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全善良【精选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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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全善良 篇一

如今是“利益原则”至上的年代。经商的人把利润置于首位，并为此拼搏。不经商的人在这种社会氛围的笼罩之下，也把利益上的得失作为思考的砝码。

在这种情形下，如果哪一个人偶尔提到了“善良”这个词，会使许多人感到意外。善良？什么善良？

人们对善良已感到陌生了。

但是在表面上看起来排斥善良的时代，肯定是人们最需要善良的岁月。虽然有人说“如果我善良，肯定会吃亏”，但稍稍想一下，造假酒把人眼睛喝瞎的人唯独缺少善良。

人可以宣称：我的钱已经赚足了，但没有人说：我的善良已经饱和了。

阔人安双层防盗门，再装防盗锁，又入保险，不就是恐惧于别人的不善良吗？

中国青少年基金会四处游说，为山区失学孩子募集学费，也是企图通过人们仅存的一点善良来使那些可怜的孩子多念上几天书。

反过来想，如今是一个充满恐慌的年代，是恐慌没有钱吗？是，又不完全是。缺的那一部分东西，就叫作善良。

许许多多的际遇可以这样来表述：

升官发财靠的是自己的拼搏，安居乐业需要别人的善良。

《渴望》之在中国大行其道，普遍传达了这样的渴望：我们需要善良。需要谁的善良呢？当然是别人的善良。

一句话，我们恨不能把老婆、领导、邻居和在街上见到的每一个人都变成刘慧芳和宋大成，自己可在王沪生与王亚茹之间游离。

这部戏榨出了中国人的虚伪，虽然它在艺术上极幼稚。

如果你让哪一个人率先善良起来，他肯定不干，并反问“别人为什么不去善良”。

仰仗别人的善良得以苟活，虽然可怜，但还不至于可悲。中国人的可悲在于，当有人以圣人的姿态播施善良时，会受到“集体无意识”的讥讽。

雷锋具有完善的人格，不也是难以摆脱被嘲弄的命运吗？

因此，人们虽然希望别人对自己善良有加，但别人的善良又衬出自己的冷酷，结果又触怒了他。

二

如果善良与邪恶分别是两棵树的话，好看的是邪恶之树。

邪恶之树茂盛，绿叶如盖，果实鲜艳。

善良之树生长缓慢，不引人注目，有时没有果实。

这就是人们拒绝善良的道理所在。

如果仅仅从生长与结果来判断树的价值，那也只是它的价值之一，而不是价值的全部。

当人们把眼光投入果实时，善良之树在做什么呢？它在地下默默地固沙，在没有人烟之处亮出一片风景，在清新每人吸入的氧气。

然而善良也有果实，那就是人性的纯粹和人性的辉煌。

邪恶之树尽管疯长，但颓衰也过于迅速了。罂粟花不也是极美丽吗？然而消失得也迅速。

贝多芬说，“没有一颗善良的灵魂，就没有美德可言。”

这是说善良与美德是密不可分的，但对于不需要美德的人来说，似乎可以不需要善良了。

还有一句格言很精彩，但不是名人说的，而是我的一位朋友田睿口述，“如果善良也是一种武器的话，我在生活中唯一的武器是善良。”

这话令人玩味再三。

成全善良 篇二

人性中蕴藏着一种最柔软。看不见、摸不着，需要用心来感受的情愫，那就是善良。善良。是一种与人为善的道德情感，是以友爱的用心，关注他人的状况和需求。热情照顾，排忧解难，扶贫救弱的友好言行。

善良是无价之宝，懂得自我牺牲的人方能获得。阳光无私，把光明和能量奉献给大地；雨露无私，用自己的甘霖滋润着万物生长；善良人无私，对同志、对朋友、对爱人、对情侣。对各种不同的人。都会放射出爱的光芒。如果我们都以一颗善良的心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那我们就会发现，世界上存在许多比金钱高尚得多也珍贵得多的东西。就像一粒粒蒲公英种子。随着人间春风，将正直、爱心、悲悯播撒到人间，在硕果累累的季节里绽放一片金黄；就像雪山脚下的淙淙细流。一路欢歌，荡涤着沿途的污浊、腐朽、邪恶、阴毒、冷漠，理直气壮地汇入人生的江河湖海。

善良与生命同在。善良来自干净的心底，心善是一切美好的源头，是快乐的开始，是成功的起源。善是丰碑，爱是基座。‘人之初，性本善’，怜悯之心，人皆有之，善良是人的本性，是真、善、美的发源地，是心与心的亲和与信赖，是爱与爱的共振与交融。生命中有了善良。人生才能充满喜悦，才能幸福常在，灵魂才能不断地升华。

善良跟“傻”不一样。所谓“傻”。是说你对很多事情缺乏判断力，这和善良无关；善良与失败是两回事，善良是知道为别人着想，不去跟别人恶斗。以“播种”的心态经营善良，种子播得越早越坚韧。这样，朋友会比别人多，机会会更多。

善良是友谊桥梁。善良，能够平等沟通，打开误会的心窗，拉近心与心的距离，消除种种隔阂，扫出疑惑的尘埃，拆除不相往来的障碍。增进友谊促进和谐。真正善良的人，不是眼泪，不是感叹，而是及时伸出一双充满爱的手，去温暖别人。

善良与智慧同行。善，会让人更亲近，更美丽；智，会让人更明白，更淡定。善良，是隐藏于内心的，不易被直观感受到：智慧，则是施善行为的反映能力。理智的、明辨是非曲直的善良，才是有智慧的善良：无知的善良，是毫无戒备的、不分利害的、无条件的，是农夫与蛇、东郭先生与狼故事的延续。用智慧武装善良，为善良增添信心和力量，巧妙地济人助人，机智地制止坏人坏事，用实实在在的善事证明善良的心迹，是时代的要求，是善良人性的显现。有时候，善良比智慧更重要；智慧。一旦被恶棍拥有。那将是好人做噩梦的开始。

