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道德论文优秀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接触过论文吧，论文写作的过程是人们获得直接经验的过程。你写论文时总是无从下笔？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下面是泡面作文细致的小编飞白给家人们分享的5篇道德论文的相关内容，欢迎参考阅读，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科技道德论文 篇一

关键词：环境保护；科学技术；伦理道德；可持续发展

一、科学技术的伦理审视

（一）科学技术罪恶论

此种观点认为，人们道德水平的提高，非但不能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成正比，相反会使人们的道德越来越堕落。这种思想最早的代表为老庄学派。“只有无知无识的婴儿才保持着高尚的道德品质”老聃如是说。在资产阶级的伦理思想家中，也有一部分人认为，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人的道德越来越趋于沦丧的地步。卢梭认为：科学艺术和文明的发展，是社会一切恶习产生的根源和资本主义社会越来越严重的道德败坏的诱因。“科学和文艺日益进步，可是人类变得愈来愈坏了”，“一切甚至道德本身，都诞生于人类的骄傲。因此科学与艺术的诞生乃是出于我们的罪恶。”这些思想，把科学技术看成人类道德堕落的原因，以致最终走上主张人类应当回复到无文化、无科学、无法律的自然社会的道路。虽然这种观点包含着对资本主义社会片面强调科学技术而不重视道德品质的批判，但也包含着对资本主义社会道德日益堕落的控诉。

（二）科学技术自善论

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物质文化生活的提高，会使人们的道德水平自然而然的提高是这种理论的主要观点。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等人认为，道德和幸福的客观基础是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所谓道德是使自己和别人都有幸福生活的行为。他们一致认为，“人类行为的准则是利益和需要，这也是人类道德努力的准确尺度。人们的道德情感、道德观念的前提是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同时人们的道德情感和道德观念也会依据社会的和个人的现实利益而变化。”同时，他们也都认为科技越发达，物质财富越丰富，就越能使个人得到幸福，越能使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达到和谐。

（三）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观点

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从最终意义上说，必将有利于人类道德水平的提高。生产关系才是决定道德这一社会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的根本所在。”这是在一定的生产力的基础上产生的，是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并随着生产力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推动劳动者能力的提高和生产工具的改进，导致社会生产力的变化，促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引起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从而推动着人类道德进步的是科学技术的发展。

同样，科学技术在道德发展中的作用问题，必须被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加以辨证地考察。科学技术的发展，物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以及随之而来的整个社会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在客观上务必将比已往任何历史条件下更有利于人们道德水平和道德觉悟的提高。科学技术的发展，即不能决定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也不能成为判断社会道德水平的直接依据和标准，虽然他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对人类的道德状况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判断一个社会的实际道德水平，应该主要以居于这个社会的主导地位的道德的基本原则和主要规范为依据。无论哪个社会的道德体系，都主要以它的基本原则和行为规范来为这一社会的经济结构和相应的阶级利益服务。因此，判断社会道德水平进步与否，是不能只参考科技的发展的。

二、科学技术的环境之殇

20世纪人类社会在科学技术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灿烂文明。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为：人对自然的依赖性和能动性，人既依赖自然而生存，又是改变自然的力量；人类要改造自然又受自然的制约；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依存、适应、冲突与和谐。人与自然关系的内涵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生变化。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初期阶段，人对自然的依赖性强，主要为依赖和适应；人类是自然的奴隶，受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制约明显。特别在中国人们受儒家、道家思想的影响，以道德修养为本，经济上以农立国，轻视商业和工业，当然蔑视科技，认为科技发明是奇技淫巧，列为禁令。转贴于

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自然界的惩罚，如古代部分文明的衰落如美索不达米亚、古罗马、古希腊、古丝绸之路的消亡。但是农业时代人类生产活动直接作用于自然客体，它的规模小、强度低，其负面影响较小。随着工业化的到来，科技飞速发展，生产力大幅提高，人类对自然界的作用增强，又存在着过分强调人类能动作用的思想，人类以自然的主人自居，由于片面地按照人类的主观意志或需求去改造自然，往往违背客观规律，酿成环境恶化、资源枯竭的苦果。前苏联于20世纪50年代在中亚干旱草原地区大面积开垦草原种粮食，曾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但好景不长，开垦草原的结果终于招致1963年哈萨克斯坦草原垦区发生强大的黑风暴，横扫了哈萨克斯坦新垦区，使垦区80％的耕地（约2000万公顷）遭受惨重损失，不得不闭耕。人类对自然界的作用，不断得到回应和报复。科技发展给人来的利益，只是暂时的，正如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

在工业化后期全球环境问题更加突出。许多全球环境问题在20世纪初还未能被人们所普遍认识和关注，但是到了20世纪下半叶，全球环境问题开始凸现。人类已经对气候变化、臭氧层减薄、生物多样性保护及荒漠化等问题，重新进行了审视。特别提到的是，为了人类免受气候变暖的威胁，1997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在日本京都举行。14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通过了旨在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抑制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议定书于2005年2月生效，截至2009年12月，已有184个《公约》缔约方签署。人类社会发展模式的反思，严酷的现实要求人们冷静地审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总结传统发展模式的经验与教训，寻求发展的新模式，体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协调及人类世代间的责任感。

三、如何认识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之间的关系

（一）社会生态与环境伦理观

近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由自然的奴隶变成自然的主人，人与自然的关系逐渐成了改造与被改造、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不论是忽视生态系统生存发展的需要及其对人类的长远价值的“人类中心论”，还是过分强调人类的价值主体地位有悖于可持续发展思想的“人类中心论”都已逐渐失去社会思维主体地位。淡化人类价值主体地位，过于激进的“生物中心论”，虽有保护自然和环境的内容也难以让人接受。因此，构建适合当今时代的可持续的环境伦理体系是很必要的。可持续发展理论的诞生，为人类重新认识人与环境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平台。要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环境观，首先必须对环境问题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自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以来，科技革命创造了人类引以自豪的工业文明，但在片面发展观的指导下，不仅将人类引入“唯物主义”歧途，导致人性扭曲和社会变态，而且引发危及人类生存和发展方面的一系列生态、经济和社会环境问题。

环境问题及其造成的影响，从地域上看，已带有全球性的特点，从时间上看，是长期的、不可逆的；从形成机理上看，已不仅仅是孤立的生态环境，或经济环境，或社会环境问题，而是具有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互为因果的特点。可持续发展环境观的建立应立足于正确处理环境与发展两者之问的关系，着力于解决社会、经济、人口、资源和环境之间的矛盾，以提高环境的纳污能力、自净能力、生产潜力和可持续能力为中心，以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最终目的。

（二）科技理性与生态伦理

人类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能力的增强，科技理性不断膨胀、价值理性与人文理性日益萎缩，科技理性的片面发展暴露出自身的合理性限度。因此，应当给予科技理性以必要的“生态”补充，寻求“生态理性”的道德合法性，使“科技理性”与“生态理性”在人的发展中、在生态伦理道德教育中以及在真、善、美的生态伦理实践中保持适度的张力，从而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伦理道德作为人的文化系统的一部分，在走向自由存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每前进一步都彰显着人类本质的进一步完善。传统的科技理性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仅仅体现出利己而不关心“它”的层次，这与人本质上应具备的道德层次是不相称的。生态伦理就是要彰显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既应利己，也应利它，从而更好地实现主体目的性的美德，是对原有道德伦理的超越，是道德进化的再完善。从这种意义上看，由科技理性到生态伦理不是自然的选择，而是人类在自主道德的进程中的一种文化自觉。转贴于

参考文献：

[1]徐少锦：科技伦理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12.

