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谏太宗十思疏》译文及赏析【最新10篇】

在教学工作者开展教学活动前，有必要进行细致的教案准备工作，教案是教学活动的总的组织纲领和行动方案。教案应该怎么写才好呢？这次帅气的小编为您整理了《谏太宗十思疏》译文及赏析【最新10篇】，希望能为您的思路提供一些参考。

谏太宗十思疏 篇一

关键词：《贞观政要》；李世民；魏征

《贞观政要》是唐代史学家吴兢编纂的一部史学著作，也是一部政治伦理的历史文献。全书十卷四十篇，分类编撰了贞观年间唐太宗与大臣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的政治问答，大臣的诤议和奏疏，以及政治设施等。它系统地总结和全面地介绍了贞观之治的历史经验，具有丰富的政治伦理思想。它不仅把从先秦到唐代以来的政治伦理思想进行了总结，而且在实践的基础上，上升到了理论层次，对后世从政者的政治伦理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将从以仁义为本的民本观、求谏兼听得君道观、防贪鄙的廉政观、居安思危的自省观等方面展开论述，并挖掘其研究价值。

以仁义为治的民本观

“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贞观政要·论政体》)(以下凡涉及《贞观政要》，仅标识具体章节)反映出唐代社会中有识之士的民本思想。这种思想是对中国自先秦以来民本思想的继承。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曾言：“养民以惠”(《论语·公孙长》)，主张执政者博施济众，执政者与民众是鱼水关系，“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鱼也。”(《君臣鉴戒》)。孟子也曾提出执政者要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孟子·尽心下》)，即“仁政”，所以，他指出：“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孟子·尽心下》)历代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首先都需要安定民众。《贞观政要》开篇记载了唐太宗对国君与百姓关系的看法，唐太宗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他认为老百姓是君主和国家赖以生存的前提和基础，如果用损害老百姓的方法满足君王的一己之私欲，就仿佛割自己大腿上的肉填饱肚子，结果只能是死路一条。正因为如此，唐太宗认为，“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可不畏惧！”(《教戒太子诸王》)因此，唐太宗君臣明智地看待民众，把君与民关系理解为舟水关系。

唐代的统治者们是从“乱世”中夺得政权，他们亲眼目睹了民众的巨大历史推动力，为了汲取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唐太宗多次召集臣僚，探讨和反思隋朝灭亡原因。唐太宗说：“往昔初平京师，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炀帝意犹不足，征求无已，兼东西征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致亡火，此皆朕所目见。”(《政体》)他自省道：“隋炀帝富有四海，既骄且逸，一朝而败，吾亦何得自骄也？言念于此，不觉惕焉震惧！”(《灾祥》)魏征在其上疏中也有着非常深刻的分析，“昔在有隋，统一寰宇，甲兵强锐，三十余年，风行万里，威动殊俗，一旦举而弃之，尽为他人之有。彼炀帝岂恶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长久，故行桀虐，以就灭亡哉？”(《君道》)所以，唐太宗君臣在政治统治中继承和推崇传统的民本观，注重民心之所附，把民众视为国家的根基。他们认为只有民众衣食无忧，君主和国家才能稳固其统治。

唐太宗君臣在政治统治中继承和推崇传统的民本观，其核心是“以仁义为治”贞观初年，唐太宗说：“朕看占来帝王，以仁义为治者，国祚延长；任法御人者，虽救一时，败之亦促。既见前王成事，足是元龟。今欲专以仁义诚信为治，望革近代之浅薄也。”(《论仁义》)唐太宗认为隋王朝的短命天亡，是由于片面实施严刑峻法的结果，因此唐王朝的统治需要以仁义为治。而且，《贞观政要》一书还发腱和深化了以仁义为治的民本观。如何使水载舟？唐太宗君臣提出了相应的措施。

一是“养民以惠”以“使百姓安乐”。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臣王畦说：“隋开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饥乏。是时仓库盈盈，豪不许赈给，乃令百姓逐粮。隋文不怜百姓而惜仓库，比至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年。炀帝恃此富饶，所以奢华无道，遂致灭亡。”(《论奢纵》)贞观四年，房玄龄奏言：“今闻武库甲仗，胜隋日远矣。”唐太宗则认为，“饬兵备寇虽是要事，然朕唯欲得卿等存心治道，务尽忠贞，使百姓安乐便是朕之甲仗。隋炀帝岂无甲仗？适足以致灭亡，正是由于仁义不修，而群下怨叛故也。”(《论仁义》)二是要任用贤才。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臣言：“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崇儒学》)唐太宗君臣认为，“今欲求人，必须审访其行，若知其善，然后用之，设令此人不能济世，只是才力不及，不为大害。误用恶人，假令强干，为害极多。但乱世惟求其才，不顾其行。太平之时，必须才行俱兼，始可任用。”(《择官》)他规定县令需要五品以上的官员的保举，刺史则需要皇帝的直接选拔。同时

，他还完善隋朝以来的科举制度，广泛地选拔人才。因此，唐太宗周围人才济济，为其天下大治奠定了基础。三是明德慎法。针对前朝的严刑峻法而激起民变的教训，唐太宗认为实行仁政，强调明德慎罚。贞观元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存宽简。”又道：“大辟罪，皆今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议之。如此，庶免冤滥。”(《论刑法》)到了贞观四年，判得死刑者，天下仅人。百姓安居乐业、贤才的任用及明德慎法，最终出现了国富民强的贞观之治。

求谏兼听的君道观

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进入文明状态的国家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亚细亚的古代方式”，一种是“古典的古代方式”。中国就属于“亚细亚的方式”，氏族贵族直接转变为国家的统治者，因此，在中国古代，统治者还保留着古代氏族首领的遗风，非常重视自身的道德修养，注重吸收下属的建议。《贞观之治》中的求谏纳听的君道观丰富并发展了这种政治伦理思想。

君主要兼听纳下，广开言路。贞观二年，唐太宗问魏征：“何谓明君暗君？”魏征道：“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君道》)他并以秦二世偏信赵高，梁武帝偏信朱异，隋炀帝偏信虞世基而身死国灭来论证“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君道》)唐太宗很是赞赏魏征的意见。他总结隋朝灭亡的教训时说：“隋炀帝暴虐，臣下缄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求谏》)因此，他认为：“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护短而永愚。”(《求谏》)唐太宗被后人称颂为“闻过即改，从善如流”(《灾祥》)。

他不仅兼听纳下，广开言路，而且还积极主动地求谏。他表示，“公等但能正词直谏，裨益政教，终不以犯颜忤旨，妄有诛责。”(《政体》)“朕每思之，若欲君臣长久，国无危败，君有违失，臣须极言。朕闻卿等规谏，纵不能当时即从，再三思审，必择善而用之。”(《行幸》)可见，为了求得“君臣长久，国无衰败”，唐太宗一方面鼓励臣僚“正词直谏”、不要怕“犯颜忤旨”，而要尽情极谏；另一方面又保证不会“妄有诛责”，一定会“再三思审，必择善而用之”。

据《贞观政要》记载，贞观八年，唐太宗对侍臣言：“朕每闲居静坐，则自内省，恒恐上不称天心，下为百姓所忽。但思正人匡谏，欲令耳目外通，下无怨滞。”(《求谏》)唐太宗为了发挥谏官的作用，对谏者“以师友待之”(《政体》)。他曾询问魏征，为何臣僚常常不愿进谏，魏征说：“人之才器，各有不同。懦弱之人，怀忠直而不能言；疏远之人，恐不信而不得言；怀禄之人，虑不便身而不敢言。所以相与缄默，俯仰过日，”由此，唐太宗也明了，“人臣欲谏，辄惧死亡之祸，与夫赴鼎镬，冒白刃，亦何异哉？故忠贞之臣，非不欲竭诚，竭诚者，乃是极难。”(《求谏》)所以，他对谏者持宽容大度的态度，“以师友待之”。为了充分发挥“谏官”的作用，他还诏命“宰相入内平章国计，必使谏官随入，预闻政事。”(《求谏》)同时，他对于百官的奏折，总是认真阅读，“比有上书奏事，条数甚多，朕总粘之屋壁，出入观省。所以孜孜不倦者，欲尽臣下之情。每一思政理，或三更方寝。”(《求谏》)因此，在唐代出现了众多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耿直大臣，如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人。

由于唐太宗君臣在进谏、纳谏方面都持有积极态度，唐王朝领导集团内部形成了宽松进取的氛围，君臣在为政治国的重大问题上，各抒己见，相互切磋，集中众人智慧，能够做出比较符合实际的决策。

防贪鄙的廉政观

唐代诗人李商隐诗云：“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俭来败由奢。”唐代君臣以史为鉴，特别重视防贪鄙的廉政观。唐太宗总结隋亡的教训，认为隋朝的灭亡在于君臣的贪鄙。贞观四年，他对侍臣说：“隋炀帝志在无厌，唯好奢侈，所司每由供奉营造，小有不称意，则有峻罚严刑。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竟为无限，遂致灭亡。”(《俭约》)同时，他指出，贪鄙钱财，毁家又毁国实为不值。贞观二年，唐太宗谓侍臣道：“朕尝谓贪人不解爱财也。至如内外官五品以上，禄秩优厚，一年所得，其数自多。若受人财贿，不过数万，一朝彰露，禄秩消夺，此岂是解爱财物？视小得而大失者也。昔公仪休性嗜鱼，而不受鱼，其鱼长存。且为主贪必伤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贪鄙》)

谏太宗十思疏 篇二

那么在高中语文课堂教学中如何进行有效地朗读教学呢？下面就以《谏太宗十思疏》为例。

《谏太宗十思疏》编排在苏教版必修三“寻觅文言的津梁”这一专题的第一个板块“因声求气”。这个板块的教学重点主要引导学生学会文言文的诵读，让学生在诵读中体会文章以饱满的激情和义理充沛的言辞进行劝谏的特色，从而把握文章的重难点，达成预期的目标。

第一步：读准字音。字音读准有两方面来源：1.利用书下注释；2.借助工具书，如《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由于文言文中多生僻字，又间有通假字、多音字，认清字形读准字音是朗读的起码要求。正确的读音也能帮助学生理解字的含义。

第二步：读清句读。文言文语句停顿有两种：一是句间停顿，就是根据标点符号来确定句与句之间停顿的长短及语调的抑扬；一是句中短暂停顿，它是以词或词组为单位，根据句子成分之间的内在关系来划分的语气停顿。如：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岂/其取之易/而守之难乎？经过指导，学生能知道文言句式的一般读法，且有助于理解句子含义。

第三步：读懂文义。在学生朗读后，教师进一步指导学生正确的朗读，读中见情，读出文义，达到加深理解的目的。如 “岂取之易而守之难乎？”“昔取之而有余，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奔车朽索，其可忽乎？”“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役聪明之耳目，亏无为之大道哉？”等疑问句。这些句子的语气一定要读准，哪句是反问，哪句是设问一定要帮助学生辨别清楚。 “劳神苦思”、“役聪明之耳目”等既赞颂唐太宗为江山社稷殚精竭虑，从而取悦唐太宗，又用反问的语气为他编织了一幅美好的政治蓝图，怎能不令唐太宗心动？

《谏太宗十思疏》译文及赏析 篇三

【作品介绍】

《谏太宗十思疏》是魏征写于贞观十一年，劝谏唐太宗的上疏。魏微一生上疏直谏二百余篇，常使李世民情面上难以忍受，有时甚至怒不可遏，但魏徵仍然从容尽言，而李世民事后也常常承认自己的过错。贞观十七年(643年)，魏微去世，李世民亲自为他撰写碑文，并对侍臣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将魏徵比作“人镜”。

【原文】

谏太宗十思疏

臣闻求木之**，必固其根本［2］；欲流之远者［2］，必浚其泉源［3］；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安，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4］，居域中之大［5］，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6］，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也。

凡百元首［7］，承天景命［8］，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9］。岂取之易而守之难乎？昔取之而有馀，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忧［10］，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11］。竭诚则吴越［12］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13］。虽董之以严刑［14］，震之以威怒［15］，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

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16］，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17］；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18］；乐盘游［19］，则思三驱以为度［20］；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21］；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22］；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宏兹九德［23］。简能而任之［24］，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25］。文武争驰，君臣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可以养松乔之寿，鸣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劳神苦思，代百司之职役哉？［26］

——选自**书局标点本《旧唐书·魏徵传》

【注释】

［1］疏：奏议的一种。奏议是古代臣属进呈帝王的奏章的总称，包括奏、议、疏、表等

［2］长（cháng）：高固：使……稳固。

［3］远：使……流得远。浚：疏通，深挖。

［4］当：主持，掌握。

［5］居域中之大：占据天地间的一大。《老子》上篇：“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域中，天地间。

［6］以：用，行。

［7］凡百：所有的。

［8］景：大。

［9］克：能够。盖：表示不十分肯定的判断。

［10］盖：承接上文，表示推断原因。殷：深。

［11］傲物：看不起别人。物：这里指自己以外的人。

［12］吴越：吴国和越国。

［13］行路：路人。

［14］董：督责，**。

［15］振：同“震”,威吓。

［16］作：兴作，建筑。指兴建宫室之类。

［17］谦冲：谦虚。自牧：自我修养。

［18］下：居于……之下。

［19］盘游：打猎游乐。

［20］三驱：《易经》：“王以三驱。”指狩猎有度，不过分捕杀。三驱，网三面，留一面。

［21］敬：慎。

［22］黜：排斥。

［23］宏：使……光大。兹：此。九德：指忠、信、敬、刚、柔、和、固、贞、顺。

［21］简：选拔。

［25］信者：诚信的人。

［26］百司：百官。

【译文】

我听说，要让树木生长，就一定要使它的根本稳固；想要河水流得长远，就一定要疏通它的源头；想使国家安定，就一定要积聚自己的道德仁义。水源不深却希望水流得长远，根不牢固却要求树木生长，道德不深厚却想使国家安定，我虽然十分愚笨，也知道那是不可能的，更何况明智的人呢？国君掌握着主持国家的重大责任，在天地间占有重大的地位，推崇**的高峻，永远保持永无止境的美善。不考虑在安逸的环境中想到危难，戒除奢侈而厉行节俭，道德不能保持敦厚，性情不能克服欲望。这也就像砍断树根却要树木长得茂盛，堵塞泉源却希望流水长远一样啊！

凡是古代的君主，承受上天的大命，开始做得好的确实很多，但是能够坚持到底的却很少。难道是取得天下容易，守住天下就困难吗？大概是他们在忧患深重的时候，必然竭尽诚意对待**，一旦得志，便放纵情欲，傲视他人。竭尽诚意，那么即使像吴、越那样敌对的国家也能结为一个整体；傲视他人，那么骨肉至亲也会疏远得像过路人一样。即使用严酷的刑罚督责人们，用威风怒气恫吓人们，结果只能使人们图求苟且以免于刑罚，却不会怀念国君的恩德，表面上态度恭敬，可是心里并不服气。怨恨不在大小，可怕的只是百姓。百姓像水一样，可以载船，也可以翻船，这是应该特别谨慎的。

身为君臣，果真能够做到：见了想要得到的东西，就想到知足以警戒自己；将要大兴土木，就想到要适可而止以使百姓安宁；考虑到帝位高随时会有危险，就想到要谦虚，并且加强自我修养；害怕骄傲自满，就想到江海是居于百川的下游；喜欢打猎游乐，就应该想到国君一年只可打猎三次的礼度；担心意志懈怠，就想到做事要谨慎有始有终忧虑会受蒙蔽，就想到虚心接纳**的意见；害怕谗佞奸邪，就想到端正自身以斥退**小人；加恩于人时，就想到不要因为一时高兴而赏赐不当；施行刑罚时，就想到不要因为正在发怒而滥施刑罚。完全做到上述十个方面，扩大九德的修养，选拔有才能的人而任用他，选择品德高尚的人而跟从他们，那么，聪明的人就可以充分发挥他们的智谋，勇敢的人就会竭尽他们的气力，仁爱的人就会广施他们的恩惠，诚实的人就会奉献他们的忠诚。文臣武将都得到任用，君臣之间相安无事，可以尽情的享受游玩的乐趣，可以养生长寿，可以垂衣拱手，安然而治了。又何必耗费精神苦苦思索，代行百官的职务，驱使聪明的臣子，就可以达到道家提倡的无为而治了。

【解析】

《谏太宗十思疏》是唐朝著名谏议大夫魏徵写给唐太宗的一篇奏疏。在这篇文章中，魏徵紧扣“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这个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安邦**的重要思想作了非常精辟的论述，其主题是在于提醒唐太宗要想使国家长治久安，君王必须努力积聚德义，具体提出了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等十个建议。魏徵敢于直谏，在贞观年间先后上疏二百余道，强调“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对唐太宗开创的千古称颂的“贞观之治”起了重大作用。而全文主要阐明的是为人君必须“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主旨。

“太宗怀鹞”，见于唐人刘悚的《隋唐嘉话》，讲的是唐太宗李世民和名臣魏征的故事。唐太宗喜欢玩鸟，有一天，他得到一只形态俊异毛色漂亮的鹞鸟，十分宠爱，便放在手掌中赏玩不已。这时魏征从远处走来，太宗急忙把鹞藏在怀里；魏征发觉了，就近前来向太宗禀告事情，他乘便向太宗讲述古代帝王由于贪图安逸享乐、沉醉声色犬马而最终丧国灭身的事，劝谏“明君”当以此为戒。魏征滔滔不绝地讲着不想停下来，那鹞鸟在太宗怀里快被憋死了，太宗感到可惜；但他一向敬重魏征，不想打断他的话。魏征便没完没了地讲下去，直到那鹞鸟死在了太宗的怀里。

作为一国之君的唐太宗，虽拥有至高无上的**，却也有自己既敬重又畏惧的人，那就是著名的“谏官”魏征。长期担任“谏议大夫”的魏征，是辅佐太宗实现贞观之治的主要谋臣，先后上谏二百余项，他常常劝谏太宗以亡隋为鉴，居安思危，行圣贤之治。魏征以忠耿直谏着称，太宗以善纳忠言名世，君臣默契配合，传为千古佳话。历史上唐太宗就曾将魏征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作为座右铭，并留下“三镜自照”的形象比喻：“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至魏征比他早逝，他便哀叹“朕痛失一镜也”！

**也是人，玩鸟本身并无大错。然而太宗玩鸟时却怕被魏征看见，他藏鸟于怀的举动，犹如顽童之惧怕严师，小孩之躲避父母。他宁可将宠鸟捂死也不肯让魏征知道，这一细节更是将他的敬畏心理刻画得惟妙惟肖。而“佯装不知”的魏征却喋喋不休地讲下去，有意让鹞鸟憋死怀中而达到劝谏之目的，这一充满智慧的细节也使故事增添了趣味，读来令人忍俊不禁。

【简析】

谏太宗十思疏》的精神，主要是规劝唐太宗在“贞观之治”取得成就以后，仍要牢记隋亡的教训，“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善始”“克终”，以“积其德义”，使国家得到长治久安。