善良与美德相伴。善良是永恒的春天，善良是黑夜的灯火。善良是精神世界的阳光，做人最宝贵的美德是善良。美德与善良是人生的灵魂和支柱，美德是在善良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绿色生命，失去善良，到哪里去找美德；没有美德，善良又从何谈起？没有善良的美德，叫做虚情假意，叫做装腔作势；没有美德的善良，在“善”的掩饰下干出来的勾当。比凶残更可怕。善良与美德，缺谁都难生存，缺少一方，就像生命熄灭了的野火，只剩下一堆冰凉的灰烬，不会发光，也不会给人间带来温暖。幸福所需要的美德是节制，厄运所需要的美德是坚韧，后者比前者更为难能可贵。有善良的美德。人生就多一些光明少一些黑暗。生活就多一些温暖少一些冷漠，人心就多一些期望少一些绝望，人性就多一些高尚少一些卑劣。我们呼唤善良，也崇尚美德，善良与美德是母女关系，可以结出无私奉献的硕果，可以留住信任，留住微笑，留住感动，留住内心的春天。

善良的人，知道谦虚、礼貌、忠厚、不骄、节俭、尊老、爱幼；懂得关心人，理解人，尊重人，帮助人；敢于坚持原则，顾全大局，主持公道；善于观察事物的变化，发现别人的优点，看到别人的闪光点，才能勾画出美好的人生蓝图。

善良的人，投桃报李，知恩图报。在把恩惠无私奉献给他人时。虽不求回报，但可以同时得到两份快乐：一份是真心诚意地关爱人、帮助人时所产生的美德之乐；一份是敬人者、人敬之，爱人者、人爱之，在受到他人的尊敬和爱戴时所产生的成就之乐。

善良的人，将谦卑融于忍耐之中，虚怀谦入慈悲之间。有充满自信、容下无端伤害和浅陋狂妄的心态，有扶危济困和同情弱者的精神，有牺牲小善保全大善，容小恶以制止大恶的胸怀。

成全善良 篇三

知与行是儒家道德实践的一对重要范畴。在儒家哲学中，知行问题所讨论的是道德知识与道德实践的关系问题。一般说来，知是一个标志主观性的范畴，行则是主观见之于客观、标志人的外在的行为的范畴。陈来的看法是“……在阳明哲学，知的意义仅指意识或主观形态的知，是一个纯粹主观性的范畴； ……行的范畴则有两种涵义……一方面可以指人的一切行为，另一方面……还可以包括人的心理行为。”（2）这基本上符合王阳明的原意。

人们常常提及王阳明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认为这句话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人的意识思想及观念要领先行为实践，而行为实践是思想意识及观念的实现、完成。由此推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实质上是主张“知先行后”的。其实，考察王阳明整体的“知行合一”说就发现他并未强调这从“始”到“成”要有时间上的先后顺序性，也就是说王阳明并没有要“先知”再“后行”的意思。贺先生认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只有时间观念一点没有说清楚。（3）这个看法是有见地的。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是说一个主体的道德活动从意念、动机的方萌未萌之际到付诸实践的过程乃至完成，是一个整体统一的过程。简而言之，道德意念的动机世界与道德实践的现实世界，应是一个和谐完整统一的世界。道德意念（特别是出于心性体认的道德意念）一旦萌动，即是行，也就是已经开始行动，而采取多种形式、措施将道德意念转化为具体行为，则是主体道德活动的业已完成。这就是阳明所说“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4）知行本为一体，之所以分开说是一种不得已而采用的思维方法，目的是为了加深主体的体认体知，提高主体的道德修养。

笔者以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关键是强调个体道德实践主体的“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它并不一定导出王船山所批评的“销行归知”“以知为行”的结论来。在这里，我们需要明确一个前提，王阳明的这句“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即便是行了”，并非是传统认识论问题（认识与实践的关系问题是认识论所讨论的问题之一）而是讨论道德修养的问题。因为王阳明马上就为这句话作了后面的解释：“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5）我们虽不能说“一念发动处即是行”是“知行合一”学说的全部理论，但它却是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的一个重要、核心的命题。

按照陈来的理解也颇有意思：“所谓一念发动有不善即是行，从‘知是行之始’方面来看，是阳明知行合一学说的一个合乎逻辑的推论，既然意念、动机被看作整个行为过程的初始阶段，在这个意义上意念之动机即是行，……然而，如果这个‘一念发动’不是恶念，而是善念，能否说‘一念发动是善，即是行善’了呢？如果人只停留在意念的善，而并不付诸社会行为，这不正是阳明所要批判的‘知而不行’吗？可见，一念发动即是行，这个说法只体现了知行合一的一个方面，它只适用于‘去恶’，并不适用于‘为善’，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显然是不能归结为‘一念发动处即是行’的。”（6）

根据这种推论，我们是否可以认为，王阳明只是要求人们对“不善”的念头在尚未见诸行动之前就将它“克服”，因为这“不善”实际上是一潜在的行棗“为恶”，而“善”的念头必须“行”出来、付诸实施，才算“行善”，否则，就是“知而不行”。

张世英先生则作了这样的理解：“王阳明专从道德意义上讲知行，几乎不讲认识论意义的知行，所以在他那里，知与行相合一的程度达到了前人所未曾达到的最高峰。王阳明所谓‘一念发动处即是行’更明显地是指道德意义上的行……此‘一念’既是道德意义之‘念’，则念善便是道德，念恶便是不道德，故一念之初便已是行。王阳明从道德意义上明确提出‘知行合一’说，把道德意义的知行作为‘知行合一’说的‘立言宗旨’，正是抓住了以往儒家一贯偏重道德意义的知行问题的探讨和强调知行不可分离的思想的核心，可算是对中国哲学史上知行理论的一个总结和发展。”（7）

贺麟先生是这样理解的：“照此说，不论善念恶念，只要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当然与我们所谓自然合一论完全契合。不过我们更分辨清楚，一念发动处应属于显知隐行，并指出一念发动之所以是行，因有生理动作伴随此一念之故。”（8）

冯友兰先生是这样讲的：“王阳明说，人人有良知，能当下即分别善恶。知善知恶是知，为善去恶属行。……感觉到善则知其为善，恶知其为恶。不过知其为善则行，知其为恶则去，却是极不容易做得到底。……在道德方面，亦是行易知难。”（9）