[2]宋惠昌：应用伦理学[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234.

[3]王正平、周中之：现代伦理学[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124-134.

[4]罗国杰等：中国伦理学百科全书：应用伦理学卷[M].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12.

[5]（美）迈克尔·G·泽依：改变人类命运的科技力量[M].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132-135.

[6]雍兰利、范玉凤：化解生态环境危机：从科技理性到生态伦理[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4）：49-52.

[7]朱忠发：当代科技与伦理道德互动发展的新趋势[J].广西社会科学，2004，(3).

[8]范虹：一柄悬在人类头顶的达摩克利斯剑[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97，(5)：34-35.

道德文明论文 篇二

（一）生态道德与生态文明的统一性

生态文明的建设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具有一定的时间跨度与广泛的空间维度，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的环节，生态道德的建设是其中的重要内容。生态道德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是生态文明背景下伦理道德发展的新境界，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要的条件。道德作为一种伦理范畴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中，道德普遍的存在于人们的生产方式与行为模式中，“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的，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生态文明的最终确立需要生态道德修正规范人与自然的道德准则，确立人与人之间新的道德模式，从而为生态文明的实现提供伦理道德的支撑。因此在推行生态文明的同时要进行生态道德的建设，实现二者的有机统一，共同发展，“在道德视角上，生态文明建设也是道德建设的重要领域，道德也必须涉足生态文明建设中各种道德关系的调整”。

（二）生态道德的培育依靠生态道德教育

伴随着人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关注，环境教育也迅速发展起来，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21世纪议程》，其中的第36章提出：教育对促进可持续发展和提高人们解决环境和发展问题的能力至关重要；2002年12月，联合国大会将2005至2014年确定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教育十年”；2010年中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在“战略主题”部分明确提出“重视可持续发展教育”。生态道德教育对人们进行道德准则与行为规范的教育，将生态伦理的观念，内化为人们的信念，外化为人们的行动，使公众生态意识逐步增强，增强自律的能力，从而自觉自愿地遵守生态法则与道德行为准则。通过生态道德的教育使人们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注自然存在的权利与价值；协调人类社会中的复杂关系，实现生产方式的低碳化转型与生活方式的生态化转变。生态道德教育伴随着生态文明的建设不断走向发展与完善，成为培养具有较高生态道德素质的文明公民的重要形式，生态道德教育对于提高人们的生态道德意识，转变传统价值观念，推动中国发展方式的转型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二、生态道德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生态道德教育对提高公民的道德素养，提升国家的生态文明程度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但目前我国生态道德教育的普及与发展依然存在许多问题。工业文明以来的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依然存在，对生态道德教育的效果产生一定的负面效应；在生态道德教育的发展过程中缺乏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生态道德教育的社会化进程；公民整体生态道德素质有待提高。

（一）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客观上影响生态道德教育的效果

伴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与演进，对社会财富的追求成为主导的价值取向，物质主义盛行，“人生的意义、价值和幸福就在于创造、占有、享受（消费）物质财富，从社会的角度看，就在于无限改善人的物质生活条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完善，传统的追求经济利益的价值取向潜移默化地植入人们的思维理念。目前，我国处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期，产业结构的调整尚未完成，传统价值观念与生态价值观念的冲突依然存在。人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只停留在表面，在具体行动上表现滞缓，一遇到经济利益的纷争，就放弃对生态环境的责任与义务，而社会又缺乏有效的法律与制度的监管，使生态道德的教育流于形式，直接影响生态道德教育的实际效果。

（二）生态道德教育缺乏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

目前的生态道德教育更多的停留在理论的层面上，缺乏由理论到实践的道德转换，没有注重生态道德的情感体验与实践体验，无法做到知行的统一。生态道德教育包括自然、社会、人三个领域，是各个学科相互交叉与合作的结果，而现实的生态道德教育沿用应试教育的模式，从小学到大学只注重既定的道德规范和抽象知识，缺乏实践性与感染力，只注重单向的理论知识灌输，且以说教成分为主的教育方法枯燥，使受众缺乏情感的体验，无法产生共鸣，这种脱离现实的教育模式远离生活，造成教育效果的低下。我国处于经济的转型期，国民的环境意识渐渐觉醒并逐步加强，我们要通过生态道德教育的途径使每一个觉醒的公民将生态意识转变为具体的社会行动，体现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中，体现在追求低碳、绿色的生活方式中，体现在自觉提高生态道德素质的生态文明的建设中。

（三）公民整体生态道德素质有待提高

生态道德作为一种新型道德，是人类社会走向生态文明的重要标志，而国民的生态道德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进步程度的标识。我国在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过程中，在经济上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是人们过多的追求物质利益而忽视了对精神家园的建设，受工具理性主义的影响，认为所有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都可以依赖于科学技术的改进，而忽视生态道德的建设。随着生态文明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公民的生态意识渐渐觉醒，但这种生态意识仅停留在思想观念的表层，还没有真正内化为内心的信念。而这种生态意识还没有外化为具体的社会行动，虽然存在参与渠道不畅的问题，但更多的还是人们不能自觉自愿的承担起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责任与义务。

三、提高生态道德教育水平的途径

对生态教育的开展与普及，需要从道德观念层面深入的培育生态文明的意识，在具体操作上，采用多样化生态道德教育模式，通积极营造全民生态道德教育的社会氛围。

（一）在生态文明背景下培育全方位的生态道德理念

通过生态道德教育推行生态价值观念。改变传统的以经济发展为主要目标的价值观念，推行人与自然平等、和谐、发展的生态价值理念，改变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念，还自然于本来的权利与价值，对人类活动的考量以是否有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作为衡量的尺度。摒弃人是自然的征服者和统治者的观念，而将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保护者与管理者；放弃自然资源是取之不尽、无限利用的观念，而寻求符合自然生态法则的人与自然相互平等、相互依赖的价值观。通过生态道德教育宣传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通过生态道德教育引导当代人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念，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利益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自觉维护代内公平与代际公平，保证自然资源的良性利用与可持续发展，既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必要的资源支撑，体现其经济价值，又为人类提供清洁的自然环境，实现其生态价值。在具体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倡导低碳经济，追求绿色的GDP，在实现经济可持续的发展的同时，达到社会可持续的进步，生态环境的可持续的利用。通过生态道德教育倡导绿色消费理念。人们绿色消费观念的形成、低碳生活方式的养成，需要生态道德教育在其中发挥重要的引导与教育作用。低碳经济的发展客观上要求人们消费模式的转型，包含低碳节约、自然健康、可持续性等消费理念。生态消费模式以维护自然生态环境的平衡为前提，其核心理念是消费的“生态性”，在满足人的基本生存和发展需要基础上，崇尚适度消费，反对过度消费。通过生态道德教育倡导绿色消费理念，减少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和对生态环境的压力，对于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实现可持续的发展会产生积极的影响。（本文来自于《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杂志。《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杂志简介详见。）