《旧唐书》曾赞扬魏徵的奏疏“可为万代王者法”。这篇奏疏，唐太宗非常重视，说它“言穷切至”，使自己“披览亡倦，每达宵分”。他还曾用“载舟覆舟”的比喻来训戒**。宋、明、清三代的一些君主，也经常讽读这篇奏疏，用来规戒自己。可见它在封建时代的重要意义。即使到了今天，文中“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观点，也仍有值得借鉴的现实意义。

这篇奏疏，在写作上有其特色，它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文章根据唐太宗在取得巨大政绩以后，逐渐骄傲自满，生活日趋奢靡的情况，指出他“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不能“竭诚以待下”，必然使“骨肉为行路”，至亲疏远，君臣解体，离心离德，难于保守天下。奏疏不仅把“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危害的道理讲得清清楚楚，而且还对症下药，提出“十思”的措施，既明确具体，又实用而不空泛，针对性很强。

奏疏从头至尾，多用骈偶，或相对为文，或排比论述，辞工文畅，音律**，铿锵成韵，读来如觉连珠滚动。气势雄健有力。

【创作背景】

这篇奏疏写于贞观十一年（公元六三七年）。作者魏征是*历史上著名的敢于犯颜直谏的***。

唐太宗**后，开始一段是较有作为的，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因为他常以隋朝的*为戒，不敢过分使用民力。他曾说：“朕每临朝未尝不三思，恐为民害。”（《资治通鉴》卷一〇九二）。他做到了节私欲，明赏罚，听取下级的劝谏，被人们誉为“从谏如流”的君主。

可是，到了贞观中期，生产有了比较大的发展，人民生活逐渐富裕起来，加上对外战争年年胜利，边防日益巩固，国威远扬，在一片文治武功的欢呼声中，他渐渐骄奢起来，忘记了“以民为本”，特别是渐渐忘记了隋朝**的历史教训，对人民作威作福起来了。就从贞观十一年这一年来看，他先下令修了飞仙宫，后来又诏令修建老君庙、宣尼庙；二月巡游洛阳宫，六月巡游明德宫，十月猎于洛阳苑，十一月又巡游怀州，狩于济源。老百姓为了服徭役，长年不能回家。为此有的大臣向他进谏，如监察御史马周就曾在上疏中指出：“今所营为者，颇多不急之务”，百姓因“供官徭役，道路相继”，“春夏秋冬，略无息时”而“咸有怨言”（《贞观政要》卷十）。他却说：“百姓无事则易骄，劳役则易使。”（《新唐书·魏征传》）。他不再像过去那样高兴地接受下级的意见了。

如贞观十一年，唐太宗巡游洛阳宫，泛舟积翠池，看到***挥霍民脂民膏修建的亭台楼阁，便大发议论说：“（炀帝）将行幸不息，民怨不堪”，“遂使天下怨叛，身死国灭”，看起来他似乎应该以隋为鉴了，但最后他却洋洋得意地说：“今其宫苑尽为我有。”（《贞观政要》卷十），并且照样地“行幸不息”起来。又如要选拔人才，唐太宗说了千百遍，可是没有象样的行动。魏征曾上疏说：“国家思欲进忠良，退不肖，十有余载矣，徒闻其语，不见其人，何哉？盖言之是也，行之非也。”（《贞观政要》卷七）。就在唐太宗越来越忘乎所以，别的大臣都噤若寒蝉的情况下，魏征却在贞观十一年的三月到七月这五个月中，连给唐太宗**四疏，《十思疏》就是其中著名的一篇。（节选自《应用写作》杂志1992年第2期《一篇真实得体的奏疏》）

这篇奏章上奏后得到唐太宗的大为赞赏，亲写诏书嘉许魏征，并把此疏放置案头，以资警惕。由于魏征的积极谏言，深的唐太宗的欣赏，在魏征死后，感言到：“我失去了一面镜子”。

【作者介绍】

魏征（580－643）字玄成，河北下曲阳（今属河北省晋州市）人，从小丧失父母，家境贫寒，但喜爱读书，不理家业，曾出家当过道士。隋大业末年，魏徵被隋武阳郡（治所在今河北大名东北）丞元宝藏任为*。元宝藏举郡归降李密后，他又被李密任为元帅府文学参军，专掌文书卷宗。

唐高祖武德**（618），李密失败后，魏徵随其入关降唐，但久不见用。次年，魏徵自请安抚河北，诏准后，乘驿驰至黎阳（今河南浚县），劝嵛李密的黎阳守将徐世绩归降唐朝。不久，窦建德攻占黎阳，魏徵被俘。窦建德失败后，魏徵又回到长安，被**李建成引用为东宫僚属。魏徵看到**与秦王李世民的冲突日益加深，多次劝建成要先发制人，及早动手。

玄武门之变以后，李世民由于早就器重他的胆识才能，非但没有怪罪于他，而且还把他任为谏官之职，并经常引入内廷，询问政事得失。魏征喜逢知己之主，竭诚辅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加之性格耿直，往往据理抗争，从不委曲求全。有一次，唐太宗曾向魏征问道：「何谓明君、闇君？」魏征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君之所以闇者，偏信也。以前秦二世居住深宫，不见大臣，只是偏信宦官赵高，直到****以后，自己还被蒙在鼓里；***偏信虞世基，天下郡县多已失守，自己也不得而知。」太宗对这番话深表赞同。

贞观**（627），魏征被升任尚书左丞。这时，有人奏告他私自提拔亲戚作官，唐太宗立即派御史大夫温彦博**此事。结果，查无证据，纯属诬告。但唐太宗仍派人转告魏征说：「今后要远避嫌疑，不要再惹出这样的麻烦。」魏征当即面奏说：「我听说君臣之间，相互协助，义同一体。如果不讲秉公办事，只讲远避嫌疑，那么国家兴亡，或未可知。」并请求太宗要使自己作良臣而不要作忠臣。太宗询问忠臣和良臣有何区别，魏征答道：「使自己身获美名，使君主成为明君，子孙相继，福禄无疆，是为良臣；使自己身受杀戮，使君主沦为暴君，家国并丧，空有其名，是为忠臣。以此而言，二者相去甚远。」太宗点头称是。

贞观二年（628），魏征被授秘书监，并参掌朝政。不久，长孙皇后听说一位姓郑的**有一位年仅十六七岁的女儿，才貌出众，京城之内，绝无仅有。便告诉了太宗，请求将其纳入宫中，备为嫔妃。太宗便下诏将这一女子聘为妃子。魏征听说这位女子已经许配陆家，便立即入宫进谏：「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居住在宫室台榭之中，要想到百姓都有屋宇之安；吃着山珍海味，要想到百姓无饥寒之患；嫔妃满院，要想到百姓有室家之欢。现在郑民之女，早已许配陆家，陛下未加详细查问，便将她纳入宫中，如果传闻出去，难道是为民父母的道理吗？」太宗听后大惊，当即深表内疚，并决定收回成命。但房玄龄等人却认为郑氏许人之事，子虚乌有，坚持诏令有效。陆家也派人递上表章，声明以前虽有资财往来，并无订亲之事。这时、唐太宗半信半疑，又召来魏征询问。魏征直截了当地说：「陆家其所以否认此事，是害怕陛下以后藉此加害于他。其中缘故十分清楚。不足为怪。」太宗这才恍然大悟，便坚决地收回了诏令。

由于魏征能够犯颜直谏，即使太宗在大怒之际，他也敢面折廷争，从不退让，所以，唐太宗有时对他也会产生敬畏之心。有一次，唐太宗想要去秦岭山中打猎取乐，行装都已准备停当，但却迟迟未能成行。后来，魏征问及此事，太宗笑着答道：「当初确有这个想法，但害怕你又要直言进谏，所以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还有一次太宗得到了一只上好的鹞鹰，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很是得意。但当他看见魏征远远地向他走来时，便赶紧把鸟藏在怀中。魏征故意奏事很久，致使鹞子闷死在怀中。更多文言文学习文章敬请关注“诗词网文言文阅读”的古文观止栏目。

贞观六年，群臣都请求太宗去泰山封禅。藉以炫耀功德和国家富强，只有魏征表示反对。唐太宗觉得奇怪，便向魏征问道：「你不主张进行封禅，是不是认为我的功劳不高、德行不尊、*未安、四夷末服、年谷未丰、祥瑞末至吗？」魏征回答说：「陛下虽有以上六德，但自从隋末****以来，直到现在，户口并未恢复，仓库尚为空虚，而车驾东巡，千骑万乘，耗费巨大，沿途百姓承受不了。况且陛下封禅，必然万国咸集，远夷君长也要扈从。而如今中原一带，人烟稀少，灌木丛生，万国使者和远夷君长看到*如此虚弱，岂不产生轻视之心？如果赏赐不周，就不会满足这些远人的欲望；**赋役，也远远不能报偿百姓的破费。如此仅图虚名而受实害的事，陛下为甚么要干呢？」不久，正逢中原数州暴发了洪水，封禅之事从此停止。

贞观七年（633），魏征代王珪为侍中。同年底，中牟县丞皇甫德参向太宗**说：「修建洛阳宫，劳弊百姓；收取地租，数量太多；妇女喜梳高髻，宫中所化。」太宗接书大怒，对**们说：「德参想让国家不役一人，不收地租，富人无发，才符合他的心意。」想治皇甫德参诽谤之罪。魏征谏道：「自古**不偏激，不能触动人主之心。所谓狂夫之言，圣人择善而从。请陛下想想这个道理。」最后还强调说：「陛下最近不爱听直言，虽勉强包涵，已不像从前那样豁达自然。」唐太宗觉得魏征说得入情入理，便转怒为喜，不但没有对皇甫德参治罪，还把他提升为监察御史。

贞观十年（636），魏征奉命主持编写的《隋书》、《周书》、《梁书》、《陈书》、《齐书》（时称五代史）等，历时七年，至此完稿。其中《隋书》的序论、《梁书》、《陈书》和《齐书》的总论都是魏征所撰，时称良史。同年六月，魏征因患眼疾，请求**侍中之职。唐太宗虽将其任为特进这一散职，但仍让其主管门下省事务，其俸禄、赏赐等一切待遇都与侍中完全相同。

贞观十二年（638），魏征看到唐太宗逐渐怠惰，懒于政事，追求奢靡，便奏上著名的《十渐不克终疏》，列举了唐太宗**初到当前为政态度的十个变化。他还向太宗**「十思」，即「见可欲则思知足，将兴缮则思知止，处高危则思谦降，临满盈则思挹损，遇逸乐则思撙节，在宴安则思后患，防拥蔽则思延纳，疾谗邪则思正己，行爵赏则思因喜而僭，施刑罚则思因怒而滥」。

贞观十六年（642），魏征染病卧床，唐太宗所遣探视的中使道路相望。魏征一生节俭，家无正寝，唐太宗立即下令把为自己修建小殿的材料，全部为魏征营构大屋。不久，魏征病逝家中。太宗亲临吊唁，痛哭失声，并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我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

谏太宗十思疏 篇四

疏做为古代的一种文体，有三种解释：

1、臣子分条向帝王分条陈述说明的意见书。

2、对古书经典类的注解和对书籍注解的进一步注释。

谏太宗十思疏 篇五

古代“两会”是什么样的会议

从制度层面来说，现代“两会”制度为共和国首创，古代中国是没有的。但是如果从议事形式来讲，古代中国也有类似的形式。当然，古代中国的国家议事体系与现代是有本质区别的。

古代是皇帝一个人说了算的“家天下”，皇帝自称天子，其实他是真正的明白人，知道“一个人拍脑袋”的局限性，于是有了“朝参”和“集议”。“朝参”又叫“朝会”，“集议”也称“议会”——这便是古代中国的“两会”制度。

“朝参”由皇帝亲自主持，是小范围的。原本是百官进入皇帝的办公大厅（朝廷）参拜皇帝的一种形式，古装戏中常出现的君臣在朝廷上问答的场景，其实就是“朝会”。一般在进行重要的人事任免和重大的工作安排、典章颁布时，皇会开“朝会”。有资格参加“朝会”的都是相当于今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级别的“三公”、“九卿”，最低也得是副厅级的正五品官员。“朝参”实是一种御前会议或内阁会议，有点类似于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时间不长，但相对频繁。到了唐代，“朝参”变成了“常参”，每日或隔日举行，成了制度化。

“集议”则由“三公”们或地位相当于“三公”的大臣主持，皇帝一般不参加。“集议”实际上是应皇帝的要求或同意才开的，其规模可大可小，参会者的范围比“朝参”复杂。“集议”通过的议案都是要认真执行的，与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功能有点接近。

古代“两会”代表都是些什么人

“集议”也分中央和地方，与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相似。但与今“人大”代表都是普选出来的不同，参加“集议”的人员都是由官方决定和领导推举，代表中并没有普通群众。

那么，古代的“人大”代表都是些什么人？从史料上来看，主要有四类：一是相当于今天省部级高官的“二千石”以上驻京大臣才有资格，实为官僚和利益集团的代表；二是“地方代表”，以分封在外、待遇达到一定级别的列侯为主，列侯都是功臣名胄或其后裔，实为贵族和特殊阶层的代表，这部分代表是不能参加“朝参”的；三是“专业代表”，主要是列大夫、博士、议郎这些专职谏官，这类代表参政议政能力强，因为都是领俸禄的，实为“公务员”群体代表。

另外，在需要时还会有“基层代表”。刘弗陵（汉昭帝）当皇帝时召开“盐铁会议”，便特别召集60余名地方和基层的代表参会，这类代表以饱读诗书、喝过墨水的“贤良”、“文学”人士为主，表面看来是来自地方和基层，但由于是相当于今省市一把手的郡国国主和地方富豪推举出来的，实为学术界和富人的代表。

虽然这些代表并没有代表性，但其素质要求并不低，要求必须敢说话，善表达，有较强的参政议政能力和水平，和稀泥、当会油子，只会摁表决器和鼓掌不行。

古代“两会”议案很难一致通过

古代中国的“两会”很注重民主气氛，“代表们”敢直抒胸臆，有人甚至敢在“朝会”上当面指出皇帝的不是，如果“代表”总是投赞成票便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可能会遭到皇帝的训斥和查办。

在“集议”上，议案也很难“一致通过”，有时还会出现“经年不决”的现象。西汉末年的王莽新朝，有一次议会的议题之一是，讨论并颁布官员的工资制度，结果集议了好几年，也未能拿出各方都能接受的意见。由于政策迟迟不能出台，导致上自公侯、下至小吏都拿不到工资，即所谓“皆不得俸禄”，实在罕见。

古代最著名的一次“集议”是“盐铁会议”。会议时间在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二月，会上，60余名由相当于今省市一把手的郡国国主推举出来的地方和基层代表，与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首的驻京高级干部代表，进行面对面的激烈辩论。

会议由时任丞相的田千秋主持，重点议题是对汉武帝主政时期国家施政政策的得失，进行讨论。地方和基层代表们对盐铁官营、平准均输、酒类专卖、货币发行等多项政策提出了尖锐批评，强烈要求废除之。桑弘羊深得汉武帝的信任，曾统管中央财政近40年，是这些政策的实际制定者，对“贤能”和“文人”的否定意见不以为然。

会议最后经过表决，通过了废除全国酒类专卖和关内铁官制度，打破国有公营的垄断。这次辩论表现出了不同治国理念的大碰撞，30年后学者桓宽根据这次“全代会”的会议记录，整理出了著名的古代经济思想文献——《盐铁论》。

董仲舒的“提案”在古代影响最大

古代共商国是，除了“朝参”和“集议”这样的“两会”形式外，还有一种“谏议”制度。所谓“谏”本义就是规劝君主，谏议自然就是给皇帝行为和决策提意见，专挑毛病和不足。谏议既有会议形式，也可个人约谈，有时还会与“集议”混在一起，但与“集议”明显的不同是，谏议多有“提案”。

与“集议”相比，谏议制度在古代中国影响很深，这与皇帝的重视是分不开的。实际上此制度原本就是皇帝提出来的，谏官往往也由皇帝亲自挑选和委任。谏议制度要求拿出提案供皇帝和中央决策时参考，开会时的味道有点儿像今天全国政协会议。谏官也都会积极建言献策，其所扮演的“民主监督”角色，有点像古代中国的“政协委员”。

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谏议制度其实早在先秦时便出现了。秦中央设置了中大夫、太中大夫、谏议大夫、中常侍、给事中等权力大小不等的专职谏官，起初并无固定编制，多时达数十人。

西汉中早期皇重视谏议制度的建设，汉武帝刘彻对“政协委员”十分重视，出现了不少出色的谏官。当时，最著名的一位是“新儒学”的代表人物董仲舒，他上交给汉武帝的提案《举贤良对策三》，可以说是古代中国影响最大的提案，提案的中心观点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观点得到了汉武帝的肯定，提案被采纳，儒家地位骤升，从此开始左右古代中国人的意识，至今这一儒家思想都在发酵。

魏征是唐代最著名的“人大代表”

到了唐代，谏议制度趋于成熟，谏官的地位被进一步抬升。唐太宗李世民规定，谏官可以随宰相入朝议事。可见，谏官事实上已进入了唐代中央政权的决策层。但是，古代中国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并不好当。

谏官的权力是皇帝给的，因而皇上想听时会“纳谏”，不想听时便会“拒谏”。所以，遇到开明的好皇帝，谏官便很潇洒，连皇敢骂。唐太宗是个好皇帝，主政期间涌现出了魏征、王珪、姚思廉、褚遂良等一批著名人士。

如用“人大代表”来称呼这些谏官，魏征当是唐代最著名的一位，也是提议案最有名、被采纳的也最多。魏征本是太子党集团中的成员，为太子李建成洗马官。唐太宗并未因此冷落他，夺得皇位后，提拔他为“谏议大夫”，后继任“侍中”。魏征生前给唐太宗拿出了不少提案，如“明德慎罚”提案：主张加强社会道德建设，提高公民素质，慎用刑罚，因为法律并不能解决一切社会问题。

魏征所交提案中，最著名的当属“民如水”理论，他称“民如水，君如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规劝唐太宗要吸取隋朝亡国的教训，善待老百姓。共和国开国领袖所提倡的“为人民服务”，不就是这个意思么，或许当年就是看了魏征的“提案”后，才提炼出了这个影响整个共和国官员和普通公务员的最基本行为准则。

相反，若遇到昏君庸主便不好当，或遭贬或丢官，搞不好自己还得主动把老命交出来，美其名曰“尸谏”。如隋炀帝杨广就不喜欢“两会”制度这样的谏议，他当皇帝时竟然将谏官全部废除。当然，听不进“民意”的隋炀帝结局很惨。

实际上，即便皇帝很开明，谏官也很难不被暗箭中伤。如西汉时的贾谊、晁错遇到的都是明君，他们二人均当过“博士”谏官，提案也都很出名。前者有给汉文帝刘恒的“三农”提案《论积贮疏》，后者有给汉景帝刘启的“扩大内需”的经济提案《论贵粟疏》。