按照什么方法来认识王阳明的“善”与“恶”、“知”与“行”呢？这大概就得面对中国思想的路子了。梁启超说：“西方哲学之出发点，完全由于爱智。……所以他们这派学问称为‘爱智学’，诚属恰当。中国学问不然，与其说是知识的学问，毋宁说是行为的学问。”（中国精神 （1） 百年回声《儒家哲学》海天出版社 1998年）有些人习惯于按照西方哲学的知识论来比照中国思想的道德修养论，结果就是套用，发觉并批评中国哲学“一无是处”。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是就道德修养、道德实践而言的，他所关心的是一个人如何时时处处能成为“圣人”的问题。阳明有过格行失败的切身体验，所以痛下针砭说：“后世不知作圣之本是纯乎天理，却专从知识才能上求圣人，以为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我须是将圣人许多知识才能逐一理会始得。故不务去天理上着功夫，徒弊精竭力从册上钻研，名物上考察，形迹上比拟。知识愈广，人俗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10）这是他对朱子“格物穷理”学的批判，表明二人在成圣方法上的分歧，其实也表明他的知行合一不是一个知识论的问题，而是道德实践的问题。

王阳明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11）在善与恶的终极关怀上，王阳明强调“至善”，他说：“至善者，心之本体。本体上才过当些子，便是恶了。不是有一个善，却又有一个恶来相对也。故善恶只是一物。”（12）显然，王阳明并不是一个十足的“性善论者”，与其他儒家前辈相比，阳明对恶有更多的重视。他对善恶的认识是比较宽泛的。如他说：“予欲观花，则以花为善，以草为恶，如欲用草时，复以草为善矣。此等善恶皆由汝心好恶所生，故知是错。”“大学指个真知行与人看，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13）可见，他的善恶观不是指已成为客观事实的实践后果，而是包含着主观性很强的心理感受（意念、动机）在内。因为意念、动机不同于带有普遍的理想性质的、具有认同原则的道德目标典范，而是更多包含人人各别的私欲杂念，所以有必要提倡自我内省、自我督察，自觉自律，如若不然，就会把体现主体实践能动性的意念或动机排斥在行为之外，硬将知行活生生分为两截，产生重视效果伦理而忽视动机伦理，不愿在动机世界做内省的修德功夫这样的不良后果。用阳明的话说就是“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14）因为“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后知食，欲食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15）“必有欲行之心，然后知路，欲行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16）意念、动机作为（隐形）实践的开端，对（显形）实践的发展方向有指点、牵引、规定的力量作用，而主体必须承担责任的已具实践效果的善与恶、是与非，亦往往取决于当下的一念之差。“此处不论善念恶念，更无虚假，一是百是，一错百错”。（17）把知当作行，不是说知就等于行，而是强调在邪念、妄念方萌未萌之际，就要依据良知本体，痛下诚意正心的自省功夫，彻底克倒邪念、妄念棗不善之念，不留一丝一毫，从而保证道德活动从动机初始到实践完成全部过程的正确（合乎良知、合乎道德）。因此，他强调去“恶”，克服“不善”之念，表明他的恶不光是指恶的行为、结果，还指恶的意念、恶的心思，这也表明他不回避现实生活中的经验的是是非非，并对此有深刻的体验，问题的关键是他主张站在超越的立场上，从终极的角度，在“至善”这个心之本体的观照下，消解由经验自我产生的是非对立。故而说道：“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恶之分？”（同17）

这就让我们想到康德的道德实践理论，康德的道德学说是典型的动机论，在《实践理性批判》一书中认为，道德实践中的手段是人的“行为”本身，相对于目的来说，行为就是实现目的的手段。道德实践的手段与目的的关系不仅体现为手段服从目的，按照目的来选取手段，而且“手段的有无价值当然只决定于目的”（18）。在康德看来，如果一个作为手段的行为本身看起来不道德，但出自一个具有道德价值的动机或目的，这个行为就是道德的，是善行，相反，如果一个手段本身看起来符合道德，但出自一个不道德的动机那么这种手段就是不道德的，是恶行。他的动机就是所谓的“善良意志”、“自律”、“绝对命令”等。

照康德看，善的禀赋与恶的倾向共居于人的本性之中，二者的根本对立就在于意念，即对待道德法则的态度。因此，一个人是恶的，并不是因为他所做出的行动是恶的（违背法则的），而是因为这些行动的性质使人推论出此人心中的恶的准则。即使一个人的行为是善的（符合法则的），他也依然有可能是一个恶的人，“因为如果为了规定任性去做出合乎法则的行动，除了法则自身之外还必须有别的动机（例如功名欲、一般的自爱、甚至还有慷慨的本能，这最后一种也就是同情），那么，这些行动之与法则相一致，就完全是偶然的了；因为这些动机同样可能造成越轨”（同18）。所以，只有道德意念才是判断人善恶的根据。

汤一介先生曾对康德的知、情、意与真、美、善作过精辟论述：“康德把人的心灵分为知、情、意三个部分。有关‘知’的部分的认识能力是理智，这是纯粹理性；　有关‘意’的部分的认识能力是理性，这是超于经验之上的实践理性；　有关‘情’的部分的认识能力则正是康德所说的‘判断力’。由于‘情’介于‘知’和‘意’之间，它像‘知’一样地对外物的刺激有所感受，它又像‘意’一样地对外物发生一定的作用，所以判断力介于理智与理性之间。”（19)康德的判断力在认识论与伦理学之间架起一座桥，同时就告诉我们有关“善”的动机就是行，因为意念、意志本身也是行。

当然，王阳明并不具有康德的“道德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手段”“道德即道德自身的报酬”（20)以及善的禀赋、恶的倾向等伦理识度，就跟冯友兰先生所评价的那样：“王阳明的‘良知说’，就是主张专凭直觉，人即可以知道善知道恶。”（21)冯先生还说：“照王阳明的说法，良知对于善恶的辨别，是一种直觉的认识，并不是一种道德的判断，就是说，是一种直接的反应，并不是经过思考而得到的命题。简单地说，它是一种直觉，不是知识。”（22）确实，和上面提到的与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中的“纯粹知识”相比较，王阳明对“善”与“恶”几乎谈不上有什么“知识”性的分析论说，他也没有特别强调应注重实践个人单方面的纯道德义务，并且对经验中的偶然情景也有所关注，但就他提出须将“不善”之念克倒，说明他注重动机的好坏对行为的对错有直接影响，要求人们保持“心地善良”、“心地纯洁”。他提出“至善”这一境界，表明他还是提倡人应超出世俗一般相互报酬的交易式的道德，象自然界的花草树木一样，凭着一种生命直觉来尽纯道德义务，“无善无恶是谓至善”；“至善者心之本体”。因而他的最终主张就是“为善去恶”，知行合一棗致良知棗至善。