（二）确立针对不同主体的多样化生态道德教育模式

生态道德教育面向社会公众，教育对象具有显著的差异性与层次性，针对不同主体的特点应当确立多样化的生态道德教育模式。各级各类学校是进行生态道德教育，培育生态文明理念的主渠道。学生的生态道德素养如何，直接影响生态文明在全社会的普及及未来的推行效果，要立足小学、中学、大学的不同层次特点，遵循青少年身心发展的认知规律，坚持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有机结合，正确处理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的关系。在进行生态道德教育的过程中，应注重突出实践性的教学特点，“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丰富学校生态道德教育理论，从面向未来的高度来探索学校生态道德教育的实践之路”；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增强对教育者的感染力；通过多种形式的校内与校外的活动，达到良好的教育效果；可以采用生态道德体验模式进行教育，使体验者置身于一定的生态情景之中，诱发和唤醒体验者的生态感悟，提高德育效果。目前的生态道德教育更多的体现在学校的教育中，从小学到大学对生态道德教育的普及做了许多的工作，也取得了预期的教育效果。但是对社会公众的生态道德教育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机制，且舆论宣传不到位。在全社会范围广泛进行生态文明的宣传与教育，普及生态知识、生态道德行为规范、低碳生活方式、绿色消费理念，通过各种渠道加强对不同主体的培训、教育与宣传，培养社会公众的生态意识，自觉履行以人与自然和谐为目标的生态道德准则，进而成为具备生态道德素质的文明公民。社会上应当开展各种层次的在职人员的生态道德继续教育，并将这种教育常态化，充分发挥政府、环保部门和宣传媒体的作用，引起社会对环境问题的广泛关注，唤醒全社会的生态道德意识，加快推进生态文明的进程。

（三）积极营造全民生态道德教育的社会氛围

道德文明论文 篇三

[关键词]情感文明理论　情感控制论　情感释放论　情感道德论　情感民主论

(中图分类号]C9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03―00063―07

情感是人身上的一种特质，这种特质高出于动物而具有了文明的风格和意义。情感文明是人类文明结构中潜移默化、深藏若虚的因素。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得好：“人的文明最精细的表现在情感里。”情感文明虽然是人的一种美好状况，但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问题在于，情感在什么样的状况下是文明的？怎样才能达致情感文明？社会文明的发展与情感文明是相背离的还是一致的？围绕着这些问题，社会学家们存有种种看法，形成了不同的情感文明理论。

一、情感文明――情感控制论

文明意味着与野蛮、冲动相对立，是前者对后者的约束、消除，因此，建立和维护文明就要进行社会控制。法社会学家庞德认为，文明是“人类对外在的或物质自然界和对人类目前能加以控制的内在的或人类本性的最大限度的控制”。作为文明的控制是个统一整体，其中也包括对人类本性之一的情感的控制。情感文明意味着对情感不文明的克服，这个克服过程称之为对情感的合理的控制。情感文明就是情感控制有度、情感有教养的状况。

把情感文明视为对情感的控制，源自埃利亚斯的观点。埃利亚斯认为，社会的文明始于人们对情感的控制。西方社会文明的成熟过程，正是情感文明化的过程。情感文明化的核心问题则是情感的控制，“文明发展的特点就在于更加严格、更加全面而又更加适度地控制情感”。埃利亚斯的名著《文明的进程》描述的就是西方情感文明化的进程。

埃利亚斯提出并论证了情感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动力模式。埃氏强调，情感作为一种文明现象，是人与社会相互交织作用下的历史变迁过程，这既不是一个纯粹自然的过程，也并非是预先有人策划的结果。情感文明化的发生存在着两个关键性的动力，即专制主义国家的形成和社会职能的分工。

西方社会情感文明化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前情感文明的封建武士社会、情感文明初始化的封建专制社会、情感文明成熟化的市民社会。埃氏认为，推动人类情感开始走向文明的决定性社会动力，是封建专制国家的建立。农业社会初期封建割据、武士当道、穷兵黩武、社会习俗残忍野蛮：如同霍布斯式的狼牙赤露的社会。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因为封建初期缺乏情感控制的社会机制。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物质财富大量流向以国王为代表的中央政权的口袋中，其军事权力也随之水涨船高，这为国君取得专制化统治奠定了基础。与大封建主宫廷门下人群熙来攘往，货品流进流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武士阶层收入减少，甚至穷困潦倒；其武器垄断亦被打破，可谓弓折刀尽；许多武士只好服低做小。沦为服务于中央集权的下官。随着国家对暴力手段的垄断，人与人之间关系趋于平和，可算计性增强，情感冲动和膂力暴力的行为逐渐地从社会公开场合中淡出，社会安全感逐步形成。

在埃利亚斯看来，宫廷社会是历史上第一个基本上摆脱了体力暴力的“良好社会”，这是“武士宫廷化”的结果。这使得武士社会那种一碰就着的“明火品性”被观衅伺隙的“暗火品性”所取代。在这一圈子里围绕着体面与国王的恩宠所进行的竞争是剧烈的。不过用刀剑决一雌雄已不多见，代之而起的则是施展阴谋，明争暗斗。因此“他们需要并培养出与以兵器相争所不同的品性：深思，算计长远，自制，精确调节自己的情绪”。在宫廷社会中，“公”　“私”界限不明，私人生活同时也是一种对外交往，因而使得理性在塑造艺术、社交中的翩翩风度典范化方面尤为重要，“在宫廷，对社交行为的打磨抛光成了威望与恩宠竞争的主要手段”。在贵族生活方式中非理性的“炫耀性消费”的背后。深藏的却是理性的算计，即怎样通过宫宴、服饰、品味乃至精心设计的摆设来显示其贵族地位和政治权力。凡上述种种，使得宫廷生活成为一种绞尽脑汁的“下棋游戏”，宫廷成为勾心斗角的“交易所”，从而形成颇具特色的“宫廷理性”。

从18世纪中叶开始，宫廷贵族社会的中心地位日趋动摇，特别是法国革命一声炮响使得贵族社会最终被市民社会所代替。进入工业社会之后，情感控制发生两个重大变化：一是情感控制的约束力量由社会政治领域转向社会经济与生产领域，二是情感控制由外在力量的强制逐渐转向自我的自觉控制。社会分工需要加强相互协调配合，这时需要的是算计、冷静和循规蹈矩，这就要求每个人必须把“战场转移至人的内心”，加强对自己本能和情感的控制。分工社会塑造一种严格而稳定的超我，培养一种将异己强制转变为自我强制的能力。随着资产阶级的崛起，职业和金钱成了体面的源泉。由于资产阶级职业复杂而具有挑战性，工作时要处心积虑、揆情度理，不能暴虎冯河，因此个人超我结构的稳定和情感调节的强度向前跨了一大步，情感的节制从外在的强制转向内在的自制，主要以道德的形式表现出来。