谏太宗十思疏范文 篇六

关键词：法治、法制、台谏、名节、异论、腐败、人治。

引言

法治固然需要有完备的法制，能做到事事有法可依，但纵观中华数千年史，更重要的还是对任何权力能够进行有效的制约和监督，这才是秉公执法的根本保证。因为书面规定的法制是死的，而人是活的，人可以制订法制，也可以破坏法制，钻法制的空子。就以天水一朝而论，经过历代的编纂，法制的书面规定是十分详密的，所谓“事为之防，曲为之制”，①任何政务大致上都是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有例可援，然而只要稍稍有点历史常识，谁都不会承认宋朝是个法治时代，其书面规定与实施、运作之间，无疑存在着极大的弹性和伸缩余地。

中国古代政治，特别从秦汉以来，总的说来，是向着加强君主专制的方向和轨道演变的。但决不是说，皇帝的权力就总是不受任何制约。无论是古人政治经验的积累，还是儒家思想，都相当强调今人所谓的监察权，其中心设计，一是对皇帝谏诤，二是对百官纠劾。“谏官掌献替，以正人主；御史掌纠察，以绳百僚”。②宋朝的御史和谏官合称台谏，在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17太平兴国元年十月乙卯。

②《山堂群书考索》续集卷36《台谏·谏官御史其职各略》。

1

当时的政治生活中无疑起着重要作用。关于宋朝的台谏，已有不少论著，特别是贾玉英先生著有《宋代监察制度》，作了相当详细的论述。本文只拟从台谏制度的实际运作的角度，对宋朝的人治作一些分析。

宋朝台谏政治之特点

中国古代的台谏政治，特别是宋朝的台谏政治，某种意义上可说是专制政治下的一种巧妙的法制设计，是否可作如下的几点归纳：

第一，众所？知，“中国专制主义皇权理论是由先秦的法家奠定，并经过汉儒的缘饰而形成的”。“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皇权的理论是韩非的君主独裁加上董仲舒的天人合一”。①皇帝神圣和独裁既是基本原则，照理说，代表皇帝“绳百僚”的法制尚有存在的必要，而“正人主”的法制就无从说起。但是，由于儒法学说的杂揉，按《尚书·说命上》之说，“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谏诤和纠察制度就有设立的必要。据上述政治伦理，皇帝和大臣决非是天生的圣聪和神明，一贯正确，不能有权就是有理，权位高就是有理。唯有“从谏”，方能达到“圣”的境界。这又与先秦法家强调君主一人奋私智而独断的主张相凿枘。由此可见，秦汉以降的儒家思想，往往包含着自相矛盾的因素，但又决不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式的绝对排斥，而在於收到相反相成之效的一种平衡式的互补。今人所谓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其实正是设置台谏官的理论依据。

第二，古代儒法两家都是强调建立贵贱尊卑分明的等级秩序。自秦汉以来的历朝，自然都是等级观念深固，等级制度森严。但是，台谏制度的建立，却是按照另一种思路，就是从制度上保证小官谏诤皇帝，弹劾大官。依北宋元？时和南宋的官品令，侍御史是从六品，殿中侍御史和左、右司谏是正七品，左、右正言和监察御史是从七品。②他们官品虽低，却可明人不做暗事，“明目张胆”地弹击高官，批评皇帝。凡是弹奏某个大官，按例必须将奏疏的“副本”递送此人，③决不是当一个偷偷摸摸的举报者。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一个司局级的干部，甚至还不够司局级，却可公开批评国家领导人。这又不能不说是在专制体制下的某种平等和民主精神。此种制度其实是上引《尚书》之说在法制上的贯彻，而与贵贱尊卑的秩序相悖，实际上也是相反相成的互补。国家专门出俸禄养一批官员，不管实际行政事务，而饱食终日，只是对时政以至皇帝、百官的私生活百般挑剔，横挑鼻子竖挑眼，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相当巧妙的政治设计。

第三，允许“风闻言事”。④王安石说：“许风闻言事者，不问其言所从来，又不责言之必实。若他人言不实，即得诬告及上书诈不实之罪。谏官、御史则虽失实，亦不加罪，

①周良霄先生《皇帝与皇权》第292-301页。

②《职官分纪》卷6，卷14，《宋史》卷168《职官志》。

③《老学庵笔记》卷8。

④关于风闻言事的研究，可参见贾玉英先生《宋代监察制度》第111-112页。

2

此是许风闻言事。”①事实证明，特别是许多埋藏很深的腐败问题，是很难揭发的。如果以揭发不实处以诬告、诬蔑等罪，就等于杜绝了谏诤和纠劾之路，必须允许所论的人和事与实际情况有出入，而实行言者无罪。这无疑是古代监察制度的一条可贵的经验，时至今日，仍不失其借鉴意义。

第四，在君主专制的条件下，敢于直言是极其不易的。《荀子·臣道篇》说：“大臣父兄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去，谓之谏；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死，谓之争。”他是将诤作为更高一级的谏，即犯死直谏。《韩非子·说难》将谏诤比喻为触犯龙的逆鳞，而有杀生之祸。唐太宗也说：“人臣欲谏，辄惧死亡之祸，与夫赴鼎镬，冒白刃，亦何异哉？故忠贞之臣，非不欲竭诚，竭诚者，乃是极难。”②在古代的历史条件下，“文死谏，武死战”，③确是可以作为文武官员的最高道德标准。宋太祖立下秘密誓约，“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誓不诛大臣、言官”，“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④证明这个开国皇帝确有政治远见，其誓约无疑是保证言路畅通和监察权实施的重大措施，体现了专制时代难能可贵的宽容政治。与其他朝代相比，宋朝强调优礼士大夫，台谏官的谏诤和纠劾条件在不少场合是比较宽松的，他们受到宋太祖誓约的保护，最重的处罚不过是流放岭南。这是宋朝台谏政治比其他朝达的一个重要条件。苏轼说： “历观秦汉以及五代，谏争而死盖数百人，而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 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⑤ 尽管宋太祖的誓约在北宋时并未公开，但已经造成了无须“文死谏”的宽松条件，导致宋朝台谏政治的发达，确是前朝后代所无的。

第五，宋人时或强调，“天下者”，“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多少有一种士大夫与天子共天下的民主精神。⑥ 第六，宋朝台谏合一，两类官员的职责互相渗透，其实已无分工，御史可以谏诤，谏官也可以纠劾，这也是一大特点。 古代的台谏政治不能不与士人的名节密切相关。按照儒家理论，凡是合格的台谏官，

①《长编》卷210熙宁三年四月壬午。

②《贞观政要》卷2《论求谏第四》。

③《红楼梦》第36回贾宝玉语，参见牧惠先生《也来拍拍打打》第196页《论“文死谏”》。

④《避暑漫抄》引《秘史》，《松隐文集》卷26《进前十事札子》。

⑤《东坡奏议》卷1《上皇帝书》。

⑥《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20绍兴八年十二月癸酉，参见《宋史研究论文集》1999年程民生《论宋代士大夫政治对皇权的限制》。

3

他们为维护皇朝的长治久安，决不能只看君主和大臣的脸色行事，而必须能痛陈时弊，其谏诤和弹劾不应是不痛不痒，而应是专戳君主和大臣的痛处。然而这个问题单纯从制度上却是根本无法保证的，全在于担任台谏官者的素质。

从另一个角度看，台谏政治也不能不与皇权、相权等因素相关。自秦汉以降，皇权和相权大致是中央集权帝国最重要的两项权力，两种权力互有消长，需作具体分析，难以一概而论，但总的趋势无疑是皇权愈来愈膨胀。宋朝官制的设计，今人可以概括出一个重要原则，就是皇帝集权，臣僚分权，中央集权，地方分权。主持中央军国大计是宰相和执政，合称宰执，执政包括参知政事等副相，主持军务的枢密院长贰。两名以上的宰相之间，宰相与副相，宰相与枢密院长贰之间，从制度上说，是互相分权和牵制的。在他们之外，台谏权也成为皇权用以压制宰执权的一个重要因素，所谓“君为元首也，大臣股肱也，谏臣耳目也”。①“台谏者，天子耳目之臣”，②从制度上说，又是用於监视宰执的。考察宋朝台谏制度的实际运作，事实上就离不开台谏官的个人品质和皇权、宰执权等纵横交错的两方面的因素。

宋朝台谏制度的运作

一、宋仁宗和宋英宗时：依历史的年代顺序考察，北宋太祖、太宗和真宗三代，台谏的政治作用是微弱的，真正发挥作用，大致是始於宋仁宗时。宋仁宗初，刘太后掌政，谏官刘随“谏太后不宜数幸外家，太后不悦”，将他外任。“太后兄子刘从德死，录其姻戚至於厮役几八十人”，“侍御史曹修古，殿中侍御史郭劝、杨偕，推直官段少连交章论列，太后怒”，於是将他们贬官。③宋仁宗亲政後，宠爱尚美人，“一日，尚氏於上前有侵后语”，郭皇后“批其颊，上自起救之，误批上颈”，于是皇帝大怒，宣布废后。现在看来，废皇后其实无关于国计民生，但在儒臣们看来，却是涉及君德的大事。右司谏？仲淹带头，“即与权御史中丞孔道辅率知谏院孙祖德，侍御史蒋堂、郭劝、杨偕、马绛，殿中侍御史段少连，左正言宋郊，右正言刘涣诣垂拱殿门，伏奏皇后不当废，愿赐对，以尽其言。护殿门者阖扉，不为通，道辅抚铜环，大呼曰：‘皇后被废，奈何不听台谏入言！’”皇帝自感理亏，不愿接见，“寻诏宰相召台谏”。宰相吕夷简憎恨郭后，全力怂恿和支持皇帝废郭后，却在台谏官的责问下无言以对。最后皇帝和宰相只能采取霸道的办法，将孔道辅、范仲淹等黜责，“遣使押道辅及？仲淹亟出城，仍诏谏官、御史自今？须密具章疏，毋得相率请对，骇动中外”。④後一谏诤废后的事件，其影响远较前一反对荫补之滥的事件为大。

①《宋朝诸臣奏议》卷51刘随《上仁宗论当今所切在於纳谏》。

②《宋会要》职官3之56。

③《长编》卷110天圣九年十一月丁酉，《宋史》卷297《刘随传》，《曹修古传》，

《郭劝传》，《段少连传》，卷300《杨偕传》。

④《长编》卷113明道二年十二月乙卯，《宋史》卷242《仁宗郭皇后传》，卷311《吕夷简传》。

4

谏诤废后事件就宋代政治史而言，算不得什么大事，而就古代监察制度史而论，却是大事，表明了台谏权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敢于旗帜鲜明地和皇权、相权作某种程度的对抗。正如南宋吕祖谦所说，“自孔道辅、?仲淹敢于抗（吕）夷简”，“台谏之权敢与宰相为抗矣”。“自庆？以来，台谏之职始振，自治平以来，台谏之权始盛”。①

从另一角度看，古代的儒家学说向来是崇尚名节的，名节是作为一种匡世济时的重要手段。但是，专制政治的本质，却又决然筛选和宠爱随风转舵之人，曲学阿世之士。两者是互相矛盾的，在某种意义上却也是相反相成的。由于儒家学说的强烈影响，以致君主们一般不会公开标榜自己就是喜欢没有名节之士。在这场抗争中，台谏官们，特别是？仲淹，事实上成了某种意义上的胜利者，君相贬责他们，反而成全被贬责者的清誉。在不存在“文死谏”的条件下，特别是？仲淹本人，成了一面不计升沉祸福，只论是非曲直的大旗。《朱子语类》卷129说，“至？文正方厉廉耻，振作士气”，“至？文正时便大厉名节，振作士气”，“本朝惟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对天水一朝士大夫名节观的发展和振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有两句很有名的格言，一是人们熟知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後天下之乐而乐”，二是“作官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②政治上不怕受罪，而个人操守，则务求清白，这正是合於古代儒家理想的台谏官的楷模。孔道辅的影响虽然远不如范仲淹，但身任御史中丞，距离升迁执政的高官不过是咫尺之近，而他宁愿牺牲前程，也足可称道。

另一个在倡导名节方面起了很大作用的人，就是欧阳修，他不论在政治上和学问上，可以说是全才，是一代宗师。他所著的《五代史记》，如卷32《死节传》，卷33《死事传》，卷34《一行传》等，批判了五代时“以苟生不去为当然”，“缙绅之士安其禄而立其朝，充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此书卷54又批判了冯道，“天下大乱，戎夷交侵，生民之命，急於倒悬，道方自号？长乐老？，著书数百言，陈己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阶勋官爵以为荣”，“事九君，未尝谏诤”，将这个曾“取称於世”的人置於儒家的天平上衡量。欧阳修在庆？三年（公元1143）出任知谏院後，③正如前引吕祖谦之说，“台谏之职始振”。

宋人名节观念的强调与台谏官的振职，大致上可说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继？仲淹和欧阳修之后，如包拯等有骨气的台谏官辈出，无疑是书写了古代监察制度史上的辉煌篇章。宋仁宗懦弱无能，遇大事无主意，其实也是台谏官得以发挥作用的重要条件。人们早已指出，当时许多宰执是由台谏官论罢的。宋英宗时，台谏官围绕着濮议，与皇帝、宰执相抗，由於以前已发表研究成果，此处从略。

二、宋神宗时：宋神宗任用王安石，推行变法，变法涉及复杂的情况，此处且不论其是非功过，但不少台谏官明知皇帝的意向，却敢於公开表明自己的反对意见，这正是继承

①《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卷9《台谏》，卷13《台谏》。此书说：“自仁宗即位，刘中丞（筠）令台属各举纠弹之职，而後台臣之职始振。”与正文所引之说自相　牾。按此？制度上的规定，本文主要还是从台谏制的运作考虑，可参见《宋史》卷305《刘筠传》。

②《晁氏客语》。

③《长编》卷140庆？三年三月癸巳。

5

了？仲淹和欧阳修的遗风馀烈。司马光为御史中丞吕诲写墓？铭说：“前後三逐，皆以迕犯大臣，所与敌者，莫非秉大权，天子所信向，气势轧天下，献可（吕诲字）视之若无睹，正色直辞，指数其非，不去不已，旁侧为之股栗，而献可处之自如。平居容貌语言，恂恂和易，使之不得位於朝，人不过以谨厚长者名之而已矣。及遇事，苟义所当为，疾趋径前，如救焚溺，所不当为，畏避远去，如顾陷阱，惟恐坠焉。”当时的宋朝确实需要整顿和振兴，而吕诲弹劾王安石说：“天下本无事，但庸人扰之。”①可知其政见是保守的。但吕诲不计较官位的得失，不做苟合取容的事，敢於直率地表述政见，还是足可称道，体现了儒家倡导的名节。

从宋神宗时开始，台谏官作为风宪之地，愈来愈深地卷入了新旧党争。宋神宗的用人方针与王安石不同，王安石主张“一道德”，认为“学？不一，异论纷然”，②“若朝廷人人异论相搅，即治道何由成”。“朝廷任事之臣，非同心同德，协于克一，即天下事无可为者”。③但宋神宗其实还是按宋朝的祖宗家法，适当地参用反变法派，以求“异论相搅”。不论是按宋朝的历史条件，还是按今天的民主政治标准看来，“一道德”就是一言堂，就是专制独裁，完全不足取。一方面，政令，特别是军令应当统一，另一方面，人们的思想和议论完全应当“异论相搅”。真理愈辩愈明，何须害怕异论。?管宋神宗对王安石的主张打了若干的折扣，但由於反对变法的台谏官屡经贬逐或外任，台谏官的议论也就趋于清一色，甚至成为党同伐异的工具。

著名的苏轼“乌台诗案”，就是突出的一例。④乌台是御史台的别名。最初是监察御史？行何正臣揭发苏轼，御史中丞李定和御史舒　又继踵上奏，他们摭拾了苏轼若干诗文，说他“腾沮毁之论”，“讥切时事之言，流俗翕然，争相传诵”云云，“言伪而辨”，“行伪而坚”，将他比喻为孔子当年所斩的少正卯，宋神宗“诏知谏院张　、御史中丞李定推治以闻”。按照宋制，就成了一起“承诏置推”的“诏狱”，而主持审讯的正是台谏官。“御史台既以轼具狱，上法寺，当徒二年，会赦当原”，而李定、舒　等又上奏，“乞不以赦论”。“轼既下狱，众危之，莫敢正言者”。但王安石的弟弟、直舍人院王安礼却对宋神宗进言：“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语言谪人，按轼文士，本以才自奋，谓爵位可立取，顾碌碌如此，其中不能无觖望。今一旦致於法，恐後世谓不能容才。?陛下无庸竟其狱。”

①《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76《右谏议大夫吕府君墓？铭》。吕诲弹劾之语，是司马光的概括，其原文见《宋朝诸臣奏议》卷109，没有如此露骨。

②《宋史》卷155《选举志》。

③《长编》卷213熙宁三年七月壬辰。

④关於乌台诗案，散文家牧惠《也来拍拍打打·想起了乌台诗案》一文，有比历史研究者更为精辟和透彻的论述。

6

宋神宗说：“朕固不深谴，特欲申言者路耳，行为卿贳之。”但他又告诫王安礼“勿漏言”。由此可见，按古代的“天必殛之”的迷信习俗，宋神宗还是不敢不遵守宋太祖的秘密誓约，只是要通过台谏官对苏轼薄示惩戒而已。尽管如此，苏轼出狱後，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令御史台差人转押前去”，这些都是宋时犯罪官员的待遇。受这次冤狱牵连而贬责的官员有王诜、苏辙和王巩，另有张方平、司马光等二十二人“罚铜”。①後来宋神宗死，苏轼重新进用，高太后对他说：“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诵卿文章，必叹曰：?奇才，奇才！?但未及进用卿耳。”於是苏轼“不觉哭失声”。②一方面薄示惩戒，另一方面又打算日后进用，这当然也是帝王恩威兼施的南面之？。

古代帝王专制，尤其忌讳臣僚分朋植党。但按照儒家的理念，台谏官理应是充当的角色。乌台诗案中的台谏官恰好反其道而行之，充当了讨伐异论的角色，作为这次冤案总导演的宋神宗，又是充分利用了台谏官作为天子耳目的职能，自称是“申言者路”。与前引？仲淹的事例相比，足以证明在古代人治的条件下，台谏制度只能是一柄双刃剑。

三、宋哲宗元？时：年幼的宋哲宗即位之初，祖母高太后主持所谓元？更化，起用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变法派。反变法派官员进入和控制了台谏部门，利用弹劾的手段，开始了宋朝第一次大规模的贬窜士大夫的运动，变法派深受打击。但从另一方面看，元？时的台谏官们往往还是按照儒家的理念行事，尽管大的政见相似，却也并不只是简单地充当高太后和宰执的应声虫，宰执们往往受到台谏官的攻击。不论是台谏官之间，还是台谏与宰执等政争，其实也无法按史料中流传的所谓洛、蜀、朔三党党争，加以归纳和概括。③

反变法派迫害变法派最突出的一例，就是前任宰相蔡确的车盖亭诗案。蔡确被贬後，“尝？车盖亭，赋诗十章，知汉阳军吴处厚上之，以为皆涉讥讪，其用郝处俊上元间谏高宗欲传位天后事，以斥东朝，语尤切害”。④吴处厚是一小人，挟私怨而上告，其实全是捕风捉影之事，与元丰时的乌台诗案相比，苏轼的诗文倒还是被抓住若干真凭实据。虽然高太后为之盛怒，但不论是宰执，或是台谏，却围绕着这件诗案，分成两派。当年吃文字狱官司的苏轼上密奏说：“朝廷若薄确之罪，则於皇帝孝治为不足；若深罪确，则於太皇太后仁政为小累。谓宜皇帝敕置狱逮治，太皇太后出手诏赦之，则於仁孝两得矣。”但高太后“不报”。⑤谏官们主张严惩，而以御史中丞李常为首的台官们主张从轻。右相？纯仁秉