汤用彤先生评论道：“阳明学问最易令人误会，即以为其教旨顿悟，全不用一点工夫。不知先生所言，虽主张良知准的说，然于自省自察均三致意焉。非独此也，先生且谓须扫除廓清，一毫不存，何等直捷痛快，何等斩绝，无稍假借，毫非可浮光掠影，云过天空也。”（23）此言极是！

王阳明把至善作为绝对的善、最高的善、超越的善、终极的善，就是说至善是不与二元论的恶相对的超善恶的生命境界，“至善者性也，性元无一毫之恶，故曰至善”。（24）人性是来源于天道的“天命之性”，所以它就可以超越经验界的善恶是非对立。而善恶是一物两面，不是对立。

在实践理性的批判中，康德也是把至善作为伦理生活的最高境界。至善包含着幸福，但人为了得享幸福，必须首先使自己配享幸福，配享幸福的唯一条件就是道德。

但二人认识的方法路子是不同的。

有些外国学者批评中国思想是“一锅粥”、“大锅烩”，“知行合一”尤其如此，其证据即在此。

其实这反映出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走的路子不大相同。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说：“笛卡尔的哲学……它完成了或者说近乎完成了由柏拉图开端而主要因宗教上的理由经基督教哲学发展起来的精神、物质二元论，……笛卡尔体系提出来精神界和物质界分个平行而彼此独立的世界，研究其中之一能够不常涉及另一个。”（25）

王阳明讲“知行合一”是有思想资源的，在中国哲学中常常讲“合一”，（如“天人合一”、“情景合一”、“动静合一”、“体用合一”等等。）说“天人合一”并不是说“天”和“人”合到一处等同起来了，没有分别了，而是说“天”和“人”分不开，研究“天”不能不同时研究“人”，研究“人”不能不同时研究“天”，从这一点看，中国哲学确实与西方哲学传统不一样。汤一介先生说：“从中国文化的传统看，中国古人大多讲‘天人合一’；而西方文化的传统则多讲‘天人二分’。”（26）

中国传统哲学往往是把“天”和“人”统一起来研究，从孔子起就讲“天道性命”，孟子讲“天之所与”，以后的中国哲学思想就承袭了这种思维方法，走上了与西方哲学思维不同的道路。因此，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当然不是指两者完全等同，而是说两者不能分离，因为分离了，两者都搞不清楚，所以他说：“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功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功夫，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27）阳明认为，知与行就其本体意义，是合一的，但“合一”并不是“同一”，　因为如果讲成是“同一”的关系，也就没必要讲“知”与“行”两个范畴了。当下虽说是“粥”，但它们在“原来”“本然”的层面上“自家”还是“自家”，在人的具体生活情境中，纯粹的“自家”是无法受用的，如何贯彻实施“做人”，如何成就“圣人”，就必须从“根子”上剔除克倒“恶念”，象康德所言“动机棗善良意志”， 亦象萨特的绝对自由与全面负责，才可知行合一。

在王阳明之前的一些儒家也主张过知与行两者不可分离，　知与行是有明确区分的。知与行能“合一”的提法是王阳明的首创，而且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把知行合一的思想推进到了这样的地步：知与行不仅仅是不可分离的两件事，而且就是一件事物的两个方面：犹如手心之于手背，从这一方面看是手心，从另一方面看就是手背，就是上面提到的善与恶的问题，是一物两体。从“明确精察”的方面看是知，从“真切笃实”的方面看是行，从一事之“始”看是知，从一事之“成”看是行。王阳明的行与传统通常意义上说的“行”意思不一样，如《说文解字注》（汉·许慎 撰/清·段玉裁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年）注解“行”为“人之步趋也。步、行也。趋、走也。二者一徐一疾皆谓之行。统言之也。”；《说文解字义证》（清·桂馥 撰 齐鲁书社 1994年）还将“行”注解为“释名、两脚进曰行、行、抗也、抗足而前也。”；《康熙字典》（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年）注解“行”其中一个意思是：“[周礼地官师氏] 敏德以为行本[注]德行内外在心为德施之为行”，郑玄注：“德行，内外之称，在心为德，施之为行。”王阳明的行显然与此相近，亦类似于中国佛教五蕴中“行蕴”中的行，行即是思的造作，阳明谓行是知的发用。《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9年）解释“行”其中一个意思为佛教名词，意为“造作”和“迁流”。指一切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生起、变化的活动。而佛教中的“五蕴”中的“行”主要指意志、意念活动。（见附注）

王阳明主张“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功夫”，冯友兰先生认为这工夫，既是“致良知”。致良知的“致”字所表示者，包含有萌动、发生、开起、恢复、扩充、躬行、格物和实现的意思。那么“良知”又是什么意思呢？在阳明的思想中，良知大约有以下几层意思：

第一、良知具有普遍性，良知不但对于每个人是相同的，甚至于可以扩充到整个宇宙，达到天地万物。“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无人的良知，不可以为草木瓦石矣。岂惟草木瓦石为然，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矣。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风雨露霜，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土石，与人原只是一体。故五谷禽兽之类，皆可以养人，药石之类，皆可以疗疾；　只为同此一气，故能相通耳。”（28）可以说这是对“天人合一”学说的进一步引伸扩展。王阳明说“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何以言此？汤一介先生给予很好的诠释：“这正是因为中国古人认为‘天’与‘人’的关系是一种内在关系。……中国古人的‘天命’不是外在于‘人生’的，只有在‘人生’的观照下‘天命’才有意义，它的意义才显现出来。……故‘人生’的意义就在于体证‘天命’；‘人生’的价值就在于成就‘天命’，在‘人生’之外别无‘天命’，……如果强把‘人生’与‘天命’分为两截，那就无法了解中国文化的真精神。”（29）