埃利亚斯认为上述社会与个人的文明进程，不会只是演示于西方，凡是在暴力业已独占的地方，凡是在竞争压力下职能分工使得人们相互依赖的地方，凡是在人们形成瞻前顾后的理性思维习惯的地方，都会出现这种社会与个体的情感文明进程。

情感的文明化给人类带来了什么？埃利亚斯觉得，尽管不能对西方文明的情感发展简单地加以肯定，但对这种发展带来的社会进步是不可否定的对此，埃利亚斯打了一个比方：古人行路时由于羊肠小道险恶易遭袭击，需时时警惕以防不测；而现代交通道路通衢，人人遵守交通规则行走安然无恙。情感的文明化也克服了类似中世纪的人身风险而给人们生活带来了安全。只有当一个社会形成了很高的情感约束水平时，一些具有开放性的行为(如穿泳装)才能在公开场合自然而然地出现。社会秩序就在情感控制的机制上建立起来。

二、情感文明――情感释放论

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之镜映照之下，情感文明应该是情感的非压抑状态，是人的里比多情感能量能够正常地舒展和流动。情感的不文明恰恰源于社会(文明)的压抑，是本我与超我发生激烈冲突的结果，“一方面，爱反对文明的利益；另一方面，文明以大量的限制威胁着爱”。弗洛伊德认为文明的历史就是压抑的历史，“认为非压抑的文明是不可能的，这是弗洛伊德理论的一块基石”。对于正统思想传统而言，情感属于人的本能欲望，是与社会文明格格不入的，因此当情感被控制之时，就是文明开始之际。　“不加控制的爱罗斯就像它的对立面死亡本能一样是致命的”，因为它们极力追求文明所不能提供的满足而形成与文明相悖的致命性破坏力量。

作为压抑情感的文明所具有的最本质取向是合理化。对此，尼采很诗意化地将西方文明比喻为一种日神精神，它代表着理性，而平衡节制着癫狂状态的酒神情感。弗洛伊德则说：“‘文明’一词是指所有

使我们的生活区别于我们动物祖先的生活的成就和规则的总和”。马尔库塞接着弗洛伊德的话头认为支配文明起源和发展的是一种特殊的“现实原则”，这种理性化的现实原则与服膺于的享乐原则相对立。情感由享乐原则转向现实原则，这是对人的情感发展的一个重大挫伤。情感是生命赋予人的本质属性，它是自由的、无拘无束的。弗洛伊德从勒庞对充满幻想和错觉的乌合之众心理的分析中受到启发，认为这种幻想和错觉是未满足的情感欲望所产生的，在生活中居于支配地位，并成为诱导精神病的心理现实性。人的生存状态离不开人的情感感受，而这种感受的真实状态就是情感是否受到压抑。弗洛伊德说：“所有的痛苦只不过是感觉；它只有在我们感觉到时才存在，由于我们的有机体受到某种方式的调整，我们才能感觉到。”情感文明状态应该是人们感觉不到压抑痛苦的状态，或者感到主观幸福的状态。然而令弗洛伊德心寒的是，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虽然给人们增添了幸福的经济价值――但这只不过是在寒冷的冬天把赤脚伸到被子外面然后再缩回去而得到的那种享受――并没有带给人们实质的幸福，因为“幸福本质上是主观的东西”。文明需要人们抑制自己的、，以把这种节省的能量转移到经济领域中。这种状况引起了如此多的人对文明不满，甚至诅咒文明。因此，情感的文明就意味着情感压抑的解除，意味着情感的自由释放。

现代文明压抑了人的情感，使得人类情感退化，心理问题增多；社会文明的进步带来的却是情感文明的堕落。弗洛伊德指出文明有两个目标，即保护人类抵御自然和调节人际关系。文明的第一个目标得到了成功的实现，而第二个目标则失败了。他指出造成人们痛苦或不幸的三个根源：自然的优势力量、肉体的软弱无力、调节社会关系的规则不适当。前两个根源的存在是不可避免并且情有可原的。但是对于第三个根源，即痛苦的社会根源，弗洛伊德则持批评态度：为什么社会的规则不能保护和有益于人们的幸福而是相反呢？恰恰在最应当带来幸福的领域却成了痛苦的渊薮，由此，弗洛伊德得出了一个他名为“惊异的”观点：“我们称之为文明的东西要对我们的不幸负主要责任。”情感文明的发展落后于社会文明的发展。这是因为情感文明是跟随人类发展的活动中，随着对人的外部强化逐渐内化而形成的。弗洛伊德一方面认为文明不应该凌驾于本能情感之上；但另一方面他对人类灵魂中原始野蛮的破坏性本能又深为忌讳，不过他觉得这类本能根深蒂固、无法消除，例如希特勒独裁和战争就是人类非理性乃至兽行爆发的不幸例证。弗洛伊德强调，文明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消除人类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冲突与竞争。但是，文明压抑的应当是充满享乐原则的，而服务于厄洛斯(Eros，古希腊爱神，肯定生命的力量，爱和同情的化身)，这是因为是具有排他性从而与文明相冲突的爆炸性力量，而厄洛斯是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升华形式，目的是将单个的人结合成人类统一体，这是与文明发展一致的。不过人类天生的进攻本能，却反对这种文明计划。攻击是由死亡的本能引起的，弗洛伊德用古希腊死神的名字给它命名为塔那托斯(Thanatos)。厄洛斯与塔那托斯之间、生命本能与破坏本能之间的互相对抗，贯穿于文明的整个进程，但最终攻击和破坏本能占了上风。马尔库塞认为，弗洛伊德并不反对如下看法：文明中的个人之间通过工作和共同利益而从对方获得里比多的满足，但是弗洛伊德认为这样一种“称心如意的”状态其实并不存在，因为文明极其严酷地对里比多进行限制。这种压抑制度不但没有真正地解决冲突，反而使文明陷入一种破坏性的辩证法之中：对厄洛斯的长期限制最终会削弱生命本能，从而增强和释放与生命相对立的力量――破坏本能。由此看来，文明既无法维持人的生存情感，又无法控制人的邪恶情感。

弗洛伊德虽然过分夸大了“文明压抑”的副作用，但从另一面，却也恰恰反映了对强烈攻击欲望和望的压抑是情感文明进步的必要条件。柯林斯认为弗洛伊德的压抑理论揭示出：高尚理想的活力取自那些被压抑的情感本身。如果没有对不文明情感的压抑，那么就不可能建立起文明的情感。由此看来情感文明的建立需要有一定的情感压抑，哪怕是必须付出一定的情感代价――因为我们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三、情感文明――情感道德论