①《长编》卷299元丰二年七月己巳，卷301元丰二年十二月庚申，《东坡乌台诗案》。关於诏狱的定义，参见《宋史》卷200《刑法志》。何正臣，&127;《东坡乌台诗案》作“何大正”。

②《宋史》卷338《苏轼传》。

③参见载於《尽心集-张政　先生八十庆寿论文集》的拙作《洛、蜀、朔党争辨》。

④《宋史》卷471《蔡确传》。

⑤《宋史》卷338《苏轼传》，《长编》卷425元？四年四月壬子。

7

性平恕，他对高太后说蔡确“无党”，强调“不可以语言文字之间，暧昧不明之过，诛窜大臣”。①尚书左丞王存支持？纯仁的主张。他们却遭到谏官们的攻击。右正言刘安世弹劾说，?纯仁与“御史台表？通同，殊无公道，窥伺执政之意，旋立议论”。②结果是？纯仁和王存罢政，御史台的官员，包括御史中丞李常、侍御史盛陶、殿中侍御史翟思和监察御史赵挺之、王彭年全部被撤换。③蔡确最后“责授英州别驾、新州安置”。这是自宋仁宗初，宰相丁谓流放海南岛以来最重的处罚。正如？纯仁所说，“此路自丁晋公後，已荆棘七、八十年”，“吾辈将不免矣”。最初，其他宰执还企图以蔡确母亲年老为由，“不欲令过岭”，免於流放岭南，但高太后却说：“山可移，此州不可移。”④蔡确後死於贬所，成为比乌台诗案更大的冤案。

政见不同是普遍存在的，古令中外，概莫能外，而对不同政见的宽容程度，却无疑是人类政治文明演进的一个重要标尺。那种对不同政见压制、封杀，以至动辄罗织罪状，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无疑是政治文明低级阶段的产物，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说是对统治缺乏自信心的表现。宋神宗憎恶苏轼写诗文讽刺时政，亲自导演了乌台诗案，虽然有擒有纵，自以为得计，其实即使按古代的儒家理念看来，也不免有失於王道，而沦於霸道之讥。至於高太后处置车盖亭诗案的做法，更是变本加厉，自郐以下。

虽然元？时台谏制度的操作，已深深地陷入党争，但从“正人主”的角度看，仍有值得称道的事例。左谏议大夫刘安世和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的助手、刚由右谏议大夫升给事中的？祖禹，“闻禁中觅乳媪，祖禹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时，上疏劝进德爱身”。“不宜先以好色闻於天下”。高太后“谕祖禹，以外议皆虚传”。?祖禹却再次上疏，强调“今外议虽虚，亦足为先事之戒”。“凡事言於未然，则诚为过；及其已然，则又无所及，言之何益？陛下宁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无及之悔”。⑤这是风闻言事，言者无罪，还要求闻者足戒的一例。尽管所言不实，而范祖禹却还要强调此奏“为先事之戒”。

四、宋哲宗绍圣和元符时：高太后死，宋哲宗亲政，行“绍述”变法之政，起用章①《长编》卷426元？四年五月辛未，卷427元？四年五月丙戌。

②《长编》卷426元？四年五月庚辰，《尽言集》卷9《论蔡确作诗讥讪事第八》。

③《长编》卷426元？四年五月癸酉，卷427元？四年五月辛巳。

④《长编》卷427元？四年五月丁亥，《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9。

⑤《长编》卷436元？四年十二月，《宋史》卷337《?祖禹传》，卷345《刘安世传》，?祖禹和刘安世奏见《宋朝诸臣奏议》卷29《上哲宗乞进德爱身》，《上宣仁皇后乞保护圣体》，《同前（?第二状）》，《上哲宗再论进德爱身》，《同前（第二状）》。

8

为首的变法派，於是大批反变法派果然遭到更厉害的报复，许多人被流放到岭南。这是第二次更大规模的贬窜士大夫的运动，台谏官更深地卷入党争。宋哲宗元？末到绍圣时，如御史中丞黄履、侍御史杨畏、监察御史刘拯、来之邵、周秩、董敦逸，左司谏翟思、左正言上官均、右正言张商英等人，在迫害元？党人中都起了很坏的作用。①

宋哲宗是个心胸狭隘的人，他特别对当年刘安世和？祖禹谏诤好色的事怀恨在心，说他们“　造诬谤，靡有不至，迹其用心，宜加诛殛，聊从远窜，以示宽恩。?祖禹特责授昭州别驾，贺州安置，刘安世特责授新州别驾，英州安置”。②从“诛殛”两字看来，宋哲宗？非没有杀机，只是碍于宋太祖的秘密誓约的约束，据他自己声称：“朕遵祖宗遗志，未尝杀戮大臣。”③实际上还是害怕破坏太祖誓约，“天必殛之”。然而据《朱子语类》卷130说，如刘挚、梁焘等反变法派，其实还是胁迫他们“自尽”的，?祖禹“死亦可疑”。④当时两起最大的冤案，一是绍圣三年（公元1096）皇后孟氏被诬而废，二是绍圣四年（公元1097）八月开始举办的同文馆大狱，诬说反变法派一些人曾谋“大逆”。⑤

?管如此，当时还是有一些台谏官，如常安民、孙谔、陈次升、邹浩等人，继承？仲淹等人开创的传统，挺身而出，逆潮流而动。监察御史常安民“数论事，无所阿比，论章？以大臣为绍述之说，实假此名，以报复私怨，一时朋附之流，从而和之，遂至已甚”。章？等人怀着极强的报复心理对待反变法派，这是无可否认的史实。常安民还说：“张商英在元？之时上吕公著诗，求进，其言谀佞，士夫传笑，近为谏官，则上疏乞毁司马光、吕公著神道碑。周秩在元？间为太常博士，亲定司马光谥为曰文正，近为言官，则上疏论光、公著，乞　棺鞭尸。陛下察此辈之言，果出於公论乎？”於是被罢官。⑥左正言孙谔也与“治元？党”唱反调，说：“汉唐朋党之祸，其监不远。”⑦陈次升历任殿中侍

①参见《续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01，《宋史》卷328《黄履传》，卷351《张商英传》，卷355《董敦逸传》，《上官均传》，《来之邵传》，《杨畏传》，卷356《刘拯传》。

②《续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01。

③《宋史》卷200《刑法志》，卷471《章？传》，《长编》卷495元符元年三月辛亥。

④参见《长编》卷493绍圣四年十二月癸未。

⑤《长编》卷490绍圣四年八月丁酉，卷498元符元年五月辛亥。

⑥《宋史》卷346《常安民传》，《宋会要》职官67之11-12，《宋朝诸臣奏议》卷119常安民《上哲宗论大臣唱绍述之说》，《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06。

⑦《宋史》卷346《孙谔传》，孙谔的差遣，《宋会要》职官67之14作右正言，而食货14之8，65之69，66之67均作左正言，与《宋史》本传同。

9

御史、左司谏等，他“累章劾章？”，“论章？、蔡卞植党为奸”。在皇后孟氏的冤案中，他上奏强调说：“自古推鞠狱讼，皆付外廷，未有宫禁自治，高下付阉宦之手。陛下但见案牍之具耳，安知情罪之虚实，万一冤滥，为天下後世讥笑。”①

董敦逸虽然在迫害反变法派中起了坏作用，他任侍御史时，参加皇后孟氏冤狱的审讯，“察知冤状，握笔弗忍书，郝随②从旁胁之，乃不敢异。狱既上，於心终不安”，又上章为孟后辨诬，说：“臣尝阅录其狱，恐得罪天下。”宋哲宗“大怒，将议贬斥”，後经曾布等人劝解，才发表他外任。③

总的说来，在台谏官们一窝蜂式地仰承皇帝和宰执的鼻息，“不唯无所建明，率皆附会（章）?、（蔡）卞”，④充当排击异己的打手甚至杀手，有那么几个特立独行、不计升沉祸福的人，也是难能可贵的。

五、宋徽宗时：宋徽宗即位的翌年，改元建中靖国，似有调和新旧党争之意向，然而旋即改元崇宁，以示尊崇熙宁变法，於是又进行第三次更激烈的贬窜士大夫的运动。他信用蔡京等人，侈靡和腐败更到了完全不可收拾的地步。

然而在昏暗的政治下，仍然出现了若干刚正的台谏官。龚　在宋徽宗即位之初，拜殿中侍御史，弹劾章？、蔡京、蔡卞等人，说他们“立造不根之语，文致悖逆之罪”，“本以偿报私仇”。“故老、元辅、侍从、台省之臣，凡天下之所谓贤者，一日之间，布满岭海，自有宋以来，未之闻也”。他本人也因此被流放岭南。⑤邹浩在宋哲宗时曾任右正言，“所言每触（章）?忌，仍上章露劾”，又反对废孟后後，另立宠？的刘氏为后，说：“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效其小疵，臣恐後世之责人无已者纷纷也。”因而被“削官，羁管新州”。宋徽宗初，“复为右正言，迁左司谏”，又再次谏诤，“再责衡州别驾”，“寻窜昭州”。⑥陈　曾任左正言和右司谏，他“极论蔡卞、章？、安？、邢恕

①《宋史》卷346《陈次升传》，《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13，《宋朝诸臣奏议》卷28陈次升《上哲宗论瑶华之狱不当付阉宦之手》，《谠论集》卷1《上哲宗论内治》。

②郝随是宦官，他不但在孟后的冤案，而且在“起哲宗侈心”方面也有恶劣作用，参见《宋朝诸臣奏议》卷63任伯雨《上徽宗特许郝随复官》。

③《宋史》卷355《董敦逸传》，《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13，《独醒杂志》卷5。

④《宋朝诸臣奏议》卷55任伯雨《上徽宗论张庭坚送吏部》。

⑤《宋史》卷346《龚　传》，《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20。

⑥《宋史》卷345《邹浩传》，《宋朝诸臣奏议》卷28邹浩《上哲宗乞追停贤妃刘氏册礼别选贤族》。

10

之罪”，又“草疏论（蔡）京”，说：“自绍圣以来，七年之间，五逐言者，初逐常安民，次逐孙谔，次逐董敦逸，次逐陈次升，次逐邹浩。此五人者，皆与蔡京所见不同，虽其间或以他罪被逐，而京之所恶，则无不去者。今（龚）　之言京，又将罢去，则是两朝言官前後六人，无不为京而去也。”他本人也为弹劾蔡京，屡遭贬黜。①任伯雨“居谏省半岁，所上一百八疏，大臣畏其多言”，“密谕以少默”，“伯雨不听，抗论愈力”，後被流放到海南岛。②此外，如张庭坚、江公望、陈？、沈畸、张汝明、石公弼、毛注、洪彦？、商倚、陈尧臣等人，也都是比较称职的台谏官。③他们的悲剧不仅是自身往往遭受贬责，而对愈来愈昏暗的政治却难以有所救治。

但自宋哲宗绍圣以后，此类台谏官毕竟只？少数。宋徽宗即位之初，崔　上书说，“臣闻谏争之道，不激切不足以起人主意，激切则近讪谤。夫为人臣而有讪谤之名，此谗邪之论所以易乘，而世主所以不悟，天下所以卷舌吞声，而以言为戒也”。“比年以来，谏官不论得失，御史不劾奸邪，门下不驳诏令，共持喑默，以为得计”。“顷邹浩以言事得罪，大臣拱而观之，同列无一语者，又从而挤之”。④他所说的，是绍圣以来的情况。宋钦宗时，太学生雷观上书说：“自祖宗以来，相臣多因言官论列，直指某人可相，某人不可相，无非天下之公议，此最为我宋之盛典。崇宁以来，台谏一蒙时相拔擢，则多怀私恩，无有直言者矣。”⑤

按照宋制，台谏官须由皇帝亲自选拔，但在实际施行时，宰执也不可能完全不插手。自从宋神宗以来，由於王安石强调“一道德”，反对“异论相搅”，宰执在援引同党出任台谏官方面，其实都起着作用。宋钦宗时，谏官程　说：“洎王安石用事已来，专以摧折台谏为事。然当时人材承累朝养育，而砥砺名节之风不衰，论议风生，以斥逐为荣，未为安石下也。至蔡京用事，师法安石，而残狠过之，议己者置之死地。台臣引用私党，藉为鹰犬，博噬正士。”⑥

①《宋史》卷345《陈　传》，《宋朝诸臣奏议》卷35《上徽宗论蔡京交结外戚》，卷55《上徽宗乞留龚　》，《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20，卷129。关於陈的差遣，《宋史》本传与《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不同，今依後一记载。

②《宋史》卷345《任伯雨传》，《历代名臣奏议》卷181任伯雨诸奏。

③《宋史》卷346《张庭坚传》，《江公望传》，《陈？传》，卷348《沈畸传》，《张汝明传》，《石公弼传》，《毛注传》，《洪彦？传》，《宋朝诸臣奏议》卷55陈尧臣《上徽宗乞重惜宪台之权》，卷76商倚《上徽宗乞戒朋党之弊》。

④《宋史》卷356《崔

传》。

⑤《宋朝诸臣奏议》卷48雷观《上钦宗乞择相》。

⑥《宋朝诸臣奏议》卷55程　《上钦宗乞内中置籍录台谏章疏》

11

陈公辅也说：“至熙、丰以来，用事者欲新法必行，恐人异己，故排斥群议，有出一言则谓之沮坏良法，必逐之而後已。谏官、御史，以其党为之，观望成风，无复公议。方太上皇帝（宋徽宗）诏求直言，言之不中，亦不加罪，及蔡卞乃尽治言者，如陈　等，皆当世端人，摈死不用，士论痛惜。臣观今日，其弊极矣。大臣乐软熟而憎　切，台谏之官与夫缙绅之士，相习一律，闲居议论，无敢及国家安危、生民休戚，况望于人主前争是非利害耶？所以上下欺罔诞谩，无所不至，而召天下之乱也。”①王安石、司马光和章？都程度不同地利用台谏，特别是蔡京，显示了利用台谏作为自己鹰犬的倾向。当然，蔡京本人？ 管十分贪恋权势，却仍然被宋徽宗召之即来，挥之即去，还不够权臣的资格。其後果正如 陈公辅所说，“上下欺罔诞谩”，“召天下之乱”。

六、宋钦宗时：宋钦宗作为亡国之君，在位仅一年多，人们往往将他与宋徽宗相提？ 论，一概骂倒，也有欠公允之处。宋钦宗懦弱无能，特别是在处置与金朝的关？有根本性 的失误，但从另一角度看来，他与宋徽宗有很深的龃龉，他即位之后，还是力图矫治其父 遗留下来的弊政。他个人的俭约，也与其父的穷奢极侈形成鲜明对照。宋钦宗在位时，就 台谏政治而论，还是显示某种恢复旧观的意图。当时涌现了一批有风骨的台谏官，如许翰、 陈过庭、李光、陈公辅、崔　、许景衡、程　、余应求、马伸、吴给、张所等人，他们弹 击佞臣，力图匡补时弊，?在危难时表现了气节。 宋钦宗虽然有时似有虚心听纳的姿态，而对待台谏的一些重要议论，却又没有采纳。 曹辅上奏说：“言路初开，谏官、台臣摩肩而进，其间亦有挺节徇公、捐躯报国之士，欲 效涓埃，以助明时。陛下温颜下访，若水投石，陛下之于言者，可谓真有意矣。然奏章十 上，六、七不行，纵或行之，聊复应耳。初信之，抑又疑之，初许之，抑又拒之，得无有 以私见曲说，进陈是非者乎？得无欲隔绝言路，故为沮折，使不得一伸其喙乎？陛下亦为 之不信言官，辄寝其奏，是又不断之过也。”②正如《靖康小录》说，“初，番贼至，朝 廷日下求言诏，及兵退，则讳言，多责进谏者，言路遂塞”，“时人为之语曰：?城门闭？言路开；城门开，言路闭。?”?宋钦宗不能信用李纲，是导致北宋亡国的重要失策之一。北宋人才凋零，李纲在危难 时刻敢於挺身而出，组织守卫京城，以拯救天下为己任，因而在士民中赢得很高的威望。 然而陈东领导的伏阙上书爱国群众运动，支持李纲，却遭致宋钦宗的疑忌。陈公辅上奏， 为李纲和陈东力辩，说：“李纲之罢，东以忠义感奋，恐其言不能上闻，故率诸生伏阙争

①《宋朝诸臣奏议》卷150陈公辅《上钦宗条画十二事》。

②《宋朝诸臣奏议》卷21曹辅《上钦宗论不断之过》。

③《三朝北盟会编》，以下简称《会编》，卷96。 12

之，不谓是日百姓亦来。臣询之诸生，皆曰：‘方李邦彦等退朝，百姓皆诟骂，东与诸生力遏之。既而百姓喧哗，东皇恐忧惧，面若死灰，遽欲退避，而百姓遮拥，求出不得。’然则东岂有意率百姓为乱哉？”①但宋钦宗？没有终止对李纲的猜忌，“君臣遂生间隙，疑其以军民胁己”。②执政耿南仲伙同其他宰执，怂恿宋钦宗命李纲带兵救援太原，其实是要将他置之死地。陈过庭、陈公辅、余应求等人“皆言：‘李纲儒者，不知军旅，将兵必败。’又言：‘纲忠鲠异众，为大臣所陷，他日成功亦死，败事亦死。’”陈公辅还特别对宋钦宗强调说：“纲何足惜，宗社存亡为可虑焉！”程　也为李纲说话。宋钦宗却忠言逆耳，反而将陈公辅、余应求、程　等人罢黜，“坐党附李纲，责监川陕诸司商税”。③宋钦宗不能用陈公辅等人的忠言，固然是快了耿南仲之流的私愤，但受害最深的，还不是李纲和支持他的台谏官，而正是宋钦宗本人。当开封陷落后，金人宣布废赵宋，监察御史马伸“抗言于稠人广坐中曰：‘吾曹职为争臣，岂可坐视缄默，不吐一词。当共入议状，乞存赵氏。’”④另一监察御史吴给响应马伸，“为草？子”。⑤当时，胜利的金人喜怒叵测，上此议状当然需要很大的勇气。吴给在起草？子后“致仕”。武官吴革密谋起义，反抗金军，营救二帝，“与谋者惟兵部尚书吕好问，监察御史马伸、张所，奉议郎致仕吴给数人而已”。⑥这三个御史在危难时刻都表现了自己的气节。

七、宋高宗时：宋高宗在位期间的头等大事当然是对金关系，?管他在各个时期的表现和主张因形势不同，而稍有差别，但基本方针还是离不开降金乞和、以求苟安于半壁江山。他即位之初，虽然一度命李纲为相，但最倚信的还是两个曾在元帅府为他出过不少坏主意的黄潜善和汪伯彦，两人最初任执政。黄潜善和汪伯彦首先提出，与金朝“画河为界”。⑦监察御史张所立即针锋相对地上奏，强调“河东、河北者，天下之根本，不可失去”，