第二、良知还是检验是非善恶的道德准则，是“明师”、“天”、“天理”。因为“良知是造化的精灵”，所以“道既是良知。良知原是完完全全，是的还他是，非的还他非，是非只依著他，更无有不是处，这良知还是你的明师。”（30)“天即良知也，良知即天也”，“天理即是良知，千思万虑，只是要致良知。良知愈思愈精明，若不精思，漫然随事应去，良知便知了”，（31）这些即是“知是行的主意”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是从“良知即心之本体”的角度来阐明良知何以成为检验是非善恶的根据的。此乃良知之体。

第三、人人皆具有天赋的“良知”作为内在的是非准则，即良知有能力辨别、辨清、监控、指导意念活动中的善与恶。良知的核心是良知具有知善去恶的先验的内在的能力，即是道德实践的本体依据，又是道德实践的终极归宿。“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的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尔只不要欺它，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恶便去。”，（32）这即是良知这一心之本体的发用流行，即“行是知的功夫”。此乃良知之用。

因此，良知又是体用合一，即体即用，阳明说：“体用一源，有是体即有是用。”因为“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33)知与行都是心之一体运动，所以：“即体而言用在体，即用而言体在用”（34）体用合一，体用不二，亦即知行合一，知行不二。

在王阳明那里，良知人人本有，但并非人人都能致良知：“知行二字即是功夫，但有浅深难易之殊耳。良知原是精精明明的。如欲孝亲，生知安行的，只是依此良知，实落尽孝而已；　学知利行只是时时省察，务要依此良知尽孝而已。”（35）可见，依良知所知而实落行之即是致良知。诚如冯友兰先生所说：“我们虽不完全赞同阳明的良知之说，但道德上底善恶，确是人不待推论而直接能感觉到底。感觉到善则知其为善，恶知其为恶。在这一点上，圣贤与恶人，并没有很大底区别。不过知其为善则行，知其为恶则去，却是极不容易做得到底。”（36）对于像冯先生这样的担忧，王阳明倒是自有一套解决办法：因为吾心天理的合一既是良知，所以天理本心与人自己和万事万物的关系如同“明镜”一样，“是故良知常觉常照，常觉常照，则如明镜之悬。”（37）人要常常“明明镜”才可致良知。因此我们可以说王阳明的致良知强调的还是道德实践。

对此汤用彤先生自有一番体会：“阳明之意亦谓格物之学道之要。故曰，防于未萌之先而克于未萌之际。此正致知格物之功，舍此以外无别功矣。然阳明惧学者之徒事皮毛也，惧学者之浮光掠影而伪作也，惧学者不识天理为何物，而劳力劳心于格致，不得成效也，故为之教曰；理无内外，性无内外，学无内外，知即是行，行即是知，即知即行，即行即知，心有主脑，节目事变，均可应乎而解。”（38）可说是比较精到的体会。

王阳明对知行的统一关系也有明确的说法：“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说知又说行者，只为世间有一种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个冥行妄作，所以必说个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种人，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全不肯著实躬行，只是个揣摩影响，所以必说一个行，方才知得真。”（39）

王的“主意”“功夫”是什么意思？笔者看到有些人将主意解释为目的、统帅，将功夫解释为途径和手段。《辞源》（1996年商务印书馆修订本）里将主意解释为二种意思：（1）创议；　（2）办法，主张。将功夫解释为三种意思：（1）工程和劳动人力。（2）素养，造诣。（3）闲空时间。《辞海》（1989年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将功夫解释为四种意思：（1）作事所费的精力和时间。（2）工力，素养。（3）谓工程役夫。（4）空闲的时间。没有主意的解释。笔者以为“主意”或指思想、信念、观念、看法或指目标、主张；　功夫则指为实现这一思想看法或目标、主张所采取的方法、措施，行动。陈来认为“王阳明强调知行间不可分离的关系行不能无主意，故行不离知；　知不能无手段，故知不离行。”（39）这种理解是准确的。从知行合一说出发，阳明特别批判了两种行为现象：一种是“懵懵懂懂任意去做，便不能思惟省察，只是个冥行妄作，所以必说一个知方才行得是”。另一种是“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全不肯著实躬行，只是个揣摩影响，所以必说一个行方才知得真。”阳明将人格类型分为三类：一是尽心尽性知天，生知安行的圣人；二是存心养性事天，学知利行的贤人；三是夭寿不贰，修身以俟，困知勉行的常人。对日常世俗生活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说，主要还是困知勉行与学知利行，为此必须把生命的每一瞬间都看成“成圣”的关键时刻，时时处处通过涵养心性来清楚明觉自己的本然心性，又依此本然心性的明觉自察来更好地履行人生道德义务。这也就是致良知意义上的知行功夫的合一。

以前冯先生讨论过“知易行难”、“知难行易”的问题。其实也是在讨论知行的关系问题。他认为“这两个命题，各有其应用底范围。如各守其范围，这两个命题，都是可以说底，而且都是真底。……在技术方面，我们应当知‘知难行易’，……在道德方面，我们应当知‘知易行难’”（40）

贺先生则用知行二者何者主动、何者被动来讨论知行关系。“阳明认为知是主动的，是发出行为或支配行为的主意。……行为是实现所知的手续或行为是补足我们求真知的功夫之意。且亦确认知主行从的关系。只可惜阳明所谓知行，几纯属于德行和涵养心性方面的知行。”（41）

汤一介先生指出：“从总体上看，‘知行合一’思想实贯穿于中国传统哲学之始终。古代贤哲们把‘知’和‘行’能否统一看作是关系到做人的根本态度问题，知行统一是他们所追求的理想之一。……中国传统哲学注意了伦理道德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意义，特别强调‘知’和‘行’必须统一，这有其可取的一面。”（42）

张世英先生认为“‘知行合一’与儒家的‘天人合一’有密切的关系，可以说，知行合一就是为了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知行合一是方法、手段，天人合一是理想、是目标。”（43）

汤用彤先生认为知行合一的精微之处就在于“阳明之学救世人支离，眩骛华而绝根之病，反求诸心而得其性之所觉，曰良知。因示人以用力工夫之要，曰致良知，惧世人之知良知而不致，而谓即知即行，即心即物，即动即静，即体即用。”（44)