从道德层面上对情感文明作出理想化的界定，首先被一些对现代文明的优越性、先进性虔诚抱之的社会学家所青睐。如孔德认为社会进步与情感文明进步是一致的。孔德从道德的角度将情感区分为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两种形态；人类情感文明发展的进步状态，应该是利他主义情感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孔德认为社会越发达，道德情感力量比睿智力量更重要，人类社会也在情感的道德进步中日趋完善。涂尔干非常赞同孔德的假设――社会基础是一种道德情感秩序。作为文明的情感是一种道德情感，表现出对不文明的行为，特别是犯罪行为作出嫉恶如仇的强烈情感反应，即使某种犯罪伤害的可能仅仅只是个别人，与愤怒者们无关。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犯罪触犯的是一种集体良知和集体道德情感，而这是人们最难以容忍的。不过在涂尔干看来，对犯罪触犯集体情感所产生的强烈愤恨，从而采取法律压制手段还只是前现代社会的情感文明特征；作为现代社会情感文明较为理想的状态是社会有机团结。团结之道德情感建立在社会分工基础上，又成为社会秩序的基础。在勒庞看来，个人加入群体会使情感道德水平下降。表现为无异议、情绪化和破坏性。涂尔干则认为，群体的道德水准会比构成该群体的单个个人的道德水准要高些，群体比个体更易于做到大公无私和乐于奉献。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群体中，个人的利益是被抑制或被忽略的。特别是在社会分工的纽带中，人们由于相互依赖而相互信任，进而达致社会有机团结。尽管有时由于“社会化压力”的匮乏或软弱，会导致情感“偏离规范”，但社会对情感总是表现出一种积极的教化力量：社会道德约束的对象不是人的自主，而是动物般的自私、残忍和危险的激情。哈贝马斯也认同一种情感道德发展的理论，认为道德(情感)由低向高经历了三个发展水平：被动的、利己的“前约定水平”；自律的、顾及他人的“约定水平”；以及自觉的、普遍利他的“后约定水平”。从孔德、涂尔干和哈贝马斯的论述中，我们可看出，情感道德文明水平的提高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产物。

情感道德文明的丧失，是某些对现代文明持置疑甚至否定态度的社会学家所担忧的。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社会学家要数鲍曼。鲍曼赞同涂尔干关于道德情感来自于社会的思想，认为“社会是生产道德的工厂”。但并非像涂尔干所假设的那样，“社会在本质上是一个人性化的、道德化的机制”；这种假设的必然结果就是，“不道德的行为总的来说不可能是社会的产物”。在鲍曼看来，有时社会安排是使人高贵、促人善良的因素；但有时却助长了不道德的情感行为。例如德国纳粹的大屠杀就“成功地攻克了系统地、有目的地、麻木不仁地、冷血无情地实施屠杀的最大障碍”，它用摒弃道德呐喊的灌满理性的骰子进行历史的游戏，使得存在于人类内心深处的道德同情感化为乌有。鲍曼指出，这种对道德情感的泯灭不仅与纳粹统治的独特品质相关，而且必须依据社会的现代属性(它不过被纳粹分子所利用)

来解释。与马尔库塞一样，鲍曼也反对弗洛伊德式的将现代性大屠杀看作是“野蛮状态的旧态复萌”。大屠杀是对现代文明社会的一个莫大讽刺，因为“公众对文明社会的印象不是别的，而是一个没有暴力的社会；也即一个温文尔雅的社会”。本来作为文明的社会，现代人的情感也应当是文明的，人对人像狼的状态应不复存在，正如埃利亚斯所言。但是，在鲍曼看来，现代文明总的非暴力特征不过是一个幻觉。因为在现代文明中，霍布斯的世界还没有被完全束缚，相反地，“大屠杀中的霍布斯世界”在被非理性情感的喧嚣重新唤醒后，坐在了一辆配备着最先进的科学武器的汽车中，在文明的大道上耀武扬威、呼啸而过。实际上，有一点鲍曼与埃利亚斯是相同的，即认为暴力已经被强制集中化了，因此，“在我们这个时代，恐怖活动和折磨不再是激情的工具，它们已经成为政治理性的工具”。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社会的官僚体制和科学技术可以使不道德情感及行为变得更合理，而不是相反。

与涂尔干认为社会分工有助于道德情感建设的看法相反。鲍曼认为社会分工有可能使得道德责任模糊化、中性化。在社会分工细致且复杂的情况中，任何行动都被社会化了，其中每个人的行动都是中介性的，与行动结果只是一种间接的联系，人成了道德盲视者――看不见行动带来的非道德结果，致使“道德冲动的沉寂和道德自抑的悬置”，以及社会行动的无善无恶、无责无虑，无从在人们身上唤起任何道德情感，以致于对这些社会行动只能从技术角度来评价而难以作出道德的价值衡量。这样，对于负面的社会行动后果，人人都可以心安理得地为自己的行为开脱责任。由此看来，现代社会组织可以被描述为一台使得道德责任飘忽不定的机器，而每个人也成了无道德的主体，或者其道德主体的整体性已支离破碎。

按照鲍曼的思想逻辑，他既不赞同埃利亚斯等人将情感的进步(文明化)看作是社会控制的结果，认为埃利亚斯关于理性压倒情感是道德在历史上的明显进步的学说不过是现代文明的“病因学神话”，因为社会本身存在着文明的异化；也不同意弗洛伊德关于文明压抑是“里比多”的说法，鲍曼认为文明压抑的是人们天生就具有的道德情感这种“本质的人性”，这恰恰是造成现代情感文明堕落的根本原因。因此，在鲍曼的镜像里，情感文明最重要的体现并不在于情感接受社会的控制，或个人的良好自我控制，而在于社会和个人的道德水平之高低。

对此，乔治・弗兰克尔也有同样看法。他指出，20世纪成了启蒙运动的实验场，暴露了它的失败，以启蒙运动标竿的文明走向了终结。20世纪发生了什么？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创伤，专制主义的横行，以及对公民生命的摧残，这些都无不在说明：“文明只不过是一层薄薄的饰面，根本不能遏制住野蛮行为的定期发作，而只能任由其挫败道德与理性的愿望。”对启蒙这个理智和科学“神明”，人们不仅是失望，更多的是愤怒，转而要报复它。于是，犬儒主义大行其道，曾被压抑的原始的、攻击一驱力就有机会浮出水面，冲破文明的防线而占据社会，占据人们的意识，获得了一种“反文化的文化形式”。在弗兰克尔看来，弗洛伊德期望自我将取代本我，而我们却发现本我取代了自我，这是一种马尔库塞所讲的倒退的“去升华作用”。暴力元素已经渗透在社会的文化中：艺术作品中充满冒犯和虐待狂的意向；音乐变成了狂躁、撕裂、不和谐的声音；舞蹈则变成了挑衅的、痉挛的运动；绘画中展现的是人类各种紧张、痛苦和恐怖的怪诞状态。“西方文明超我形象的瓦解”，把被自我紧锁并牢牢看管的大门打开了，为无拘无束的自我表达和情感爆发提供了空间。埃利亚斯曾经认为，暴力行为在公开场所的消失是情感文明化的一个重要标志。而弗兰克尔给我们描述的当今社会一个侧面是：冲动性的攻击暴行屡屡发生，令人侧目。特别让世人震惊的是，暴行的实施者没有一丝的怜悯和良心的谴责。社会出现了普遍的道德危机。对此，弗兰克尔竭力主张要建立起一套道德原则，向人们灌输道德责任感。这种道德责任感不是为了自身利益或某个集团利益而履行的“工具性义务”，而是旨在达到“普遍有益，保护生命，并善意地对待同胞”。也就是利他主义的境界。弗兰克尔呼吁，有必要抑制一些原始的、自恋的、侵略性的驱力，利他感情才是人性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应该铭刻于各种政体和文明中。弗兰克尔提出了他构建理想社会之路的11条道德目标的座右铭。我们发现，这些座右铭都涉及情感真善美的建设，简直就是为我们描述了一幅情感文明社会的理想图景。