①《宋朝诸臣奏议》卷19陈公辅《上钦宗乞官陈东》。 ②《朱子语类》卷127。 ③《会编》卷48，卷66《靖康小录》，《靖康要录》卷6靖康元年五月六日，卷8靖 康元年六月十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要录》，卷6建炎元年六月丙寅， 《宋史》卷379《陈公辅传》，卷381《程

传》，《胡澹庵先生文集》卷23 《龙图阁学士广平郡侯程公墓？铭》。 ④《挥麈录馀话》卷2。 ⑤《伊洛渊源录》卷12《马殿院》。 ⑥《要录》卷2建炎元年二月癸酉，乙亥。 ⑦《要录》卷5建炎元年五月戊戌。 13

?弹劾“黄潜善兄弟奸邪，不可用，恐害新政”。按照北宋时传下的惯例，黄潜善只能“引 去”。但“上谕旨留之，乃罢所言职。潜善意未已，寻责所凤州团练副使，江州安置”。① 这是南宋开国后，台官与皇帝、执政的第一次冲突。冲突的实质是战，还是降。至於台官 仅因弹击一个执政，而承受如此厉害的惩罚和贬黜，在天水一朝是相当罕见的。当时正好 追究开封围城中的“卖国”罪行，四个标准的逆臣，“王时雍责授安化军节度副使，黄州 安置”，吴　和莫俦分别“充龙图阁学士，提举江州太平观”和“述古殿直学士、提举亳 州明道宫”，徐秉哲“充徽猷阁直学士、提举江州太平观”。②王时雍号称“卖国牙郎”， 又因其“尽搜取妇女於虏人，人号时雍为？虏人外公？”。③除他的处罚与张所相近外， 其他三人都以宫观官礼貌发遣，足见宋高宗、黄潜善、汪伯彦之流生就一副什么样的心肝。 张所後来一度被李纲任用，但又终於被流放岭南，最後被盗匪刘忠杀害。④ 李纲短期任相後，即被宋高宗罢免。左正言邓肃为李纲辩护，谏劝宋高宗，也立即被 罢官，黄潜善、汪伯彦等指使“言者极论其罪”，最後“罢归居家”。⑤殿中侍御史马伸 发愤上奏，列举黄潜善和汪伯彦的各种劣迹，说：“今是何时，尚仍旧体，以言为讳。” 宋高宗“诏伸言事不实，趋向不正”，“责监濮州酒税”。当时濮州已临抗金前沿，宋廷 “趣使上道”，“必欲置之死地”。马伸含冤死於途中，一说武将“王渊屯淮上，受潜善 等密旨，加不利於”他。⑥总之，还是在南宋立国之初，两个耿直的御史就成了专制腐败 政治的牺牲品。 黄潜善和汪伯彦由执政　任宰相，他们其实也企图仿效蔡京，控制台谏部门。例如黄 潜善举荐张浚出任殿中侍御史，就是为唆使他出面弹劾李纲。⑦正如马伸上奏所说：“拟 用台谏，多取亲旧，不过欲为己助。”⑧但好景不长，到建炎三年（公元1129）初，

①《要录》卷5建炎元年五月丙辰，《宋史》卷363《张所传》。 ②《要录》卷5建炎元年五月丁酉，壬寅。 ③《会编》卷97《朝野佥言》，《要录》卷3建炎元年三月丁酉，《朱子语类》卷13 2。 ④关於张所的死难，参见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历史文献》第一辑拙作《〈宋史〉 与〈金史〉杂考》之七《张所的遇害》。 ⑤《要录》卷8建炎元年八月乙亥，《宋史》卷375《邓肃传》。邓肃差遣，《要录》 作右正言，今从《宋史》本传及文集。 ⑥《会编》卷118，《要录》卷17建炎二年八月庚申，九月癸未，《宋史》卷455 《马伸传》，《历代名臣奏议》卷182马伸奏，《伊洛渊源录》卷12《马殿院》。 ⑦《要录》卷7建炎元年七月丁未，《朱文公文集》卷95张浚行状。 ⑧《宋史》卷455《马伸传》和《历代名臣奏议》卷182马伸奏，而《会编》卷11 8和《要录》卷17建炎二年八月庚申作“自除台谏，仍多亲旧”，其词意应以前者较为 确切，他们只是对台谏官提名，由皇帝批？，而？非自己任命。 14

金军突击扬州，宋高宗狼狈逃窜过江，御史中丞张　上奏，开列两人二十大罪状，①宋高宗 也对两人嫌恨，就将他们罢相。 在此後大约九年时间？，南宋小朝廷从风雨飘摇中逐渐走向稳定。在此期间，台谏官 往往扮演了与宰执相抗的反对派角色，有的还能直言谏诤皇帝，而宋高宗迫於形势，有时 也装出虚心听纳的姿态。岳飞有个幕僚朱梦说，他到行朝，“见当时尚禽色之乐，多无用 之物，二圣播迁而未还，中原陷没而未复，万民涂炭而不安，上无良相，朝乏贤臣”，就 修书责备御史中丞辛炳。辛炳还是带着朱梦说的书信，上殿奏陈，?且表示反对与金媾和， 说：“金人无信，和议不可恃。”宋高宗终於自我撕下了虚心听纳的假面具，他将辛炳发 付外任，又强令岳飞辞退朱梦说。②但此类事件在当时还不普遍，台谏官的地位发生重大 变化，则是在绍兴八年（公元1138）。 在绍兴八年，宋高宗命宰相赵鼎和秦桧主持对金和议，又在当年罢免赵鼎，由秦桧独 相。面临着由抗战到屈辱媾和的重大转折，许多臣僚都群起反对。如监察御史方庭实上奏 说，“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一人之天下”。 “陛下纵未能率励诸将，克复神州，尚可保守江左，何遽欲屈膝于虏乎？陛下纵忍为此， 其如中国何？其如先王之礼乎？其如〔百姓〕之心何”？③他强调天下决不是皇帝一人的 天下，是继承了自孟子以来的某种民主思想的。秦桧面对着不断高涨的抗议声浪，也颇 感束手无策。中书舍人勾龙如渊对秦桧说：“相公为天下大计，而邪说横起，盍不择人为 台谏，使尽击去，则相公之事遂矣。”秦桧大喜，就通过宋高宗，擢用勾龙如渊为御史中 丞。④这是台谏官由天子耳目转变为权臣鹰犬的开端。勾龙如渊在秦桧的唆使下，攻击力 主抗金的枢密副使王庶，说他“使尽奸计，乃以和议不合，卖直而去”，“伏望重行窜削， 以明庶欺君罔上，愚弄天下之罪”。⑤宋高宗也果然将王庶重责。 然而勾龙如渊又与秦桧的另一党羽施廷臣内讧，使宋高宗对他感到厌恶，认为他“用 心不端”，秦桧竭力为勾龙如渊开脱，提议“俟其待罪求去，然後补外”，但宋高宗说： “如渊失风宪体，可罢中丞，提举江州太平观，日下出门。”於是秦桧只能忍痛让勾龙如 渊下台。⑥秦桧又举荐廖刚接任御史中丞，不料廖刚却无意於充当秦桧的鹰犬。他对皇帝强 调说：“人君之患，莫大于好人从己，若大臣惟一人之从，群臣惟大臣之从，则天下事可

①《会编》卷122，《要录》卷20建炎三年二月己巳。 ②《会编》卷159，《要录》卷78绍兴四年七月戊辰，《宋史》卷372《辛炳传》。 ③《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20绍兴八年十二月癸酉，《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24。 ④《会编》卷186，《要录》卷123绍兴八年十一月甲辰，《宋史》卷380《勾龙 如渊传》，卷473《秦桧传》。 ⑤《要录》卷124绍兴八年十二月丙寅，《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5。 ⑥《要录》卷126绍兴九年二月癸亥，《宋史》卷380《勾龙如渊传》。 15

忧。”①这段议论虽然是针对宋高宗力图按自己的降金意图统一舆论而发，却也有某种普 遍意义。按《尚书·太甲下》所论：“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 非道。”设置台谏官的初衷，决不是为了保证皇帝的一言堂，而是为了保证正确的反对意 见得以发表和？纳，保证群言堂。如果事实上成了一言堂，“则天下事可忧”。 秦桧很快把廖刚视为眼中钉，又设法让自己的心腹王次翁接替御史中丞。王次翁对秦 桧“尤为柔媚”，②《朱子语类》卷131说，王次翁被“秦桧召来作台官，受桧风旨治 善类，自此人始”。这句话？不完全确切，因为在他之前还有勾龙如渊之流，但王次翁上 台，确实成了秦桧完全控制台谏部门的标？。宋高宗出於降金乞和的政治需要，最初对秦 桧控制台谏部门，是完全？取鼓励和支持的态度。《宋会要》职官55之20有一段秦桧当权时的记载：“上曰：‘朕欲用谢祖信为台官，恐祖信不知朝廷今日事机。卿等可召赴都堂，与之议论。’臣桧等奏陈：‘台谏乃天子耳目，自朝政阙失，所当论列。恐召至都堂，然後除授，外间不知陛下之意，不能无嫌。’上曰：‘大臣朕股肱，台谏朕耳目，本是一体。若使台谏〔讥〕察大臣，岂朕责任之意耶！’臣桧等虽荷上眷知，卒不敢召祖信，但退相勉策曰：‘上虚怀待遇如此，其忍负哉！’”③上引记载固然是史官的虚美曲笔，但也反映了宋高宗以“今日事机”作为进用台谏官 的标准，就不免顾此失彼，为秦桧将自己的党羽塞进台谏部门，大开方便之门。 王次翁上任不久，就遇到金军侵河南，撕毁盟约的重大事件，表明秦桧和议政策的失败，使他处在十分难堪的境地。按照过去的惯例，既然宰相有重大失策，只能招来弹劾之 箭，而引咎辞职。如建炎三年维扬之变後的黄潜善和汪伯彦，绍兴七年淮西之变後的张浚， 都是在台谏官的弹击之下，狼狈下台的。然而宋廷经过宋高宗和秦桧三个年度的经营和清 洗，台谏部门居然鸦雀无声，没有向本应被轰下台的宰相发射一枝弹劾之箭，与前两次适 成鲜明对照。不仅如此，王次翁还专门在皇帝面前为秦桧缓颊，宋高宗也表示了不打算将 秦桧罢相之意。 在岳飞的千古冤狱中，台谏官的作用尤其恶劣。最初是御史中丞何铸、右谏议大夫万 俟　和殿中待御史罗汝楫三人出面，弹劾岳飞，滥加污蔑不实之词。前面已经提及风闻言 事的规则，风闻言事本身也是一柄双刃剑，使用得当，固然可以在惩治腐败中起很大的作 用，而使用不当，又可以成为造谣中伤、陷害善良的手段。岳飞罢枢密副使後，宋高宗又

①《要录》卷134绍兴十年二月庚申，《高峰文集》卷2《论图治？子》。 ②《宋史》卷380《王次翁传论》。 ③以《要录》卷126绍兴九年二月戊午参校。 16

下令举办诏狱，由御史中丞出任主审官。何铸虽然曾经弹劾岳飞，但在审讯过程中却是天 良发现，转而力辨岳飞无辜，秦桧在理屈词穷之馀，只能说：“此上意也！”何铸强调说： “铸岂区区为一岳飞者，强敌未灭，无故戮一大将，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长计。”①秦桧 当即奏请宋高宗，改命万俟　为御史中丞，担任主审。由於岳飞曾鄙视万俟　的为人，万 俟　正好挟私报复，在杀害岳飞的事件中起了重要的帮凶作用。 在秦桧独相的十八个年度？，除了像廖刚、何铸等个别人外，绝大多数台谏官无非是 “士大夫之顽钝、嗜利、者”，他们附会和议，“清议不容”，②作为由秦桧牵线的 一批恶狗，随时按他的发纵指示，出来狂吠乱咬，迫害正直的文臣武将，攻击一切秦桧不 喜欢的人，其中也包括他昨日的党羽。《朱了语类》卷131说：“秦桧每有所欲为事， 讽令台谏知後，只令林一飞（秦桧庶子）辈往论之。要去一人时，只云劾某人去，台谏便 著寻事上之。台谏亦尝使人在左右探其意，才得之，即上文字。太上（宋高宗）只是虑虏 人，故任之如此。”台谏官还不只是通过林一飞等人，被动地接受秦桧的旨意，而且是主 动地服务上门，打听秦桧的意图。台谏官和执政官犹如由秦桧运转的一盏走马灯。旧的执 政到了某种时限，就由秦桧唆使台谏，通过劾奏，将他们轰下台，台谏也因此　任新的执 政。然而时隔不久，他们还须被新的台谏轰下台。如此循环往复，直到秦桧本人辞离人世。 秦桧死後，宋高宗鉴於大权旁落的教训，开始注意恢复台谏官作为天子耳目的职能。 他利用台谏官排击和清洗朝廷中的秦桧死党，但在另一方面，也仍然顽固地镇压抗金舆论。 张浚上奏，主张改变降金政策，於是，台谏官看？皇帝的意图，纷纷上劾奏，御史中丞汤 鹏举说，“浚身在草土（指为母守丧），名？罪籍，要誉而论边事，不恭而违诏书，取腐 儒无用之常谈，沮今日已行之信誓”。“望屏之远方，以为臣下不忠之戒”。殿中侍御史 周方崇说：“浚倡为异议，以动摇国是，欺愚惑众，冀於再用，不顾国家之利害，罪不容 诛。望破其奸谋，重加贬窜，以正妄言之罪。”右正言凌哲说：“浚凭愚护短，专务立异， 求售前日之臆说，恐远方遐徼，民听易惑，别生事端。望赐黜责，以为怀诈徇私、欺世盗 〔名〕之戒。”宋高宗“诏前特进张浚依旧令永州居住”，他说，张浚“今复论兵， 极为生事”，“不如此，议论不能得定”。③他通过处分张浚，企图杜绝一切抗金舆论，而 当时的台谏官也确实起了其耳目的作用。 然而北方的金海陵王完颜亮自即位以後，却是磨刀霍霍，以灭宋为目标。到了宋高宗 在位的最後四年间，讳言用兵的最大最高禁忌，终於被一些臣僚所冲破。到绍兴三十年（公 元1160），侍御史汪澈、殿中侍御史陈俊卿、右谏议大夫何溥、右正言王淮等乘机弹

①《宋史》卷380《何铸传》。 ②《朱文公文集》卷75《戊午谠议序》。 ③《要录》卷175绍兴二十六年十月丁酉，闰十月己亥朔。 17

击左相汤思退，“思退初居政府时，秦氏既败，朋附扫迹，独思退在焉，时有语曰：‘知不知，问进之；会不会，问思退。’进之乃思退字，盖甚言其秦党而得免窜逐也”，说他“贪鄙无嫌”，“犹得偃然在群臣之上，而秉国钧，欲逃折足覆　之讥，难矣”！宋高宗将汤思退罢相，才使宋廷得以转入了备战的轨道。①局势很快发展到不抗金，就不得偷安东南的地步。然而阻碍宋廷备战的还有两个重要人物，一是医官王继先，二是宦官张去为。他们虽然官位不高，因深受宋高宗宠信，特别是王继先，权势很大，作恶极多，“依凭城社”，“中外之士莫敢议者三十年”。②直到宋金开战前夕，正直的台官实际上是利用北方完颜亮的武力胁迫，开始弹劾这两个巨奸大憝。《朱文公文集》卷96《少师观文殿大学士致仕魏国公赠太师谥正献陈公行状》记载了时任殿中侍御史陈俊卿上弹奏的经过：“内侍张去为阴沮用兵之策，且陈避狄之计。公遂抗言：‘去为窃弄威权，亏损圣德，今复沮挠成算，请按军法斩之，以作士气！’上愕然曰：‘卿可谓仁者之勇矣！’明日，除权兵部侍郎。”宋高宗表面上似乎从谏如流，其实却是用迁官的方式将陈俊卿调离御史台，用以包庇张去为。陈俊卿也完全明白宋高宗的用心，他？管受到　迁的恩宠，“既出台，求去甚力”。③杜莘老接任殿中侍御史，又接着劾奏王继先，《　史》卷9《黑虎王医师》的记载说：“莘老遂上疏，列其十罪。初进读，玉色犹怫然。莘老扣榻曰：‘臣以执法事陛下，不能去一医，死不敢退。’犹未许，因密言：‘外议谓继先以左道幸，恐谤议丛起，臣且不忍听。’上始变色首肯。罢朝，使宣旨曰：‘朕以显仁（皇太后韦氏）饵汝药，故假尔宠。今言者如此，当不复有面目见朕。期三日有施行，其自图之。’辛亥，遂诏继先居於福，子孙勒停，都城田宅皆没官，奴婢之强鬻者从便。令下，中外大悦。继先以先事闻诏，多藏远徙，故虽籍，不害其富也。”杜莘老的弹奏历数王继先的罪恶，但宋高宗“玉色犹怫然”，直到杜莘老谈到王继先的“左道”，即为这个好色的皇帝合壮阳药的问题，他“始变色首肯”。他除了将恩宠王继先的责任推给死去的皇太后，仍然为王继先留下两条后路，一是事先通知，让他转移部份财产，“多藏远徙”，“不害其富”，二是？未按杜莘老的奏请，将王继先流放岭南，只是“诏继先福州居住”。④杜莘老又继续弹劾张去为，宋高宗“不乐”，最後宣？“殿

①《要录》卷187绍兴三十年十一月戊戌，庚子，辛丑，癸卯，十二月乙巳朔，丙午， 《宋史》卷371《汤思退传》，《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6。 ②《　史》卷9《黑虎王医师》，《会编》卷230《中兴遗史》。 ③《要录》卷190绍兴三十一年六月己酉，《琬琰集删存》卷2《杜御史莘老行状》。 ④《会编》卷230，《要录》卷192绍兴三十一年八月辛亥。 18