怀特海在《分析的时代》一书中说：“这个世界对于我不仅是作为一个事实或事件的世界，而且同时是作为一个价值世界、实物世界、实用世界而存在的。我可以不再费力地发现我面前的事物既有符合于它们实证的本然性质，又有美与丑、愉快与讨厌、快乐与忧愁等价值特点的。”（45）

我们是否可以说王阳明虽然只从道德意义上探讨了“知行合一”，但他似乎也为人类社会的价值理想贡献了有价值的思想。知行合一作为一种理想的存在方式，为主体道德自律、存养省察，价值自我的实现提供了方向。“丹诚所指，白虹贯日，人心所至，金石为开。”（46）

参考书：

1、汤用彤 《理学·佛学·玄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年（46）（44）（38）（23） 第5页 、第7页、第14页

2、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辽宁教育出版社 1989年（1）、（3）、（9）、 （46）、 130，149、148，151。

3、冯友兰《三松堂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21）、（23）、（36）、（40） 410、410、　477、411。

《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五册》人民出版社1988年（20）、216。

4、 汤一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42）、7、15。

《汤一介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19）34－35页。

（26）（29）{读钱穆先生《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之贡献》}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九五年第四期

5、张世英《天人之际》人民出版社 1995年（8）、（43）、185、 186。

6、陈来《有无之境》人民出版社 1991年（2）、（7）、（39）、95、107、 101。

7、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中译本　1960年 商务印书馆 （18）（20）

8、怀特海《分析的时代》中译本 1981年　商务印书馆　（45）

9、 罗素《西方哲学史》 中译本 1963年 商务印书馆 （25）

10、 《王阳明全集1·知行录·《传习录》·上中下》（红旗出版社·1996年版）（4）、（9）、（10）、（12）、（13）、（14）、（15）、（16）、（17）、（21）、（22）、（23）、（24）、（27）、（28）、（29）、（30）、（31）、（32）、（33）、（34）、（35）、（37）、（39）所引均出自此书。

五蕴既是构成我们的存在以至于周围环境的五种要素的集合，这既是色（物质一般，或作身体，指物质性的东西。）；受（感受作用，感觉或单纯的感情。）；想（想象，心中浮现的形象，或表象作用。）；行（意志，意念，冲动的欲求，亦可指受、想以外的心的一般作用。）；识（认识作用，识别作用，又可指意识。）。大抵可以这样说，五蕴即是物质性、感觉、表象、意念与认识作用这五者的和合。色是身体，受等则是心作用，故合起来即是身、心。这五者表示物质面（色）与精神面（其他四者）合起来，构成我们的生命存在。在这五者的积集之外，我们找不到独立的自我。（吴汝钧《佛教大辞典》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　1995版）

成全善良 篇四

2005年3月11日上午11时许，在成都市天彩家具厂打工的女孩罗玮回家探亲，在广元市车站等班车时随意在一报刊亭买了份当天的《天府早报》翻看着，突然，她被上面刊登的一条消息打动了。这条消息说，成都市蒲江县松华乡年仅34岁的妇女廖红霞因肝硬化晚期生命垂危，急需做肝移植手术。可她的家人中，丈夫张元林和她的血型不同，只有62岁的公公张国文和她的血型相同。尽管廖红霞不愿意让年老的公公为她捐肝脏，可老人却执意要为儿媳妇捐肝。报纸上登出了老人的照片：满脸的皱纹，凄苦却决然的眼神……骤然间，像有一道强烈的闪电划过，罗玮感到她的心灵被深深地震撼了。

现年19岁的罗玮是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鸳溪镇人，她上面还有一个大她5岁的哥哥罗坤，父亲胡仲双以前是乡村教师，母亲罗景联是个勤劳、善良的农村妇女。罗玮从小就经常和爷爷在一起，是爷爷带着她长大的，因此罗玮和爷爷的感情很深。

在罗玮7岁那年冬天，爷爷肺结核病发作，家里没有钱及时医治，拖延了半年多，后来虽然去医院住了一段时间，但因为付不起医疗费家人又把爷爷抬回了家。爷爷就是在回家的途中咽下最后一口气的。临终前，爷爷一遍一遍抚摩着罗玮的小脸蛋，那黯淡的眼神仿佛在说：“孙女啊，爷爷不想死啊……”那一幕，在罗玮幼小的心灵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现在，罗玮看到报上张国文老人的照片，怎么看都觉得老人的样子非常像自己的爷爷。想到捐肝的危险竟然要由这个已经是花甲之年的老人来承担，罗玮的心里就感到有说不出的难过和压抑。自己的爷爷非常疼爱自己，这个陌生的老爷爷也疼惜他的儿媳……这种感人肺腑的亲情，瞬间就跨越了陌生和时空的界限，在罗玮的心里翻江倒海般沸腾起来。

罗玮回到家里，心里一刻不停地想着那个老人。“我去代替这个老人为他的儿媳妇捐肝吧！”这个强烈的念头突然浮现在罗玮的心里。而且，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就不可遏制地在心里盘桓不去。

有了捐肝念头的罗玮在家里待了一夜，就再也待不下去了。她原本请了两天假，却于12日一早就对父母撒谎说自己厂里有事，赶车返回成都了。下车后，她直接赶公交车找到了廖红霞住院的四川大学华西附属医院肝脏移植中心病房。

脸色蜡黄的廖红霞热情地接待了这个前来看望自己的漂亮小妹妹。罗玮了解到廖红霞已是肝硬化晚期，经常出现上呼吸道大出血现象，如果不尽快做肝移植，最多只有一个多月的生命，而且她的公公为她捐肝的事情又因为婆婆不愿意而中止了。听到这里，罗玮立刻说：“廖姐，别担心，我是来给你捐肝的。”

听说这个小妹妹愿意给自己捐献肝脏，廖红霞和她丈夫张元林都很吃惊，他们怎么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小妹妹，你说的不会是真的吧？”廖红霞问。罗玮轻声却坚定地重复说：“是真的，廖姐，我就是来给你捐肝的。”廖红霞迟疑了好半天，当她终于相信这确实是真的时，不禁又忧心忡忡地对罗玮说：“可是，小妹妹，我家里这些年为了给我治病，花光了所有的积蓄，还欠下了不少债务……没有钱给你。”