四、情感文明――情感民主论

将情感文明纳入民主的视野，是吉登斯对情感研究的独特着眼点。吉登斯把其“交往理性”应用到情感领域中，提出了“情感民主”(emotional democracy)的理念，认为情感是建立在对话基础上的，是一种对话民主。根据吉登斯的看法，现代性情感有着生活政治的取向，这主要表现在情感的民主性以及情感的平等性。情感民主问题是现代性提出的问题。三个重大的社会变革为实现情感的民主化提供了机会与条件。它们是：全球化的冲击；日常生活和个人生活中的变化；以及后传统社会的出现。全球化不仅与庞大体系如世界金融秩序相联系，而且也影响着我们生活中亲密的个人方面。私人生活中“情感民主”与全球秩序中民主的潜能具有对称性，它有可能向外延伸为全球秩序中的“对话民主”。在日常生活和个人生活中，打上了现代性的烙印：如经历着“时空的分隔”、“社会系统之抽离”等，这使现代人的生活充满了分割性、碎片性和实验性，从而促使自我(包括情感)的选择性增强，个人的反思性提高。后传统社会不是一个没有传统的社会，但是用传统的方式来维护传统已变得不可能。在后传统社会，妇女要求平等的运动正成为一种全球化浪潮，传统的家庭系统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吉登斯把妇女平等地位的取得视为“日常生活真正的全球性革命”，性、婚姻和家庭关系的变革也许是所有变革中最困难和最令人困惑的变革，“但是我们不能选择退却，因为这些变革一直深入到我们的情感深处”。吉登斯认为，亲密性这种人性特征已被现代性所改造、所转化，表明情感民主化是现代人建立一种新的亲密关系的需要。

吉登斯倡导要通过变革，实现亲密关系向纯粹关系的转化，以达到情感生活的民主化，这是亲密关系变革的实质内容。纯粹关系“也即性和感情的平等关系，其涵义对于先前的性别权力形式而言是爆炸性的”。纯粹关系的特点在于：在性与情感平等的条件下，自我与另一个自我的情感交往，“情感的予取越是平等，特殊的爱的维系也越是接近纯粹关系的原始样态”；“平等是亲密关系变革的一个内在因素”；“亲密关系的可能性意味着民主的许诺”；“亲密关系意味着对个人关系领域的大规模的民主化”；“纯粹关系中隐藏着民主的意思”。吉登斯认为这些特征描绘了一幅情感解放的图景，揭示了情感文明关系的实质性内容。吉登斯所描述的情感民主与政治民主的特征惊奇地相似。公共领域中的民主包括：相互平等尊重、独立自主、通过协商作出决策，以及不受暴力的侵犯。民主化的情感也分享着这些特征，现代政治的民主性已经推广到情感层面，这表明情感文明的建设和发展更为深入，更为基础。

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是生活政治的崛起。在吉登斯看来，与追求从剥削、压迫中解放出来的政治(解放政治)不同，生活政治关注的是生活决定，生活政治学是“关于生活方式的一种政治学”，但这不是将生活“政治化”，而是对生活的种种决定加以重新道德化，即对日常生活背后的那些道德和生存问题加以挖掘和思考。吉登斯指出，随着现代性的晚近发展，情感在许多方面成了生活一政治问题，“作为一种生活政治，情感问题并不是恢复激情的问题，而是要为评价和证实信念而发展伦理准则的问题。治疗专家说，‘了解你的感情’。然而，在这方面，治疗与现代性共谋。其言外的规训是‘评价你的感情’，而这样一种要求不能仅只是心理交往的问题。情感不是判断，而由情感反应所激发的倾向则是判断：评价感情就等于要求建立标准，并根据这些标准进行判断”。根据匕述吉登斯的论述，我们试着这样理解：第一，现代情感作为生活政治问题，其实质是个体作出如何度过情感生活的决定，如何选择情感行为的问题；第二，作出情感生活的选择和决定，必须要对情感进行评价；第三，评价感情必须建立一定的伦理准则并根据这些准则进行判断，反思情感生活的深层次的问题。如此看来，情感不仅仅是一种心理感受，更重要的是一种信念，一种对社会、对他人的道德承诺。对情感我们必须作为生活方式来苦心经营。吉登斯在生活政治的视野内，实际上提出了现代情感文明的建设问题，而且在如何建设现代情感文明的思路上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

五、几点思考

本文提供了关于社会学情感文明理论研究的几种不同观点。要对这些研究进行一般性的概括也许是不合适的，不过值得思考的有以下几个问题。

1　关于情感文明的发展趋向。我们发现：情感控制论与情感释放论主要以社会为外在压力讨论要达成什么样的情感文明目标，而情感道德论与情感民主论则主要以个人为主体探讨情感文明的建设。鲍曼将“情感道德”、吉登斯将“情感民主”作为情感文明的现代性主要特征，预示了社会情感文明发展的变化趋向：过去把情感文明的重点放在对情感社会控制或情感社会释放的基点上，情感文明构建由上至下、由外及内；现在个人在情感生活中的权力增大，即情感文明建设着力点在向个人道德责任和个人生活民主的领域转化，情感文明由下至上、由内向外地发展。

2　关于社会文明与情感文明的关系。社会文明对情感文明有什么作用？在这一问题的认识上，有社会文明促使情感进步论(孔德、涂尔干、埃利亚斯、哈贝马斯、吉登斯)、社会文明压抑情感论(弗洛伊德、马尔库塞)、社会文明致使情感堕落论(鲍曼、乔治・弗兰克尔)等相异的看法。然而反过来看，它们却殊途同归，都认为如果没有人们对情感的控制或教化，就不会有由科学技术和理性所构成的社会文明的发展。连弗洛伊德也不情愿地承认了这一点，他认为被压抑的情感能量会转化和升华为社会的生产性能量。

科技道德论文 篇四

［关键词］认识和处理；科技；伦理道德

［中图分类号］B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10）12－0013－02

近年来，科学技术尤其是现代高科技得到了迅猛发展，已广泛渗透到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对社会伦理道德观产生了巨大影响。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科学就其意义而言，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具有道德性质。因为科学发展的成果，任何时候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影响人类的命运。”［1］同时，现存的伦理道德观又对科技的发展产生反作用，形成了复杂的科技伦理关系。因此，正确认识和处理科学技术发展与伦理道德的关系已成为当今世界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积极关系

在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复杂关系中，其积极关系是两者关系的主要方面，是保持两者关系协调发展的基础、原则和方向。