中侍御史杜莘老直显谟阁、知遂宁府，延福宫使、安德军承宣使、入内内侍省副都知（都 知？）张去为致仕”。①宋高宗发表杜莘老外任，其实是“忤旨左降”。②由於杜莘老弹 击王继先和张去为的成功，一时传为佳话。他离开朝廷时，“朝士祖道都门，以诗称述者 百馀人”。直到南宋中期，“都人至今以为美谈，虽宿卫武夫、府寺贱隶，诵说前朝骨鲠 敢言，必曰杜御史也”。③ 宋高宗在位约最後三年，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被迫起用一些骨鲠之士充任台 谏官。他对於台谏官的正确建议，当然只能是有选择、有限度的接受。例如杜莘老主张“昭 雪岳飞，录其子孙，以激天下忠臣义士之气”，④而宋高宗仍顽固地予以拒绝。当金海陵 王南征失败後，殿中侍御史吴芾“数奏，请乘此机会，决策亲征，速图进取”。他强调定 都建康的重要性，说“今欲控带襄汉，引输湖广，则临安不如建康之便；经理淮甸，应接 梁宋，则临安不如建康之近”。“恐回銮之後，西师之声援不接，北土之讴吟绝望”，其 “言虽苦，竟不能夺”。“庙堂既主和议，不言兵，故召诸将还，无复北讨之意矣”。⑤ 总的说来，宋高宗在位的三十六年间，在皇权和相权的控制下，台谏的实际运作，明 显地存在着两紧两？，或者说是两擒两纵的局面。在大约三分之二的时间内，宋高宗不惜 以高压手段，严厉制裁包括台谏官在内的正论，特别是抗金的正论，仅仅是服从於他向杀 父之仇下跪，屈辱称臣的政治需要，这在中国古史上，堪称是前无古人，後无来者的。其 镇压正论的凶残，在天水一朝也是绝无仅有的。然而在金人逼迫太甚，欲当臣皇帝而不可 得的情势下，宋高宗又被迫对正论作出有限度的放？。在危难关头，不论是台谏官中的正气， 还是歪风，也比两宋任何一个时期，表现得更为突出，更加鲜明。秦桧作为宋朝第一个权 臣，“挟虏势以邀君”，⑥成为宋高宗无法罢免的宰相，又进而“张震主之威”。⑦他将 台谏官从天子的耳目完全变为个人的鹰犬。其权势就远非北宋晚期的蔡京可比，蔡京故吏 高拣曾感叹说：“看他秦太师，吾主人乃天下至缪汉也！”⑧此後南宋三个权臣控制台谏 的局面，大致是其滥觞。

①《要录》卷193绍兴三十一年十月戊辰。 ②《朱文公文集》卷97刘珙行状。 ③《要录》卷195绍兴三十一年十二月甲辰，《琬琰集删存》卷2《杜御史莘老行状》。 ④《鄂国金？续编》卷30《乞昭雪奏？》。 ⑤《朱文公文集》卷88《龙图阁直学士吴公神道碑》，《宋史》卷387《吴芾传》，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20《高宗建康东归》。 ⑥《朱子语类》卷131。 ⑦《朱文公文集》卷99《除秦桧祠移文》。 ⑧《老学庵笔记》卷8。 19

八、宋孝宗时：宋孝宗算是南宋最好的一个皇帝。他最“初恢复之志甚锐”，却因用 人和处置不当，还是被迫与金朝达成隆兴和议。隆兴和议後二十五年，南宋政局平稳，没 有多大波澜。他汲取秦桧专权的教训，“惩创绍兴权臣之弊，躬揽权纲”，“临御久，事 皆上决，执政唯奉旨而行，群下多恐惧顾望”，“最後所用宰执，多是庸人”。① 宋孝宗即位之初，围绕着对金和战等问题，还是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台谏官。宋高宗退 居德寿宫後，就纵容宦官梁康民开设酒库，这当然是犯榷酒之禁。右正言袁孚“亟请对， 论北内有私酤，言颇切直”。宋高宗“闻之震怒”，宋孝宗“严於养志，御批放罢”。宋 孝宗的老师史浩时任参知政事，他出面问皇帝，袁孚“何罪”？宋孝宗说：“是非所宜言， 不逐何待。”史浩多方进行劝解说，“北内给事，无非阉人，是恶知大体？若非几个村措 大在言路，时以正论折其萌芽，此曹冯依自恣，何所不至”？“争臣无故赐罢，天下咸以 为疑”。“?陛下试以意白去孚，倘可以上皇意留之，尤盛德事”。不料宋高宗“怒袁孚 甚”，亲赐宋孝宗“酒一壶，亲书？德寿私酒？四字於上”，使宋孝宗“

无所”。最後， 只能以袁孚“请词”，离开朝廷，而宋孝宗为他“除直秘阁”，“以职名华其行”，了结 德寿宫与谏官的纠纷。②在这场直言与歪理，法与权的小小较量中，充分反映了宋朝人治 的本质，让袁孚本人“请词”，“以职名华其行”，不过是为徇私屈法的人治蒙上一块遮 羞布而已。 史浩在弥合上述一类朝廷或宫闱的小争斗方面，表现了相当的智计，然而在处理军国 大事方面，其实是无能的，也不想有大的作为。他给宋孝宗出的一个最大的馊主意，就是 命令吴？自陕西班师，招致四川主力被歼。侍御史王十朋为此上劾奏。当张浚组织北伐失 败後，王十朋说，“异议小人，与圣意素不合者，往往幸灾乐祸，倡为浮议，以动摇大计”， “陛下恢复志立，固不以一衄为群议所摇”。③右谏议大夫王大宝也说：“危疑之际，非 果断持重，何以息横议。”④他们希望宋孝宗坚定抗金志向。 然而宋孝宗在关键时刻却举棋不定，也确实为浮议所动摇，而重新起用汤思退为相。 王大宝、侍御史周操等都谏劝皇帝，不要任用汤思退。左司谏陈良翰说：“思退奸邪误国，

①《朱子语类》卷127，《宋史》卷394《林栗传》，卷397《徐谊传》。 ②《　史》卷8《袁孚论事》，《周益国文忠公集·杂著述》卷2《龙飞录》，《宋宰辅 编年录校补》卷17，《攻愧集》卷93《纯诚厚德元老之碑》。 ③《宋史》卷387《王十朋传》，《历代名臣奏议》卷184王十朋论史浩奏，卷23 4，《梅溪先生廷试策并奏议》卷3《论史浩？子》，《再论史浩？子》，卷4《自劾？ 子》。 ④《宋史》卷386《王大宝传》。 20

宜早罢黜，以靖中外。”宋孝宗说：“思退前议诚失，然朕爱其警敏，冀可责後效。”陈 良翰说：“思退庸狡，小黠大痴，恐误陛下国计，且？警敏？二字，非明主所以卜相之法 也。”①宋孝宗根本听不进去。当时汤思退等人“坚主和，陈良翰、周操不以为然。右正 言尹穑阴符执政，荐引同己者，转言和於上前。上惑之，罢（张浚）督府，良翰、操相继 黜，而穑进殿中（侍御史），迁谏议大夫”。②宋孝宗信用宰相汤思退、台谏官尹穑等人 的结果，是在丧失更多的利益之後，再度被迫与金朝签订和约。他事後？非没有醒悟到任 用汤思退等人的错误，却为时已晚。 宋孝宗时政治的一个特点，是有一批男宠，《宋史》卷470将他宠？的曾觌、龙大 渊、张说、王　等人列入《佞幸传》。这些人都不是科举出身，其阶官是武官，却又不是 军人，他们与宦官梁珂、甘　等“相与盘结”，“恃恩专恣，其门如市”，“士大夫 者争附之”。宋孝宗“与觌、大渊辈觞咏唱酬，字而不名。罢宰相，易大将，待其言而後 决”。前後有许多臣僚与他们争斗，其中包括台谏官刘度、周操、王十朋、龚茂良等，刘 度第一个发难，连上章疏，称他们为“亵御”，都告失败。特别是曾觌“用事二十年，权 震中外”。後“龚茂良时以参政行丞相事”，“茂良退朝，觌从骑不避，茂良执而挞之， 待罪乞出，不许。户部员外郎谢廓然忽赐出身，除待御史。廓然首论茂良，以资政殿学士 知镇江，章再上，镌罢，言之不已，贬英州，皆觌所使也”。最後龚茂良“父子卒于贬所”。 龚茂良“主和议”，“五年不说恢复”，“凡遇臣僚奏对，有及边备利害，必遭讥骂”。③ 但他遭谢廓然论奏，而贬黜岭南，也是宋孝宗时的一件大冤案。台谏官从正反两面，反对 或结托这批佞幸人物，同样反映了人治的特征，说明在人治之下，腐败政治自不可免。 《贵耳集》卷下说：“孝皇圣断，不可测度，前相既去，後相即拜，却除前相进拟台 谏。後相虽有进拟，虑其立党，不除，恐台谏奉承後相风旨，以攻前相，所以存进退大臣 之体。”由於秦桧专权已有前戒，宋孝宗非常留心於帝王南面之？，不让宰执与台谏结党， 不让台谏成为宰执的鹰犬。?管如此，谢廓然却成了曾觌的鹰犬，到头来还是顾此失彼。

九、宋光宗和宋宁宗庆元至开禧时：宋光宗在位时间颇短，他得精神病後，被宋高宗

①《宋史》卷387《陈良翰传》，《朱文公文集》卷97《敷文阁直学士陈公行状》。 ②《宋史》卷372《尹穑传》，卷386《李彦颖传》。 ③本段所用史料，除《宋史》卷470《佞幸传》外，另可参见《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 集6《台谏给舍论龙曾事始末》，《孝宗黜龙曾本末》，《宋史》卷385《龚茂良传》， 卷469《甘　传》，《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8。 21

的吴后与一些臣僚设计废黜，立宋宁宗。宋宁宗无疑是个低能弱智者，①从庆元到开禧， 由外戚韩　胄掌政，成为南宋第二个权臣。他发动庆元，最後又因仓猝举行开禧北伐， 而自取败亡。 宋光宗时，如刘光祖、黄度、林大中等人，都是优秀的台谏官，但他们的议论和弹劾 其实已无补於时世。宋宁宗既然根本没有能力躬揽权纲，所谓大权旁落，就势不可免。 韩　胄出身名门望族，他算是宋神宗的外曾孙，又与宋高宗吴后有双重亲戚关系，在宋宁 宗登基时确是起了特殊作用，有定策之功，故深得宋宁宗的倚重。按赵宋家法，韩

胄既 是外戚，?非科举出身，而只是荫补出身的武官，照理只能享受富贵，而不可能在政界有 任何作为，也不会被科举出身的文官们放在眼里。韩　胄所以成为权臣，主要是依仗庸懦 无能的皇帝的信任，?且成功地操纵了台谏部门。“右正言黄度欲劾　胄，谋泄，斥去”。 有刘　为韩　胄献计说：“惟有用台谏尔。”但台谏官却应由赵汝愚等宰执进拟，韩　胄 不解地问：“若何而可？”刘　说：“御笔批出是也。”韩　胄“即以内批除所知刘德秀 为监察御史，杨大法为殿中侍御史，罢吴猎监察御史，而用刘三　代之。於是言路皆　胄 之党”。韩　胄唆使台谏官攻击赵汝愚、朱熹等政敌，“以攻伪学为言”，为此出力的台 谏官还有何澹、胡　、沈继祖、施康年、陈谠、邓友龙、林采、张釜、张　、程松等人。直 到他败亡前夕，还“与（陈）自强谋用林行可为谏议大夫，尽击谋　胄者”。② 韩　胄由武官的资序　迁，最高的头衔是平原郡王、太师、平章军国事，他没有当过 一天宰相，而专权十四年，“宰相已为具官”，只是秉承他的旨意而已。③在他败亡之时， 有台官雷孝友上奏说，“乃首借台谏，以钳制上下，除授之际，名为密启，实出己私，而 奸险之徒，亦乐为之鹰犬。台谏之官”，“专植私党，任用匪人，凡有所言，无不阴授风 旨；而每告陛下，必谓台谏公论，不可不听。自是威福日盛，无复忌惮，稍有异己，必加 摈斥，以专擅朝政，干分败常”。在对金战事失败後，又“方倚腹心以为台谏，文饰奸言， 谓之‘一人心，定国论’，以禁异议，怙终不悛”。④这段议论可作为韩　胄专权时，台

①《宋史》卷393《黄裳传》载，宋宁宗当嘉王时，曾问：“何谓九都统？”黄裳感叹 说：“唐太宗年十八起义兵，平祸乱。今大王年过之，而国家九都统之说犹有未知。” 《癸辛杂识》续集下《宁宗不慧》：“或谓宁宗不慧，而讷於言，每北使入见，或阴以宦 者代答。” ②《宋史》卷392《赵汝愚传》，卷429《朱熹传》，卷474《韩

胄传》。 ③《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13《平章军国事》，《四朝闻见录》戊集《　胄师旦周筠 等本末》。 ④《四朝闻见录》戊集《臣寮雷孝友上言》，《历代名臣奏议》卷184卫泾奏文字几乎 全同。 22

谏官的作用的总结。他其实还是承袭秦桧的衣钵，将天子的耳目官，变成“私台谏之选为己羽翼”，一方面以台谏“压群言”，①另一方面又以“台谏公论”为名，让宋宁宗“不可不听”。

一0、宋宁宗嘉定时和宋理宗宝庆、绍定时：韩　胄被杀後，似乎又是一个更化的时机。黄度告诫宋宁宗说，“今威柄复还，正与高庙同”。“给、舍、台、谏，人主自用之，则威权在己，臣下得而用之，则威权去矣”。②倪思说：“宜亲擢台谏，以革权臣之弊；?任宰辅，以鉴专擅之失。”③王居安对皇帝说得更明确：“如用人稍误，是一

胄死，一　胄生也。”④但是，史弥远还是很快取代了韩　胄，成为南宋第三个权臣。他表面上不像秦桧或韩　胄那么张牙舞爪，长期内只是以右相身份独相，而勾结了杨后，其权势却更加牢不可破，以至主持和发动了废皇储济王赵　，而立宋理宗的。宋理宗宝庆和绍定时，还是对史弥远感恩戴德，而听凭他专权。宋人称史弥远“独专国秉至二十六年，此古今所无。至晚年得末疾，犹专国秉数年，尤古今所无”。⑤当嘉定更化之初，优秀的台谏官还比较活跃。傅伯成“拜左谏议大夫，抗疏十有三，皆军国大义。或致弥远意，欲使有所弹劾，谓将引以共政，谢之曰：‘吾岂倾人以为利哉！’疏乞诏大臣以公灭私”，於是被逐出朝廷。⑥“会谏官王居安、傅伯成以言事去职，（许）奕上疏力争之，其後又因灾异申言曰：‘比年上下以言为讳，谏官无故而去者再矣。以言名官，且不得尽，况疏远乎！’”於是许奕也被逐。⑦在“许奕以言事去国”後，起居舍人王介上奏宋宁宗说：“陛下更化三年，而言事官去者五人，倪思、傅伯成既去，其後蔡幼学、邹应龙相继而出，今许奕复蹈前辙。此五臣者，四为给事（中），一为谏大夫，两年之间，尽听其去。或谓此皆宰相意，自古未有大臣因给、舍论事而去之者，是大臣误陛下也，将恐成孤立之势。”於是王介也“补外”。⑧这些人被逐出朝廷，固然不同於秦桧和韩　胄时代的重贬远谪，但表明无能的宋宁宗还是拱手听任史弥远的专擅。史弥远“拜右丞相，陈晦草制用‘昆命无龟’语”，倪思认为这是“尧禅舜之文”，“请贴改麻制”，

①《宋史》卷400《杨大全传》。 ②《　斋集》卷13《龙图阁学士通奉大夫尚书黄公行状》。 ③《宋史》卷398《倪思传》。 ④《宋史》卷405《王居安传》。 ⑤《鹤林玉露》乙编卷3《宰辅久任》。 ⑥《宋史》卷415《傅伯成传》。 ⑦《宋史》卷406《许奕传》。 ⑧《宋史》卷400《王介传》。 23

史弥远反而“遂除晦殿中侍御史”，弹劾倪思“僭论麻制，镌职而罢，自是不复起矣”。①史弥远正是通过此类方式树立权威，而完全控制了台谏部门。“自丞相史弥远当国，台谏皆其私人，每有所劾〔奏〕，必先呈副封，以越簿纸书，用简版缴达。合则缄还，否则别以纸言某人有雅故，朝廷正赖其用，於是旋易之以应课，习以为常”。②张端义说：“一相去，台谏以党去；一相拜，台谏以党进。况自嘉定副封之靡，前帝宏规废矣。”③台谏官弹劾，须向史弥远“先呈副封”，这还是史弥远专权时立下的新规矩。杜范也说：“权臣所用台谏，必其私人，约言已坚，而後出命，其所弹击，悉承风旨，是以纪纲荡然，风俗大坏。”④魏了翁说，“凡除授台谏，必先期请见，饷以酒肴。及论事之时，又以尺简往复，先缴全稿，是则听之，否则易之。次序官职之崇卑，挨排日分之先後，兑易更换，率至月末”。“台谏语人，必曰：近来文字皆是府第付出”。“故人谓台谏为鹰犬之不若”。⑤宋理宗初，洪咨　上封事，“论台谏失职”，说：“月课将临，笔不敢下，称量议论之异同，揣磨情分之厚薄，可否未决，吞吐不能。”“史弥远读至‘济王之死，非陛下本心’，大恚，掷于地”。洪咨　後来“转对，复言李全必为国患。於是台谏李知孝、梁成大交论，镌二秩”。⑥所谓“月课”，即台谏官每月必须上疏言事，“月有供课，是以直道望谏官也”，⑦如今却成了他们最感头痛的定期作业。围绕着济王的冤杀案，还有如真德秀、魏了翁、潘枋、胡梦昱、徐宣等一批士大夫为之鸣冤叫屈，“台谏李知孝、莫泽奉承风旨，凡平日睚眦之怒，悉指以从伪，弹劾无虚日，朝野为之侧足”，一些人“殁於贬所”。⑧这是史弥远利用台谏官惩处异议者的典型事例。时人称李知孝、梁成大和莫泽三个台谏官为“三凶”。⑨梁成大“谄事史弥远家？万昕”起家，被太学生们称为“梁成犬”。罗大经评论说：“余谓犬之狺狺，不过吠非其主耳，是有功於主也。今夫不肖之台谏，受权贵之指呼，纳豪富之贿赂，内则翦天子之羽翼，外则夺百姓之父母，是有害於主也，吾意犬亦羞与为伍矣。”⑩

①《宋史》卷398《倪思传》。 ②《癸辛杂识》前集《简椠》。 ③《贵耳集》卷下。 ④《宋史》卷407《杜范传》，《戊辰修史传·丞相杜范》，《清献集》卷5《入台奏？》。 ⑤《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18《应诏封事》。 ⑥《宋史》卷406《洪咨　传》，《鹤林玉露》乙编卷2《而已失官》。 ⑦《文山先生全集》卷3《御试策》。 ⑧《齐东野语》卷14《巴陵本末》。 ⑨《宋史》卷414《史弥远传》，卷415《王遂传》，卷422《李知孝传》。 ⑩《宋史》卷422《梁成大传》，《鹤林玉露》丙编卷2《大字成犬》。24

一一、宋理宗端平至淳？时：史弥远死，宋理宗开始所谓“端平更化”。他“亲政五日”，就召洪咨　入朝，很快“与王遂？拜监察御史。咨　感激知遇，谓遂曰：‘朝无亲擢台谏久矣，要当极本穷原而先论之’”。①此後一个长时期内，有一批台谏官还是相当尽职的。如监察御史李宗勉“言内降之敝”说，“王府后宅之宫僚，戚里奄寺之恩赏，纶　直下，不经都省”，“阙失已彰，然後言事之人从而论列之，其累圣德亦多矣”。②然而宋理宗其实也不能真正信用他们，采纳忠言，刘黻上书说：“陛下擢用台谏，若臣（郭）磊卿、臣（洪）咨　、臣（刘）应起、臣（刘）汉弼、臣凯、臣（吴）燧，光明俊伟，卓为天下称首，然甫入而遽迁，或一鸣而辄斥。”③杜范说：“陛下亲政，首用洪咨