罗玮一下子站了起来，激动地说：“廖姐，我来捐肝给你，并不是为了钱。如果是为了钱，我就不来了。因为我好手好脚的，依靠自己打工完全可以养活我自己。我来，是被你们家的亲情感动了，我不想让那么大年纪的老爷爷受罪……我觉得，帮助你们，就像在帮我自己的爷爷……”

“好妹妹，你真是天仙下凡啊……大姐这是哪辈子修来的福分哟？”廖红霞一把抱住罗玮，感激的泪水潸然而下。

谈了一会儿，罗玮提出到廖红霞的家里去看看张国文老人，她想当面告诉那个像她爷爷的老人，她可以为他的儿媳妇捐肝了，让老人放心。

张国文老人听说这个陌生的小姑娘竟然愿意为他的儿媳妇捐献肝脏，而且是无偿的，一下子激动得胡须都在抖动了：“闺女啊，你这不但救了我儿媳的命，更是救了我们全家的命啊……”

冷静下来，廖红霞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她问罗玮：“小妹妹，这么大的事情，你家人知道吗？”罗玮脸一红，低声说：“这是我自己愿意的，他们还不知道，我是瞒着他们的，我怕他们知道了担心……”廖红霞一下子急了，说：“那怎么行啊？这么大的事情，你一定要和你的父母商量好啊！”

12日晚上11点多，犹豫再三，罗玮还是给家里打了个电话过去。果然，家人立刻被罗玮这个突如其来的“捐肝”决定惊呆了。他们立刻反对，母亲在电话里大声喊叫着，让女儿千万不要干傻事。罗玮沮丧极了。

13日早上7时刚过，一夜没睡着的罗玮母亲罗景联就打电话给丈夫在成都工作的学生小严，一再叮嘱她，让她“一定要守住罗玮，不能让她出去”！

小严接到师母的电话，立刻赶到医院找到罗玮，把她劝到自己在通锦桥的家里“看管”了起来。

面对严姐苦口婆心的劝说，罗玮详细地把自己为什么要为廖红霞无偿捐肝的原因说了。当小严听到廖红霞一家的艰难处境时，特别是听到60多岁的老人为了儿媳妇愿意捐献自己的肝脏，而廖红霞的丈夫愿意卖自己的肾脏去救他的妻子以及廖红霞的小女儿跪着哭求的情景时，她的心也软了。

下午6点多，罗玮终于说服了严姐，带着她匆匆往医院赶去。

听说一个19岁的小姑娘愿意为陌生人捐献自己的肝脏，华西医院的医生和领导都感动了。肝移植中心主任严律南教授当即表示，如果罗玮的血型能够与廖红霞吻合，他们一定派最得力的医生为她们做手术，还为她们免去一切费用。随即，护士领着罗玮去监护室抽血检验。

10分钟后，检验结果出来了，罗玮的血型与廖红霞的完全匹配，都是O型血！

晚饭后，在医院的建议下，罗玮和廖红霞的丈夫张元林，找来成都市刘范杨张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范安彬，请他为这次的捐赠行动起草一份协议。

范律师看着年轻、漂亮的罗玮，激动地说：“你让我感动啊！这可能是我从业以来拟定的最特殊也最有意义的协议了！但是，”范律师话题一转，非常严肃地对罗玮说，“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很慎重地告诉你，这个手术具有很大的风险性。而且，术后还有一段康复期，这期间不能工作，你有没有想过要报酬？”

罗玮平静地摇摇头，说她昨天到医院来说这事时，医生就已经告诉她，捐肝者具有一定的风险。她告诉范律师，她去廖家看过了，知道廖家很穷，她不会要他们任何报酬的。

范律师更加感动了，他借扶眼镜的工夫，悄悄拭去了眼角的泪花。由双方共同磋商起草的协议规定，罗玮同意无偿移植肝脏给廖红霞，并自愿承担因手术造成的风险；捐、受双方的所有手术费用，均由华西医院承担。罗玮看了协议内容，点头同意了。他们约定，第二天罗玮就到华西医院肝移植中心开始捐献移植前的准备。

捐肝义举在亲情面前“退隐”

14日上午10点多，在医院的安排下，罗玮和廖红霞住进了肝移植中心的VIP病房。

下午4点左右，范安彬律师带着头天晚上拟出的协议书打印件，来到了罗玮和廖红霞的病房。范律师拿出协议书，再次对罗玮说明了手术具有的风险性。

罗玮拿过这份协议，很认真地看了一遍，然后接过笔在上面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签完名，她伸出右手拇指，蘸上印泥重重摁在协议书上。

3月15日上午8点，医生来通知罗玮准备进行术前身体检查的时候，发现罗玮昨天晚上出去后就一直没有回来。廖红霞在病房望眼欲穿地苦苦等着，8点半，罗玮没有回来，9点，罗玮还是没有回来，拨打罗玮的手机，语音提示已关机，10点、11点……一直到中午12点，也没有等到罗玮的身影出现在病房门口。

直到晚上10点多，焦急万分的张元林才从罗玮的一个朋友那里打听到罗玮的父母昨天已赶到成都，有可能把女儿带回广元了。

原来，罗玮的父母在得到小严的报告，说罗玮一定要捐肝后，非常着急，他们急忙连夜搭车，于14日下午赶到了成都。

下午5点，独自一人在病房休息的罗玮，突然接到朋友打来的电话，说她的父母已经来到成都，现在就在严姐的住处，要她马上过去。罗玮平静的心一下子慌张起来了。罗玮非常清楚父母现在来成都肯定是要劝阻自己的。她知道这个时候去向父母解释很难有效果。她想来想去，觉得只有把自己心中的想法写出来，先让父母看了，然后才好与他们面对面地沟通。