一方面，科学技术的进步有力地推动着伦理道德的进步。

第一，科学技术进步为伦理道德的进步提供了生产力基础。判断人类社会进步与否的核心标准是生产力发展水平，而科技已然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正如邓小平所阐述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2］人类近代历史表明，科技的巨大进步必然推动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而作为上层建筑的伦理道德规范势必会受到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因而，伦理道德必须不断创新，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更好地服务于人类，丰富人类的精神文化。总之，科技发展决定伦理道德，伦理道德顺应科学技术发展。

第二，科学技术的发展拓宽了伦理道德评价的范围，提高了伦理道德评价的正确性。人类社会就是从无知到已知，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发展和探索的过程。对某种事物的道德评价的前提是人类已经感知到它们的存在，而无法把未知的事物纳入评价范围。同时，人类即使感知到某种事物的存在，但由于无法认识到它们的本质，也不能够正确评价它们。随着科技特别是高科技的快速发展，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幅增强，探索出许多以前无法感知和无法解释的事物，把它们纳入到人类社会伦理道德评价的领域，并且可以作正确的评价。噪声问题就是典型的例子。

第三，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提高人类的道德水平以及综合素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人类社会至今为止大体经历了三个社会发展阶段。即：传统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以知识及高素质人才为核心的后工业社会。在以知识为核心的现代化社会中，劳动者的综合素质，特别是科技文化素质的提高是生产力发展、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而科技文化素质的提高势必导致劳动者伦理道德水平的提高，促使其不断思考和接受更为先进的伦理道德理念。同时，科技的进步会大大增强公民的民主意识，提高对民主的要求。有关研究表明，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与科技文化水平存在着密切关系，即人的科技文化水平越高，民主意识就越强。当今社会，凡是民主实现程度高的国家，其国民的科技文化素质也高。近代以来，西方国家走出愚昧落后的中世纪，建立起西方民主制度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科技的发展。此外，科技水平的提高还会改变公民的思维方式，为创新现存的伦理道德理论和实践提供条件。

第四，现代科技的发展，为科技伦理道德理论的深入研究提供了现实依据和研究方法。科技的快速发展，在给人类社会带来进步的同时，也制造出了许多社会问题，而这正是科技伦理道德亟待解决的问题。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科技伦理内容必然会得到丰富和发展。并且，现代科技的发展和新兴学科的出现，创新了伦理道德观的研究方法。随着系统科学和现代心理学的发展，出现了伦理道德研究的系统方法，即把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系统科学的原理和方法运用到伦理学的理论研究上，从而使我们以新的角度更深入地研究社会伦理道德调节问题。伦理道德理论研究在深度和广度方面的日益发展完善，必将不断增强人们的伦理道德认识能力，为人类社会伦理道德的进步奠定科学而又坚实的理论基础。

另一方面，科技伦理道德水平的提高不仅会提高人们的科技文化素质，推动科技的快速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可以监督制约和消除科技滥用所带来的危害性，甚至是灾难性后果，以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保障人类的安全（人类安全主要体现为：经济安全、食物安全、健康安全、个人安全、社团安全和政治安全）。因为安全问题是科技伦理善恶的临界点，是其首要的伦理原则和价值基础。核武器、克隆、网络、安乐死等高科技事物的出现和应用迄今并没有造成严重的社会安全问题，其根本原因就是科学家和大多数人坚守科技伦理道德标准，保证了科学技术的合理应用，保障了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

二、科技发展与伦理道德的相互冲突

科技发展与伦理道德之间除了协调发展和相互促进的积极关系外，还存在着两者相互冲突和矛盾的一面。正确认识这种冲突矛盾，是正确处理科技发展与伦理道德关系的基础和关键。

一方面，现代高科技的发展猛烈冲击着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高科技成果的应用解决了许多困扰人类多年的各领域问题，提高了人们的幸福感。但同时也带来了无法回避的伦理问题。诸如医学伦理问题、网络伦理问题、生态伦理问题、学术科研伦理问题等对现存的伦理道德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并且，随着高科技的进一步发展，更多的伦理道德问题也会显现出来，因此，现代高科技与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的冲突与矛盾会长期存在。

另一方面，落后的伦理道德又对现代高科技的发展具有明显的抵制和阻碍作用。生产力的发展是勇往直前的，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而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势必具有前进性、创新性。反观伦理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现存生产关系的维护者，必当具有滞后性和保守性。科技发展的前进性、创新性与伦理道德的滞后性、保守性的矛盾是两者之间产生冲突的基本原因。即使在文明程度较高的今天，因受传统的道德观念的束缚而影响科技和社会进步的例子也比比皆是。如我国封建伦理思想中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信条使我国进行器官移植的供体严重不足。严重阻碍了我国的医学事业的研究与发展，使患者健康和生命的权利得不到应有的保障。

总之，现代高科技与伦理道德之间的碰撞与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关键在于寻找合理的有效途径来化解彼此的冲突，促进两者关系的协调、有序的发展。

三、正确处理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关系的途径和理念

正确处理科技发展与伦理道德关系，就是要发挥其相互的积极作用，克服和解决其冲突和矛盾，促进两者的协调发展。

1．树立新的科学技术发展观，彰显科技价值理性

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人类社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这就要求包括科技人员在内的全社会必须对科技及其成果应用进行理性的判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树立起新的科技发展观。树立新科技发展观，必须认识到两点：第一，科技发展与伦理道德的监督和制约本质是统一的，都是造福于人类社会。但在两者关系中，科技进步是根本性的，是硬道理，是生产力进步的最核心因素。因此，我们不能把科技进步带来的负面问题及与伦理道德的暂时冲突归罪于科技发展本身。第二，发展科技的同时，要彰显科技价值理性。科技价值理性的核心点就是维护人类发展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和总体利益，而不是为表面利益、短期利益和局部利益服务。确立和彰显科技价值理性，必须坚持以下伦理原则。第一，人类整体原则。科技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全人类的进步与解放。因此，在科技研究以及利用科技成果时，要避免为了少数人利益而损害多数人利益，避免为了眼前利益而损害长远利益，避免为了次要利益而损害根本利益，以保障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第二，人道主义原则。科技进步是直接和间接地作用于人，是为人追求幸福服务的。新科技发展观的核心价值应体现为以人为本。例如，医学技术就是直接作用于人（患者），帮助患者解除身心病痛的。当今社会，由于对利益的过度追求，背离以人为本而应用科技成果的例子屡见不鲜。这就要求科技工作者和相关人员在利用科技成果时体现人道主义原则。第三，可持续性原则。科技的发展与进步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求的原则，即代际公平原则。

2．以进步的伦理道德观来影响和评价科学技术活动

科技研究与应用在推动社会进步、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存在被滥用损害人类利益的现象。这就需要伦理道德的监督与制约。科技有利于还是有害于人类根本利益是评价科技伦理道德进步与否的根本标准。科技活动只有坚持造福人类、追求真理、人道主义、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可持续发展等原则，将人类当前与长远、局部与整体、个人与他人、当代与后代的利益统一起来，才是符合进步伦理道德的要求。反之，就是落后的伦理道德，必须加以批判和纠正。一个真正进步的现代伦理道德还必定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体系，摒弃落后的伦理道德理念，博取世界各国文化中的先进伦理道德理念，并随着科技的进步而不断充实、完善和发展自身。人类历史就是在科学技术的巨大推动下，从愚昧到文明的发展历程。