、王遂，痛矫宿弊，斥去奸邪。然庙堂之上，〔牵〕制尚多。言及贵近，或委曲回护，而先行丐祠之请；事有掣肘，或彼此调停，而卒收论罪之章。亦有弹墨尚新，而已颁除目，沙汰未几，而旋得美官。自是台谏风采，昔之振扬者日以铄；朝廷纪纲，昔之渐起者日以坏。”④监察御史吴昌裔也说：“朝纲者，非台臣之利也，天下之公法也。世之有容德者，常锐於慷慨？治之初，必厌於玩习已安之後，初则开导而易入，久则勉强而难平。耳目之官遂至孤立，甚可畏也。”⑤当时的多数台谏官却？无风采可言，有的甚至劣迹昭彰。刘应起上奏说：“大有为之君，常使近？畏宰相，今宰相畏近？，使宰相畏台谏，今台谏畏宰相。”⑥如“殿中侍御史蒋岘逢君希宠，创为邪说，禁锢言者”。殿中侍御史郑　“回懦首鼠”。宰相郑清之憎恶程公许，就“授稿殿中侍御史陈垓，以劾公许”。⑦当时“侍御史（殿中侍御史？）陈垓诬劾程公许，右正言蔡荥诬劾黄之纯，二公罢出，六馆相顾失色”。刘黻“率诸生上书”说，“祖宗建置台谏，本以伸君子而折小人，昌公论而杜私说。乃今老饕自肆，奸种相仍，以谄谀承风旨，以倾险设机阱，以

盗官爵”。“独垓、荥辈贪饕顽忍，久　要津，根据而不拔”。⑧後陈垓虽以“贪赃不法，窜潮州”，⑨但台谏官的总体状况？无改观。

①《宋史》卷406《洪咨　传》。②《宋史》卷405《李宗勉传》。③《宋史》卷405《刘黻传》。④《宋史》卷407《杜范传》，《戊辰修史传·丞相杜范》，《清献集》卷5《入台奏？》。⑤《历代名臣奏议》卷61。⑥《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33淳？元年十二月丙寅。⑦《宋史》卷415《程公许传》⑧《宋史》卷405《刘黻传》，此传将弹劾程公许等事？於丁大全被贬斥後，系误，应以《宋史》卷415《程公许传》所载为准，为淳？末年事，而丁大全得势为宝？时事。⑨《宋史》卷43《理宗纪》宝？元年二月。25

面对蒙古帝国的严重军事威胁，南宋兵连祸结，境土日蹙，却又苦苦支撑着，成为当时世界上唯一尚能抵御蒙古进攻的帝国。当宋理宗亲政之初，“斥逐权奸，收召名德，举朝相庆”，而姚希得却认为，“外观形状，似若清明之朝；内察脉息，有类危亡之证”。①此後事态的发展，更是每况愈下。十二、宋理宗宝？至景定和宋度宗时：宋理宗晚年，怠政，宠任闫贵妃、马天骥、丁大全和宦官董宋臣，接着又把国政交付贾似道。贾似道任右丞相，“理宗崩，度宗又其所立，每朝必答拜，称之曰‘师臣’而不名”，又特授平章军国重事。②贾似道的权势又超过在他之前的南宋三权臣，而南宋也终於被元朝所亡。丁大全由台谏官　迁，他与另外两个台谏官陈大方、胡大昌号称“三不吠之犬”。丁大全“拜右正言、兼侍讲，辞。改右司谏，拜殿中侍御史，升侍御史、兼侍读。劾奏丞相董槐，章未下，大全夜半调隅兵百馀人，露刃围槐第，以台牒驱迫之出，绐令舆槐至大理寺，欲以此恐之。须臾，出北关，弃槐，　呼而散。槐徐步入接待寺，罢相之命下矣”。③台官的气焰嚣张到以武力逐走宰相的地步，这是两宋政治史上仅有的特例。“时丁大全与（董）宋臣表？，浊乱朝政”，牟子才“在太平建李白祠”，亲自写记，讽刺董宋臣。“属有拓本遗宋臣，宋臣大怒，持二碑泣诉于帝，乃与大全合谋，嗾御史交章诬劾子才在郡公燕及馈遗过客为入己，降两官，犹未已”。④丁大全任执政和宰相前後四年，而拜相仅前後两年，“台臣翁应弼、吴衍为大全鹰犬”。但当他下台时，侍御史沈炎，右正言曹永年，监察御史朱貔孙、饶虎臣、刘应龙等人还是相继论劾。⑤?管宋朝的国运已进入衰亡，但仍然出现了如洪天锡那样的台官。他在宝？三年（公元1255）出任监察御史，上疏说：“臣职在宪府，不惟不能奉承大臣风旨，亦不敢奉承陛下风旨。”他屡次上奏说：“古今为天下患者三：宦官也，外戚也，小人也。”?且弹击宦官董宋臣、卢允升，外戚、将作监谢堂，知庆元府厉文翁等人。洪天锡“尝书桃符”：“平生要识琼崖面，到此当坚铁石心。”表明他是做了被流放到海南岛的最坏准备。所以周密称赞说，“近世敢言之士，虽间有之，然能终始一节，明目张胆，言人之所难者，绝无而仅有，曰温陵洪公天锡君畴一人而已”。“其刚劲之气，未尝一日少沮也”。⑥

①《宋史》卷421《姚希得传》。②《宋史》卷474《贾似道传》。③《宋史》卷405《刘黻传》，卷414《董槐传》，卷474《丁大全传》，《说郛》卷4《古杭杂记》。。④《宋史》卷411《牟子才传》。⑤《宋史》卷474《丁大全传》。⑥《宋史》卷424《洪天锡传》，《齐东野语》卷7《洪君畴》。26

在贾似道时，“凡台谏论劾”“不关白不敢行”。①“益忌台谏言事，悉用庸懦易制者为之，弹劾不敢自由，惟取远州太守及州县小官，毛举细故，应故事而已”。②宋理宗末期，“台谏何梦然、孙附凤、桂锡孙、刘应龙承顺风指，凡为似道所恶者，无贤否皆斥”。③景定五年（公元1264）出现彗星，按古代的天人感应说，皇帝不得不“避殿减膳，下诏责己，求直言，大赦天下”，贾似道也只能装模作样地上奏“乞罢免”。但当时的台谏，“御史朱貔孙，正言朱应元，察官程元岳、饶应龙合台奏章，乞消弭挽回，皆常谈也”。然而也有一批官员直率地批评时政，包括当时贾似道推行的公田法。如王　说：“戚畹嬖？，遍居畿辅，借应奉之名，肆诛剥之虐，监司不敢谁何，台谏不敢论列。”等到“彗光稍杀”後，又故态复萌，贾似道等“恭请皇帝御正殿，复常膳”，接着，“以京学士人萧规、唐隶、?李、吕宙之、姚必得、陈子美、钱　、赵从龙、胡友开等不合谤讪生事，送临安府追捕勘证，议罪施行各有差，自是中外结舌矣”。④当时还有谢枋得“发策十馀问，言权奸误国，赵氏必亡。左司谏舒有开劾其怨望腾谤，大不敬，窜兴国军”。⑤舒有开无非是充当贾似道帮凶的角色。宋度宗时，元军全力攻襄阳，贾似道“每上书请行边，而阴使台谏上章留己”。“监察御史陈坚等以为师臣出，顾襄未必能及淮，顾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运天下为得”。他们的说法无非是出自贾似道的授意，於是宋度宗“乃就中书置机速房，以调边事”。人们对大将高达的呼声很高，认为他“可援襄阳”，“监察御史李旺率朝士入言於似道”，贾似道却说：“吾用达，如吕氏何？”李旺等人只能私下感叹说：“吕氏安，则赵氏危矣！”直到襄阳和鄂州失守，贾似道只能亲自出兵，丁家洲战败後，这个权臣方成众矢之的，树倒猢狲散，“潘文卿、季可、陈坚、徐卿孙皆似道鹰犬，至是交章劾之”。侍御史陈文龙、监察御史俞浙等上疏，贾似道才被流放，⑥而宋朝也终於与这个权臣同时灭亡。

①《宋史》卷474《贾似道传》。②《宋季三朝政要》卷4咸淳二年。③《宋史》卷45《理宗纪》宝？元年十月。④《齐东野语》卷17《景定彗星》。⑤《宋史》卷45《理宗纪》，卷425《谢枋得传》，《宋季三朝政要》卷3景定五年秋。⑥《宋史》卷474《贾似道传》。27

结语

中国的古史过于悠久，历代兴亡的往事也积累得过多。一方面是每代开国，总是企求长治久安，致力於堵塞各种招致败亡的漏洞，另一方面又是从来无不亡之国，无不败之朝。?管每朝每代的覆灭，总是各有许多具体的条件和情况，而其中一个根本性的因素，一条贯穿历代败亡的基线，说来说去，还只是“腐败”两字。官无监督，权无制约，必然产生腐败，这已成了人们的共识。君主专制和权臣等其他形式的专制所以是落後的政体，正是因为对最高统治者缺乏监督，而对最重要的权力缺乏制约。专制和腐败是一对双生子，专制必然滋生腐败，腐败必然依赖专制。监察权既是皇权的附庸，在某些场合下甚至是权臣的附庸，就决不可能真正有效地制约腐败。正如彭龟年所说：“台谏之士所以能震　奸宄，唯藉人主听纳其言，假以声势。”①南宋一些权臣是特大贪污犯，岂但是他们得势时从未得到追究，他们的失势也与贪污、受贿等无关。如韩　胄被杀後，他与党羽的贪污等行为方才受到追究，籍没家产，宋廷特置提领拘催安边钱物所，各种田产等“输米七十二万二千七百斛有奇，钱一百三十一万五千缗有奇”。②秦桧死後，宋高宗虽然铲除他的政治亲党，不遗馀力，却从未追究他的贪污、受贿等罪。宋高宗明知医官王继先贪污受贿，却仍事先通风报信，让他转移不义之财。这些就是最明显的实例。?管如此，古代，特别宋代的台谏政治，还是留下不少正面和反面的历史借鉴，值得今人参考。古代君主忌讳臣僚分朋植党，但是，在事实上，因政见不同和其他原因，党争或其他政争是势不可免的。用今人的眼光看来，君主专制体制下的台谏官，也可说是具有某种民主色彩的反对派，或者说，按儒家伦理，优秀的台谏官就应当是某种意义上的反对派，能够对君主、宰执等唱反调，或者将不称职的宰执轰下台。前引廖刚所说：“人君之患，莫大于好人从己，若大臣惟一人之从，群臣惟大臣之从，则天下事可忧。”又如前引洪天锡所说：“不惟不能奉承大臣风旨，亦不敢奉承陛下风旨。”其实都是阐明台谏官应当自居反对派的角色。反对派的存在起着监督作用，无疑是对政治的清明有利的。欢迎和容纳直言，从来被古人认为是重要的君德，是太平治世的重要标尺。宋人说：“好谏纳言者，自是宋家家法。”③但如前所述，即使在台谏政治最发达的宋朝，此种“家法”也是极难执行的。宋光宗时，殿中侍御史刘光祖说：“比年以来，士大夫不慕廉靖，而慕奔竞，不尊名节，而尊爵位，不乐公正，而乐软美，不敬君子，而敬庸人，既安习以成风，谓苟得为至计。”④这个结论其实决不限於当时，大体是赵宋三百年间的通病，大

①《历代名臣奏议》卷206彭龟年奏。②《宋史》卷173《食货志》，卷415《黄畴若传》，《文献通考》卷7。③《嵩山文集》卷1《元符三年应诏封事》。④《宋史》卷397《刘光祖传》。28

谏太宗十思疏 篇七

魏徵，字玄成。唐巨鹿，今河北巨鹿县人，又说晋州市或馆陶县人，唐朝政治家。曾任谏议大夫、左光禄大夫，封郑国公，谥文贞，以直谏敢言著称，是中国史上最负盛名的谏臣。著有《隋书》序论，《梁书》、《陈书》、《齐书》的总论等。其言论多见《贞观政要》。其中最著名，并流传下来的谏文表《谏太宗十思疏》。

（来源：文章屋网

谏太宗十思疏范文 篇八

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第二册的《谏太宗十思疏》一文，在选人教材时，只写“选自《魏郑公文集》”，并没说明有删节。《谏太宗十思疏》收录在了许多选本中，笔者借来了四种版本：《魏郑公文集》(丛书集成初编，1985年版)，《贞观政要》(四部丛刊本)，《全唐文》(中华书局影印本，1990年版)，《旧唐书》(后晋刘等撰，中华书局，1959年版)。将这些选本中的《十思疏》与教材《谏太宗十思疏》作了对比，结果发现删改了八处。

其中有的删改使语段变得简洁了。

《魏郑公文集》：“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者也。”

按：教材把“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和“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删去了，语句上的确简洁了。改得较好。

但有的删改看似简洁，实则损害了文章的审美价值和思想价值，值得商榷。例如：

(1)《魏郑公文集》：“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岂其取之易守之难乎？昔取之而有余，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

教材删去了“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和“昔取之而有余，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前一句子被删后，不仅作者的语气和其反复陈述的用意都不能得到进一步的显示，还使得本段非常难理解。后一句是一问一答，教材删除之后，成为无问之答，语义、语势都不如《魏郑公文集》中的原文。

(2)《魏郑公文集》：“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

教材删去了“奔车朽索，其可忽乎！君人者”。此处“奔车朽索”和“载舟覆舟”形成对举，重复强调了竭诚待下的重要性，省略后则语义不完整，语气也受到影响。而“奔车朽索”一词，指用腐朽的绳子，去驾驭狂奔中的马车。比喻随时有危险，须多加警惕。其出自《书经・五子之歌》：“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可见这两句非常形象地说明“知足以自戒”，而且有着深厚的古代文化内涵。不应删去。

(3)《魏郑公文集》：“文武争弛，君臣无事，垂拱而治。何必劳神苦思，代百司之职役哉？”

教材删去“君臣无事”，就不能突出君王的地位。而这篇疏奏，正是进献给皇帝阅读的。故“君臣无事”不当删去，看似简洁了，实则有损作者的一片忠心。

教材编者这些不恰当的删改，使这篇文章的原有文脉大打折扣，原有的丰富文化内涵也大为削弱，甚至有的地方文意模糊难解。另外，选文作了多处删改，而没有在“题注”中说明，不仅会误导教师，影响其备课；也误导了学生，使他们认为原文就如此。对教材的编写者来说，也有失严谨。

谏太宗十思疏 篇九

2、魏徵备经丧乱，仕途坎坷，阅历丰富，因而也造就了他的经国治世之才，他对社会问题有着敏锐的洞察力，而且为人耿直不阿，遇事无所屈挠，深为精勤于治的唐太宗所器重。太宗屡次引魏徵进入卧室，“访以得失”，魏徵也“喜逢知己之主，思竭其用，知无不言”，对于朝政得失，频频上谏。唐太宗曾褒奖他说：“卿所陈谏，前后二百余事，非卿至诚奉国，何能若是？”不久，迁任尚书左丞。贞观三年（629年）即以秘书监参知国政，进封郑国公。魏徵的直言极谏是著名的，当时以“识鉴精通”而闻名的宰相王珪曾高度评价他说：“每以谏诤为心，耻君不及尧、舜，臣不如魏徵。”据《贞观政要》记载统计，魏徵向太宗面陈谏议有五十次，呈送太宗的奏疏十一件，一生的谏诤多达“数十余万言”。其次数之多，言辞之激切，态度之坚定，都是其他大臣所难以伦比的。

3、魏徵的谏诤涉及面很广，朝廷军国大事的失误自然是他上谏的主要内容。为了医治隋末战乱的创伤，他规谏太宗要与民休养生息，一改隋炀帝奢靡之风，反对营造宫室台榭和对外穷兵黩武；为了社会的安定，他规谏太宗要废除隋的严刑峻法，代之以宽平的刑律；为了政治清明，他规谏太宗用人要“才行俱兼”，对官吏中的贪赃枉法之徒要严惩不贷。在刑赏问题上，他认为刑赏之本在于劝善惩恶，在王法面前，“贵贱亲疏”一律对待；在君主的思想作风上，他规谏太宗要兼听广纳，认为“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以防止贵臣壅蔽，下情不得上达。他规谏太宗要以“亡隋为戒”，接受历史教训，居安思危，力戒骄奢淫逸。对这些有关国家治乱、社稷存亡的大问题，魏徵在上谏时一向是坚持原则，据理力争，对唐太宗的失误批评也是尖锐的。

4、他提倡上书言辞激切，无所顾忌。贞观八年（634），陕县丞皇甫德参上书说：“修洛阳宫，劳人；收地租，厚敛。”太宗看后大怒，要给他定以讪谤之罪。魏徵马上劝谏说，昔日贾谊给汉文帝上疏说：“可为痛哭者三，可为太息者五。”自古上书，都是言辞激切，不这样就不能引起皇帝的警觉，激切并不是讪谤。太宗听后有所悔悟说：“朕初责此人，若责之，则谁敢言之。”魏徵对唐太宗常常是面折廷诤，有时弄得他面红耳赤，甚至下不了台。一次罢朝后，太宗曾余怒未息地说：“会须杀此田舍翁。”又说魏徵“每廷辱我”。不难看出，魏徵的犯颜直谏，往往是一针见血，甚至到了太宗难以忍受的程度。

5、除了军国大事外，魏徵对太宗其他一些不合义理的做法也提出善意的批评。贞观六年（632）八月，长乐公主下嫁，太宗以公主是长孙皇后所生，敕令资妆要倍于永嘉长公主。魏徵上谏，以为长公主尊于公主，公主之礼不应超过长公主。长孙皇后听到此事后，十分钦佩魏徵的刚直敢谏，颇有感触地对太宗说：“尝闻陛下重魏徵，殊未知其故。今闻其谏，实乃能以义制主之情，可谓正直社稷之臣矣。妾与陛下结发为夫妇，曲蒙礼待，情义深重，每言必候颜色，尚不敢轻犯威严，况在臣下，情疏礼隔，故韩非为之《说难》，东方称其不易，良有以也。”之后，便亲自去魏徵家，赐帛五百匹。魏徵的直言极谏，甚至说出了连长孙皇后也不敢轻易说出的话。

6、尽管太宗对魏徵的尖锐批评一时难以接受，但他毕竟认识到魏徵是忠心奉国，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对他的犯颜直谏曾感叹说：“人言魏徵举动疏慢，我但觉妩媚，适为此耳。”当然，唐太宗的开明政治是魏徵屡次极言直谏的重要原因，因此他回答说：“陛下导之使言，臣所以敢谏，若陛下不受臣谏，岂敢数犯龙鳞？”这一番话也并不只是谦逊之辞。

谏太宗十思疏 篇十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分为御史监察和谏官谏议两大系统。御史旨在纠察百官违失，甚至审理皇帝交付的诏狱，是上对下的监察纠禁；谏官负责谏正皇帝或中央行政决策的失误，是下对上的匡正。谏官制度历史悠久，初步形成于秦汉，发展至唐代已经日趋完善，它是中国封建社会行政监察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1]唐代是谏官制度最为成熟的时期，其作用主要体现在谏官用传统的儒家礼仪与道德标准去约束并规范封建君主的言行，并参与评议国家的大政方针，促进了盛唐时期的政治清明和国势强盛。[2]研究唐代谏官制度谏官职位的设置、人员选任与考核及其运行机制等方面的经验及教训对于提升现代行政监督实效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一、唐代谏官制度的发展历程及特点