罗玮从下午5点一直写到晚上8点多，直到15日凌晨1点左右了，罗玮才在一位朋友的陪伴下，来到严姐在通锦桥附近的住处，她的父母正在这里焦急地等着她。

开门的，正是罗玮的爸爸胡仲双。父女俩见面的那一刻，父亲嘶哑着喊了声“女儿啊……”就一把抱着罗玮哭起来。罗玮把脸埋在爸爸胸前，也哭了。母亲一见女儿，赶紧扑上来，一家三口抱在一起哭成了一团。

“儿啊，你怎么这么傻啊？你把自己的肝脏割给别人，你以后可怎么办啊？你还要工作、结婚、生孩子……一个人身体不好是很难过的啊……会影响你一生的幸福啊！”

罗玮好一阵才停住了抽泣，她轻轻对父母说：“廖姐还那么年轻，要是我不捐，她就会死啊……”

第二天天一亮，罗玮在父母的苦苦哀求下，跟着他们一起踏上了回老家去的火车。

经过父母、亲友的一番苦苦相劝，罗玮终于答应不去捐肝了，但表示想去照料廖红霞，陪她走完最后的路。父母再三叮嘱女儿，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意气用事去干傻事，罗玮答应了。

3月24日，罗玮重新回到了成都，她一到就立即赶去医院看望廖红霞。

3月26日，鼓起勇气的罗玮背着廖红霞与廖的丈夫张元林再次商量后，仍然决定要为廖红霞捐献自己的肝脏。

逾越孝心的善良感动天下

3月30日是做手术的日子。

早晨7点15分，罗玮被送进手术室。手术即将开始时，医生再次问罗玮：“如果你现在后悔了，手术将无条件立即停止。”罗玮坚定地说：“没什么，开始吧！我希望早点用我的肝脏去挽救廖姐的生命！”

7点55分，医生为罗玮插上了胃管。透明的塑料管从罗玮的鼻孔里去，一直插到胃里面。正在这时，罗玮的一群朋友严姐、刘姐，还有她交往了半年多的男朋友王兵（化名）等人都匆匆赶来看她了。刘姐看到罗玮难受的样子，立即关切地问她：“你感觉怎么样？不行，我们就放弃吧……”罗玮立刻说：“没事，只是胃管去有些难受，放心吧，我没事的！”

下午两点多，罗玮的母亲罗景联也匆匆赶到了医院，一见到那么多人等候在那里，她立刻号啕大哭起来，哭得昏倒在小严的怀里……不一会儿，罗玮的哥哥罗坤也急急忙忙赶到了……

经过近9个小时的紧张手术，下午5点40分左右，罗玮被推出了手术室。

31日凌晨两点左右，廖红霞的手术也顺利结束，被推出了手术室。

31日下午上班后，医生再次对罗玮和廖红霞进行了仔细的检查，发现廖红霞的肝功能已逐渐恢复正常，体内各重要器官功能稳定、正常，已经平稳度过手术危险期；罗玮的一切情况也十分正常、稳定。

5点多，获准探视的时间终于到了。监护室里，罗玮见到妈妈和哥哥，疲倦的脸上露出了甜蜜的笑容。母亲眼泪婆娑地拉着女儿的手，无限疼爱地说：“好女儿，妈妈原谅你了……你安心养病吧，妈妈一定会好好地照顾你……”

罗玮为陌生人捐献肝脏的事迹，经过《天府早报》、《华西都市报》等众多媒体以及互联网的大力宣传后，全国都沸腾了。

成全善良 篇五

诚然，我们不能否定善良是一个人最重要的品质之一，我们这个世界需要善良阳光的普照，人与人之间也会因为彼此的善意而更加温暖。一个赞赏的眼神，一双困境中温暖的手，一次平常的指路……哪怕是这些微不足道的事，我们都会铭记一辈子，因为他们在我们身处的冷漠城市中，为我们点亮了一盏心灯。

但是一味地不分原则底线的善良，一定就是对的吗？

专栏作家李甜甜的新作《你的善良必须有点锋芒》，为读者揭开了“善良”的面纱，让我们认识到“真正的善良”，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这本书立体、全方位地从工作、生活、爱情、家庭等方面解读善良给我们带来的各种影响。

爱默生曾经说过一句话――“你的善良必须有点锋芒，否则等于零”――这句话正好一语中的本书的主旨。

回望生活中，我们身边不乏所谓的“老好人”，他们没脾气、没有自我，对别人的求助从来没说过一个“不”字，在生活中尽量调和各方矛盾，总是持有中庸的态度，然而残酷的现实是――“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往往都是出力不讨好，时间一长，这种“善良”往往变成一种理所应当――惯纵了他人，为难了自己。就像书中所写的没有原则的季小堂和被上司威胁的女孩。

有时候，把没有原则当成宽容和胸怀是一件很愚蠢的事，有时候默不反抗只能遭受更大的欺压，所以说，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善良，需要用批判性的思维来思考我们的善良是不是在为我们的生活加分。如果它反而成为一种负担，那么请勇敢地拒绝，我们需要一点锋芒来庇护我们的善良，至少我们会活得舒服一些。

书中还写了一类人，他们是我们最亲近的人，是我们的老公、孩子、父母、兄弟姐妹。无疑，在这些人之间，彼此的爱是最大的善良，我们总是希望自己的亲人都过得好，不仅自己努力工作为这个家增添更多财富，还希望亲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美其名为“为你好”，可是正是这种“为你好”的善良蒙蔽我们的双眼，看不到自己正在“道德”绑架自己的亲人，于是就有了书中地铁里不让满头大汗的孩子脱衣服的妈妈，颐指气使自己老公、父母、婆婆的女人，强迫姐姐按照自己意愿生活的妹妹……

善良有时候要讲求智慧，尤其是在家庭中，没有智慧的善良是家庭关系的一剂毒药，让自己辛苦，却又让家人心累，这是为哪般呢？

当然，让我感触最深的是书中所写的一个女人放弃了自己的学业来供丈夫攻读研究生，丈夫毕业后拿到高薪自己反而放弃工作成了一个家庭主妇，最后被抛弃。作为一个女人，牺牲精神是可贵的，但是为一个男人牺牲自己的全部是可悲的。相比于善良，女性更需要的是独立精神，什么时候都要保持生长的姿态，为爱好，为事业喷薄自己的激情而不仅仅是一再退让牺牲，一再失去自我，一再被人鄙夷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