彻到什么程度，只要是全面地以法律去执行道德，其结果不但是道德的外在化、而且是道德的法律化，这种外在化、法律化的道德，按我们的界说，其不但不是道德，而且是反道德的了。［21］

三、历史与现实之间

（一）现实中的矛盾

在现实社会中，道德与法律存在着不和谐之处。中国的道德至上思潮盛行只是表明人们企图摆脱法律的拘束以求更随心所欲地实践道德、弘扬道德。人们并不是以崇尚道德来追求一种更趋于合理、科学。德国大哲人黑格尔曾有过如下论断：在中国人心目中，他们的道德法律简直是自然法律——外界的、积极的命令——强迫规定的要求——相互间礼貌上的强迫的义务或者规则。“理性”的各种重要决定要成为道德情操，本来就非有“自由”不可。然而他们并没有“自由”。在中国道德是一桩政治事务，而它的若干法则都由政府官吏和法律机关来主持。［22］为了说明这一问题请先看下面一则案例：

案例五：一对农村老年夫妻闹离婚，按照法律判决，离婚后的一间住房应判归男方。但如果这样下判，女方离婚后就将无所居住，显然与情不合。于是，法院综合考虑后判决将一间房隔为两半，一人一半，解决了女方离婚后的住所问题。这样的判决并未引起男方的“闹事”，双方相安无事。［23］

这是来自执法第一线很具体的案例，问题随即而提出：在司法实践中要不要考虑道德评价标准？如果要，那么法律评价与道德评价该怎样取舍？

美国法学家德沃金在其著作《法律帝国》中也曾举过一则案例：

案例六：埃尔默用毒药杀害了自己的祖父，他知道他祖父在现有的遗嘱中给他留了一大笔遗产，他怀疑这位新近再婚的老人可能会更改遗嘱而使他一无所获，因此他杀害了他的祖父。［24］

纽约州法院针对该案例确立了一条法律原则，即：任何人都不得从其错误行为中获得利益。问题是：法官以自己的信仰取代法律条文是否冲击了法治原则？

（二）让历史告诉未来

古人云：“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通过以上对中国古代道德与法律关系的历史考察及对二者关系的法理分析，针对前面的问题可得到如下几点启示：

1、情法冲突——法治的尴尬。

法治社会要求人们在处理问题时，首先考虑行为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法官判案时，只能以现行法律为依据，不能靠法官的自由裁量。这样势必导致法律无法适应新出现的情况，而道德等非强制性社会规范则可以其主观性调解新生的行为现象。这就是前面谈及的一元法体制的弊端之所在。即在国家制定法与道德之间缺乏过渡、缓冲机制上，造成了法律的僵硬、无力及冷酷，造成了法律与大众心理、社会风习之间的脱离与隔阂，也造成了道德的无力感和被蔑视，甚至鼓励了对道德的违犯，加速了道德的衰落。［25］ 但是，如果以情理断案，就违背了法治的原则。因此，只有在法的体制上作出调整，才能实现情与法的协调、德与法的并治。

2、儒家伦理——道德化的法律。

良法表明法要包含某种道德价值，故法治的概念本身就体现了法治与道德的深刻关系。失去了道德基础的法为恶法，恶法之治与法治精神是根本背离的。我国古代的儒家伦理法体现了道德与法律的一种结合模式，即把社会普遍承认的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纳入国家强制实施的行为规范。解决现实社会中的人们道德缺位、法律的尴尬，是否可以吸取儒家伦理法的合理内核，灵活适用法律，把法治中注入道德的血液，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国家。申言之，即道德化的法律要行道德的职能，从而使司法过程成了宣教活动，法庭成了教化的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