1、唐代谏官制度的发展历程

唐朝在承袭隋制的基础上改进了政治制度，建立起新体制，并大力强化国家机器的监察职能，建立起监察体系的三项制度：御史制度、谏官制度、封驳制度。御史台监督百官臣下，谏官监督君主，给事中掌封驳之权上下监控。三者对象不同，目的一致，相互配合，形成一个严密的监察网。[3]贞观时期，唐太宗对谏官十分尊重和信任，并且能够做到虚心纳谏，从谏如流。贞观八年，唐太宗对大臣们说：“联每闲居静坐，则内自省。恐上不称天心，下为百姓所怨。但思正人匡谏，欲耳目外通，下无怨滞。”(《贞观政要》卷二，《求谏》)唐太宗还把谏官当作师友看待，“每思臣下有谠言直谏，可以施于政教者，当拭目以师友待之。”(《贞观政要》卷一，《政体》)唐太宗也确实是把魏征、王珪、虞世南等谏官当作师友看待。元稹曾回忆说：“昔太宗以王硅、魏征为谏官，宴游寝食未尝不在左右，又命三品以上官入议大政，必遣谏官一人随之，以参得失，故天下大理。”(《通鉴》卷二百三十七，宪宗元和元年)唐王朝在贞观年间发展到鼎盛，在这政治清明的年代里，谏官无疑是幸运的。

高宗时期，褚遂良与韩瑷因为谏言废王皇后，自此“中外以言为讳，无敢逆意直谏，几二十年。”(《通鉴》卷二百三，高宗永薛元年)这时，起居郎“仗下后谋议，皆不预闻”(《旧唐书》卷八十九，《姚涛传》),起居注也形同虚设。武则天统治时期虽然广开言路，但受酷吏周兴、来俊臣等横行暴虐行为的影响，谏官的作用很难发挥。在武则天滥用酷刑时，只有狄仁杰“流死不避，骨哑有彰，虽逢好杀无辜，能使终畏大义。”(《旧唐书》卷八十九，《狄仁杰传•史臣赞)狄仁杰多多少少起到了一点谏官的作用。唐玄宗力图恢复贞观之政，立志“励精听纳”,开元年间任用姚崇、宋璟。宋璟担任宰相时规定，“自今事非的须秘密者，皆令对仗闻奏，史官自依故事。”(《通鉴》卷二百一十一，玄宗开元五年)唐王朝迎来“开元盛世”局面，谏官又逢政治清明。但好景不长，唐玄宗宠信李林甫、杨国忠，谏官又一次面临厄运。李林甫为蔽塞视听公然威胁谏官，使之俯首帖耳，致使谏官命运悲惨。后补阙杜琎上书言事，被李林甫贬为下邦令，谏诤之路自此断绝。

德宗曾一度革除旧弊，广开谏诤之路，但却没能收到预期的成效，他晚年时，“政出多门，宰相不专机务，宫市之弊，谏官论之不听。”(《旧唐书》卷一百六十《韩愈传》)尤其是卢杞专权时，其他宰相都不敢直抒己见。例如，卢杞为了扩大自己的党羽，提拔自己的亲信关播为乐中书侍郎，一天，德宗与宰相一起讨论政事，关播欲言己见，卢杞止之。事后卢杞训言说：“以足下端憨少言，故相引至此，曏者奈何发口欲言耶！”(《通鉴》卷二百二十七，德宗建中三年)从此关播便不再多言，位卑的谏官当然就更不敢多说了。唐朝末年，面临着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的社会形势，政治上极为腐败，谏官的命运自然也好不到哪里，有的甚至连身家性命都保不住了。僖宗时，侯昌业以“上不亲政事，专务游戏，赏赐无度，田令孜专权无上，天文异变，社稷将危，上疏极谏。”(《通鉴》卷二百五十三，嘻宗广明元年)僖宗盛怒，公然拒谏，并下令将侯昌业赐死。“拒谏者亡”,王朝的兴衰与谏官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谏官命遭不幸时，唐王朝也随之走向了灭亡。

2、唐代谏官制度的特点

(1)谏诤内容具有广泛性唐代谏官们不阿旨顺情，对许多问题都能直抒己见，谏君的范围十分广泛。如在用人方面，唐德宗想用不得人心的裴延龄为宰相，谏议大夫阳城就直言极谏，德宗未能一意孤行。军事方面，谏官常谏止朝廷发动给人民带来灾难的战争。谏官在唐朝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民族关系等各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由于谏官作用的充分发挥，使得唐朝统治者决策的开放性和变革性都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

(2)唐代统治者对谏官的政策“前紧后松”唐代前期，统治者十分重视谏官职能的正常发挥，并为谏官进谏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贞观时期“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入内平章国计，必使谏官随入，得闻政事。”(《贞观政要》,玄宗开元十二年)四月敕令：自今以后，谏官所献封事，不限旦晚，任封事进来。这两个时期的君主都为谏官随时进谏提供了便利条件。安史之乱之后，朝廷的政治局面一直处于非正常状态，政治紊乱趋势妨碍了谏官的职能发挥，此后的藩镇与宦官两大势力也都给后期谏官制度职能的充分发挥带来了许多不利影响。

(3)谏官虽身份卑微，但作用显著唐朝前期，谏官扮演的角色虽很重要，但官品却很低，任用这些刚进入仕途的低品官员，就如同驱使初生之牛犊，最容易激发其无所畏惧的士气，以实现直言极谏的目的。唐后期的谏官，无论是编制还是品阶，都比前期有了一定的扩大与提高，客观上对加强谏官的监督力度，无疑都是积极有益的。

(4)谏官的命运与皇帝的开明昏聩息息相关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实行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谏官制度是皇帝个人的御用机构，因而皇帝的开明昏馈便直接决定了谏官的生死存亡和荣辱升降。唐初，统治者重视、尊重谏官，“臣下有说言直谏，可以施于政教者，当拭目以师友待之。”(《贞观政要》卷二，《求谏》)从而使政治清明、经济繁荣，达成了“贞观之治”。唐玄宗骄奢淫逸，滥杀谏官忠臣，导致了“安史之乱”,唐王朝从此一蹶不振。

(5)谏官系统内部职责分明，谏诤逐渐制度化贞观年间，谏官制度在统治者的重视下得到较充分的发展，系统内部职责分明。玄宗时也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谏诤制度。如谏官可随宰相入阁议事，谏官可独立行使谏诤权等。乾元二年(759年)规定“两省谏官十日一上封事”,表明谏官必须定期上封事。这不但有利于谏官对朝廷大臣的直接监督，而且更可避免朝廷政事决策上的失误。#p#分页标题#e#

二、唐代统治者在谏官制度方面的措施

1、重视谏官的作用，使谏诤形成一种风气唐初的统治者亲眼看到了隋朝的灭亡，从建国后就重视总结隋朝短命的教训，重视谏官的作用。唐高祖李渊认识到“开直言之路”对维护唐王朝长治久安的统治是十分必要的，立志拨乱反正。唐太宗察觉到了独断专横的危害，“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随之灭亡。”(《贞观政要》卷二，《求谏》)因此，非常重视谏议，要求公卿“每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须极言规谏”(《贞观政要》卷二，《求谏》)唐太宗把谏官当做师友看待。“每思臣下有谠言直谏，可以施于政教者，当拭目以师友待之。”(《贞观政要》卷一，《政体》)唐玄宗开元年间，“励精听纳”(《旧唐书》卷一，《李降传》),也比较注意发挥谏官的作用。由于唐太宗开了“纳谏”之风，做到了“从谏如流”,所以唐代皇比较重视谏官的作用，致使谏官制度在唐展到了最高峰。正因如此，才出现了盛唐时期政治清明和国势强盛的局面。因此，营造积极健康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是提升行政监督实效的必然要求。

2、建立起一个完整的谏官组织结构唐代，谏官组织发展完备，行使言事谏诤权的职官主要有散骑常侍、给事中、谏议大夫、补阙、拾遗、起居郎、起居舍人等。散骑常侍“掌规讽过失，侍从顾问”(《新唐书》卷四十七，《百官二》),负责侍奉皇帝左右，规谕讽谏，以备皇帝顾问。给事中主掌封驳事项，责任重大，职权极高，“具有集谏官、宪官、法官的某些特征于一身的特点&（www.paomian.net)rdquo;(张国刚•唐朝官制[M]•三秦出版社，1987•)谏议大夫“掌侍从赞相，规谏讽谕，”(《旧唐书》卷四十三，《职官二》),是唐朝最重要的谏官。补阙、拾遗是唐代首创的谏官，经常针对皇帝的过失进行谏诤，大则廷议，小则上封，即“掌供奉讽谏，大事廷议，小则上封事”(《新唐书》卷四十七，《百官二》)。起居郎和起居舍人通过记事记言对皇帝进行监督和制约。这样就树立了多个监察主体，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谏官组织结构，为直言谏诤、规谏君过提供了组织基础，从而更有效的发挥了谏官制度的作用。因此，健全行政监督组织机构，完善行政监督体制是提升行政监督实效的一个重要途径。

3、制定了一套严格的选任制度统治者对谏官人选的选拔尤为慎重，并制定了一整套严格的选任制度。唐代统治者将刚正不阿、直言敢谏作为选任谏官的政治人格标准，“谏臣须蹇蹇匪躬之士”(《全唐文•上宰相书》)。将博学多识、明于礼法作为选任谏官的文学修养标准，这使得当时许多文学之士都从谏官走入仕途，如杜甫、白居易、岑森、杜牧等都曾为谏官，谏官也因此具备较高的文学修养。统治者在选任谏官时还注重他们在地方或基层任职的经历，以便能够体察下情，通晓业务，有针对性地行使谏官职能。另外，唐代建立了回避制度，宰执的亲戚、子弟、僚属、党人不得入台谏为官，这就从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宰执人员的权力，为加强皇权创造了条件。这套严格的选任制度充实和提高了谏官队伍，为谏官制度作用的发挥提供了人才支持。因此，打造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行政监督队伍是提升行政监督实效的重要环节。

4、广开言路使得谏诤逐渐制度化贞观年间，谏官制度在统治者的重视下得到较充分的发展，系统内部职责分明，谏官的谏议职能直接与中央决策的上下各个环节密切相关，具有鲜明的监督朝政的作用。玄宗时也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谏诤制度。如谏官可随宰相入阁议事，与闻政事，“每宰相入内平章大计，必使谏官随之，与闻政事。”(《通典》卷二一，《职官三》)这不仅有利于谏官对朝廷大臣的直接监督，而且可以避免朝廷政事决策上的失误。谏官还可独立行使谏诤权，乾元二年(759年)规定“两省谏官十日一上封事”,表明谏官必须定期上封事。唐后期出现了“谏院”和“印章”,表明谏官组织已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唐代广开言路，为谏官进谏提供了各种便利条件，还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进谏制度，为谏官行使职能提供了制度保障，从而有利于谏官制度更充分有效地发挥作用。因此，要提升行政监督实效必须重视和加强行政监督的制度化建设。

5、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考核制度谏官是谏官制度运作的主体，谏官队伍素质的高下，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谏官制度的优劣，因此，唐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对谏官的考核，一整套严格的考核制度逐渐形成。[4]唐太宗曾说：“国家大事，惟赏与罚，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咸惧。”(《贞观政要》卷三，《封建》)唐代对官吏实行每年一小考，四年一大考的考核方法。为了保证考核工作的正常、有序进行，唐代颁布了一系列考核法令和法规，这一点在《唐六典》、《唐律疏议》和《旧唐书》、《新唐书》的职官志中均有记载。还实行相应的考核和奖惩措施，否则，谏议的绩效将无法得到正确评估，这样有可能使谏议工作陷入混乱。通过考核，增强了谏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更有利于发挥他们敬业精神的作用。可见对监督人员的监督和考核也是必要的，现代行政监督也要建立对监督人员的考核制度和奖惩机制，这样可以时刻提醒和鞭策他们廉洁自律、尽职尽责、监督为民，从而更有效地提升行政监督实效。

三、唐代谏官制度对提升现代行政监督实效的启示

1、重视并加强行政监督的环境建设(1)积极营造行政监督的社会政治环境古代谏官的命运与统治者的开明昏聩是有直接关系的，唐代谏官制度之所以能够存在、发展并发挥积极的作用，最基本的因素就是统治者的开明，唐代统治者为谏官制度的运行提供了支持条件，为谏官制度发挥作用营造了有利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环境建设是行政监督实效提升的重要方面，我国现代行政监督当然也离不开周围的社会、政治环境建设。党和政府要学习唐代统治者“励精图治”、“重视谏诤”的品质，以身作则，为行政监督人员顺利开展监督工作创造良好的环境，支持监督者依法监督。部门领导者要学习唐太宗“从谏如流”、“虚怀纳谏”的操守，重视监督，支持监督部门独立行使职权，不能以任何形式、理由干扰监督人员的工作。新闻部门要宣传监督，通过各种形式使人们了解行政监督，在全社会形成扶持监督、尊重监督人员的良好风气，从而更有利于行政监督工作的开展和监督实效的提升。(2)积极营造行政监督的组织文化环境唐代统治者在选任谏官时尤其注重道德品质和职业精神，使得许多尽职尽忠的有识之士进入仕途，形成了具有较高道德素养和良好职业精神的谏官队伍，整个谏官组织充斥着忠君爱国、敢于谏诤的精神，这种精神反过来又影响着唐代的谏官，很多谏官对君主的一意孤行劝谏无效时，不惜牺牲生命而履行其职责，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宁鸣而生，不默而死”的精神，现代行政监督人员甚至所有中国官员都应学习这种精神。[5]我们要加强行政监督组织文化建设，广泛开展行政监督伦理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提高行政监督人员的职业素质，以便更好地发挥道德评价力量在反腐斗争中的作用。#p#分页标题#e#

2、打造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行政监督队伍行政监督是通过行政监督人员的工作来实现的，要提升行政监督实效就必须要打造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行政监督队伍。(1)强化监督意识唐代君臣在进谏与纳谏方面达成了一种“道德默契”,即臣子应该积极进谏，君主应该虚怀纳谏。唐太宗积极倡导谏诤，使谏诤在唐代形成风气，“犯颜直谏”、“面折廷诤”的事例屡见不鲜。现代的监督也需要这种道德默契，监督主体要充分认识行政监督工作的重要性，做到敢于监督、勇于监督、善于监督。监督客体要克服“特权思想”,积极配合监督主体的监督工作。(2)提高监督人员工作作风方面的要求行政监督者应学习唐代谏议大夫魏征“洁身自好”、“坚持原则”。在行政监督具体工作方面雷厉风行，讲究监督的有效性。如此，行政监督活动开展起来才会干劲十足，监督工作也才能达到预期的力度要求。(3)培养行政监督者高度的政治觉悟古代谏官都具有“忠君爱国”的精神，有时不惜“以死为谏”。我们也应对行政监督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提高他们拒腐防变的能力，保证队伍政治合格，监督为公、监督为民。(4)提高行政监督者的业务技能唐代在选拔谏官时注重“政治标准”和“文学标准”,使得当时许多正直无私、尽职尽忠的文学之士都走入仕途，形成了具有坚定政治立场和较高文学素养的谏官队伍，对唐代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行政监督也是如此。国家要培养专门的行政监督人才，或通过培训的方法让在职行政监督人员通晓行政监督工作的基本原理和专业知识。

3、健全行政监督体制，实现监督主体的多元化(1)完善行政监督体系唐代设置了散骑常侍、给事中、谏议大夫、补阙、拾遗等行使言事谏诤权的职官，通过多个监督主体对统治者进行方方面面的监督，形成了比较完善的谏诤体系，取得了较好的谏诤效果。为了解决目前行政监督体制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提高行政监督的整体功能，我们应该学习唐代谏官制度中设置多个监督主体对统治者进行监督的做法，除了加强行政机关内部专门监督之外，还要加强权力机关、司法机关、人民群众和舆论媒体等的外部监督，运用多种手段，拓宽监督渠道，从而提升监督力度。(2)理顺各监督主体的职能关系唐代设置了由散骑常侍、给事中、谏议大夫、补阙、拾遗、起居注等官职组成的齐全完备的谏官机构，其内部编制稳定，职责分明，分工各有侧重，为谏诤系统化、制度化奠定了组织基础，并且谏诤言事职能与中央决策的各个环节有密切关联，能够有效地监督朝政。唐代的这一做法为解决当前我国行政监督面临的分工不明确、监督不协调的问题提供了借鉴意义。虽然各个监督主体的权力和责任互有侧重，但他们都是为了提升行政监督实效这样一个共同目标，各司其职。我们必须合理划分各监督主体的权限，明确他们之间的层次关系，避免不同监督主体之间的重叠和冲突，使他们在履行职责中，勤于交流、紧密配合、相互补充，从不同角度形成一个严密的立体的监督网络，增强监督合力，较好地发挥监督的职能。[6]

4、完善行政监督机制，实现行政监督的程序化和法制化封建社会背景下的谏官制度虽然也有一定程度的法律保障，但其发挥作用与否以及发挥作用的程度却依赖于统治者的“开明昏庸”,武则天允许“风闻言事”,消弱了程序的规范作用，这些都对现代行政监督起到了很好的警示作用。要提升行政监督实效，就必须促进行政监督的程序化和法制化。(1)促进行政监督的程序化武则天为了简化奏言、检举告发的程序，允许风闻奏事，史称“武后以法制群下，谏官、御史得以风闻奏事。”(《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唐玄宗开元五年)允许风闻言事虽然可以使统治者尽快了解、掌握与处理国家治理中发生的问题，但助长了告密之风，甚至成为派系之间相互倾轧、排挤的手段，奏事之后虽然也核对事实，但也不可避免地消弱了程序的规范作用。监督权本身也是一种权力，也需要通过程序对其进行规范，因此，要按照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建构起一套能够有效制约监督人员监督权的监督程序，使监督活动有章可循。[7]各监督主体要强化程序意识，严格按照监督程序办事，从而更好地实行有效监督。(2)加强监督立法，实现监督法制化范祖禹说过：“国将兴必赏谏臣，国将亡必杀谏臣。”封建专制统治下实行的是人治而非法治，谏官制度作用的发挥及发挥的程度依赖于封建君主的贤明，皇帝的“开明昏馈”便直接决定了谏官的生死荣辱，唐初，统治者重用谏官，励精图治，使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唐后期皇帝昏聩，滥杀谏官忠臣，谏官制度缺乏法律保障，并没有真正发挥作用。因此，法律是各项制度能够运行的基本保障，行政监督也需要立法保障。我们要制定较为完备的监督方面的法律法规，将行政监督纳入法制化的轨道。行政监督者应自觉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坚决打击监督渎职和监督寻租等不良行为，实现行政监督的法律化和制度化，从而为提升行政监督实效提供制度基础和法律保障。[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