3．明确科技人员、政府和公众的科技伦理责任

科技本身没有善恶之分，科技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由人类对科技研究与应用的价值取向所决定的。因此，明确、规范和监督社会各界的科技伦理责任是发挥科技的进步作用，消除其消极作用的必由之路和重中之重。科技工作者是科技研究与应用最为突出的群体。他们的责任至关重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职业伦理责任和社会伦理责任。职业伦理道德是要求科技工作者在从事科技活动时必须遵守的内部规范，即：科技工作者在从事科技活动时须具备的基本的道德品质和科学精神。社会伦理责任是科技工作者在从事科技活动时应遵循的外部规范。即：预见和评估所从事的科学研究所带来的不利后果，把评估的结果通告给有关决策部门，并提出自己的建议。此外，科技工作者还应利用各种手段和途径向社会公众传播科学技术，促进公众正确地理解、运用科学技术。政府责任是构建完备的科技法律制度和伦理道德审查监督机构，对科技应用的后果进行全面跟踪和考察，对科技伦理法律的实施情况进行全面持续的监督，以保证整个科技活动规范在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内。公众责任就是关注科技的发展，了解相关科技知识，提高自身的科技素质，参与政府及其他决策者的决策讨论。正如马克思所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3］

参考文献：

［1］爱因斯坦文集［G］．许良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道德教育论文 篇五

从文化的本质上看，道德是人类的一种人文创造。这里说道德是一种人文创造主要是基于人类创造的道德较好地处理和维持了社会中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人类社会中有着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道德就像一种粘合剂，改善着人类社会的各种关系。道德对人类社会的调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道德可以引导人们深刻地认识自身与外界。它教导人们认识自己，以担负起对家庭、对他人、对社会、对国家应负的责任和应尽的义务，并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和处理自然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各种道德规范和道德原则，从而帮助人们更好地适应社会和自然生活。二是道德可以调节社会之中人们各种关系与矛盾。人类社会是一个群居社会，群居的人们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在这之中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各种矛盾，这些矛盾需要借助社会舆论、风俗习惯、内心信念等特有形式，通过道德来指导和纠正人们的行为，使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臻于完善与和谐。三是道德作为衡量社会关系中的善恶标准，可以促成个体良好道德品质的形成。道德教育主要是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义务、荣誉、正义和幸福等观念，使受教育者成为道德纯洁、理想高尚的人。道德对人类社会的这些调节作用既显示了人类创造道德的智慧，也突显了道德本身的人文特征，道德是人类的一种人文创造。从文化的结构上看，道德是人类文化结构中的深层要素。道德是人们对事物所持的善恶、好坏、优劣的根本看法，在其本质层次上它是一种价值观。价值观是人类文化的深层要素，是人类文化的基础和核心。价值观念是行为规范的内在根据和理论基础，行为规范是价值观念的外在表现和必然要求。道德作为一种价值观，它是人类文化中最基础、最核心的内容。克拉克洪指出，价值观最为重要，因为对人类各种族、民族文化而言，价值观念是其文化得以存在延续复制的核心因素，而价值观恰恰是道德的关键所在。对人类社会而言，人的发展是一种文化传承与延续，其核心是德性的培育与生成。道德作为道德主体在理性层次上对客观存在着的道德关系的一种自觉反映，是文化结构中的深层因素，是人类品性和人格的沉淀物。总体来说，道德不但本身是一种文化，而且道德更是文化结构中的深层因素、是文化的核心。

二、文化对道德教育具有决定意义

文化传统决定着道德教育的内容。道德作为人们之间社会关系的反映，受制于一定的生产关系和文化传统，有什么样的文化传统就有什么样的道德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及其价值体系是文化系统在运行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也即文化系统制约着道德教育的内容。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往往具有其不同道德观念和道德文化传统。从世界上看，世界不同民族因其文化背景差异往往具有不同的道德内容和道德精神。西方信仰文化背景下人们的道德具有一种追求自由、博爱、民主、平等的道德原则，而又把这种道德归于上帝或神的启示。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其道德内核体现为“仁”，孔子说仁者爱人，中国传统文化决定了“仁”这一道德教育特定内容。所以古代有“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之说。世界各民族如此，一个国家内部各民族也如此。在一个国家内部由于各民族地域和生产生活差异，各民族内部形成了各自不同道德关系和道德内容。文化传统决定着人的思维方式。因为人是文化性的存在，语言、神话、宗教、伦理和艺术等文化样式既是少数民族理解和把握世界的方式，也是少数民族自身的生存方式。不同人类群体的生存状态和生存方式是独特的，有时甚至让人难以理解。这不仅是因为某一群体把握世界和自身生存的方式与我们有别，更为根本的是这一人类群体在理解和把握世界中蕴含着不一样的思维方式。一般而言，一个文化群体的思维方式是相对定型的，并为这个文化群体共有。因此在道德教育中，需要深入教育对象的文化传统，把握教育对象及其群体的思维方式，只有深刻把握教育对象思维方式的特点，根据教育对象思维方式的特点采取有效的道德教育措施，才能增强思想道德教育的实效性。道德教育包含着道德知识的培养和道德情感的熏陶以及道德意志的磨练，因而贯穿着一定的思维形式与思维方法。在道德教育中，不能仅停留在对某一群体把握世界的方式及其自身生存方式的把握，更为重要的是要透过这些把握世界的方式对隐藏在这一方式背后的思维方式的理解。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的实践活动方式是怎样的，人的思维方式大体也就是怎样的，个体的思维方式取决于个体所处的环境以及所从事的社会实践活动。因此道德教育需要深入教育对象文化之中，把握教育对象群体思维方式，才能有效地开展道德教育。文化传统决定着德育环境。一般来说在一定社会条件下产生的法律、道德等社会意识形态及其社会风俗习惯，为人们设计出道德行为规范，形成道德环境，制约和影响着人们的言行。个体的道德品质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形成的。不同的文化传统形成了不同的道德教育环境。对少数民族来说，由于各自有着自己独特的传统风俗、风土人情和语言文化，其独特的文化环境影响着个体道德品质的生成。由于道德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和制约，而道德教育环境又决定于一定的文化传统，因此道德教育必须植根于这种文化传统，深入文化传统内部才能把握住道德教育环境的特点以及影响环境的因素，以更有效地开展道德教育。文化传统决定着道德教育的方法。道德教育方法就是教育者在对受教育者开展道德教育过程中，为实现道德教育目标、传授道德教育内容所采用的与其相适应的方式和手段。道德教育目标的实现需要一定的方法去达成，如果只是制定了道德教育的目标，甚至有了科学的教育理论，但是如果方法不正确，就会导致预设目标难以达成。道德教育实践也反复证明道德教育方法直接影响到道德教育的效果，在其他条件大致相同的情况下，由于教育者各自采取不同的方法，最终形成的道德教育效果完全不同。只有在具体道德教育实践中采用适合教育者、适合教育内容的方法才能使道德教育取得良好效果。总体来说，在道德教育中道德教育方法对于消化教育内容、提高教育效果、促成教育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三、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