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通用4篇】

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精思子自知，如下是勤劳的小编给大伙儿整理的《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通用4篇】，仅供借鉴，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甲申再祭读后感 篇一

甲申再祭读后感

甲申再祭读后感

刘亚洲将军武艺如何，是使青龙偃月刀，还是一杆红缨枪，能徒手打杀老虎，还是能一枪打杀兔子，这些我都不晓得。不过，我看了他大作《甲申再祭》，知道他是个才华横溢、妙笔生花的大作家。具有浓厚的爱国情操和忧患意识，思维极其活跃，甚至天马行空，叙述亦充满激情，闪光的警句到处都是，比如“要想生存，就是要把自己的真面目包起来。”通俗易懂的比喻也随处可见。“崇祯把房间打扫干净，李自成把床铺好，张献忠替人家宽衣解带，最后多尔衮兴冲冲地云雨巫山。”像这种天才式的比喻不是寻常的写手能写出来的，我不禁拍案叫绝。

《甲申再祭》情绪饱满、一气呵成，它的结构也不错，所举事例表面上似乎散乱的珍珠，其实都服从他所想表达的主题与抒情。文字夹叙夹议，在叙述历史的同时，也充分表达了见解。而且叙述心态非常潇洒、相对自由，没有言不由衷，王顾左右的毛病。他的心灵的确没有文字狱的阴影，他的肉身也显然脱离了锦衣卫的掌控。

最让我钦佩的是，狂放的叙述中，他不经意说出真相，就是明末清初四大天王之间的争斗，不过是一场春秋无义战。另外，将军不仅认识到中国政治体制中的弊端，而且对中国的国民性有着入木三分的整体了解。他知道李自成的军队为何兵败如山倒，国民党的士兵为何争先恐后出卖长官。还有扬州百姓为何在暴力面前顽强地坚持不抵抗，以及扬州女子为何涂脂抹粉献身鞑子，年老色衰，仍偷生于白山黑水……如果说有啥不明白，他好像不明白八旗清兵为何愿意为几个菜肉包子而不珍惜生命。

作为体制中的刘将军，如果他是个安于现状的官僚，他满可以养尊处优，过着荣华富贵的日子。学习学习邓小平

理论，戴戴三只手表，掌握掌握停电时保鲜冰箱中食物的技术，一晃四分之一的世纪过去了，到了退休年龄，解甲归田，托托鸟笼，泡泡茶馆，待上帝召唤，就安安稳稳躺进八宝山。他即使游手好闲，哪怕骄奢淫逸，凭他的出身及背景，不消几年就可以从中将升为大将，弄得不巧还是个元帅。而他这样的锋芒毕露，忧国忧民，驰骋于危险的楚河汉界，好像有点犯不着。当我以羡慕惋惜的口吻，以上述观点议论刘将军当出头椽子的成本时，一个研究哲学的朋友说，中将以及国家主席的女婿的名份，在常人眼里都是命运恩赐的，人们只会羡慕，而不会心底敬重。就像金日成的儿子，哪怕是个斗鸡眼，总有一天也会成为元首一样。功名利禄均是过眼烟云，只有满腹的珠玑和天才的大脑才是自己的。历史不会记载皇亲国戚和庸庸碌碌的中将，它只会记住凭自己的本事而有所成就的人。《甲申再祭》到处都是将军的个性印记，它是刘亚洲自我价值的体现，它充

分表达了一个不甘寂寞的、具有英雄情结的将级军官的强国梦。

刘将军欣赏清兵不满足关外的幸福生活，而去侵犯邻居，证明他内心喜欢做强国梦，至少喜欢打仗。这个强国梦，或许是包括刘将军在内的大多数军官的职业病，好像非要打仗，才能证明他们存在的合理性。这也难怪，的确很长时间没打仗了，打了老山一仗，广场一仗，他们至今下岗待业，手里痒痒的，嘴里干渴得冒烟，就像李自成初上阵的战马。我所说的下岗待业，不是指没有薪饷，而是说有了生殖器，除了小便，老是不给它们机会似的。

强国梦，其实缺乏可行性、操作性，而且有点胡言乱语。有什么根据说：“二十一世纪，中国如果能够得到一个完整的百年和平来进行现代化建设，中国肯定将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谁恩赐你百年和平，你有没有付保护费？难道人家一百年躺着不动，就是为了等着你赶上来。

要知道我国不仅武器落后，而且缺乏具有勇士气质的兵源。一个抵五个匈奴人的勇士，早已远去，汉将军李广的战士也成草原白骨。刘将军也晓得一个平时害怕衙役的奴隶是没法上阵打仗的。再说，谁上阵呢？保家卫国的口号有没有用，要不要麻烦石壕吏夜半再捉人？大家知道，近几年工农大众其实每天都在战斗，都在为下岗失业、还有住房的安危、孩子的教育费而操劳，空余时间，他们不是吃四角钱的袋装黄酒、打牌搓麻将，便是妒忌权贵富人的灯红酒绿，以及别墅和大量的存款。这些斤斤计较于蝇头小利的草根，只关心柴米油盐，早丧失了刘将军所具有的雄心壮志。能怪他们吗？他们毕竟是奴隶的子孙，满清一统，拖着长辫子的中国人的后裔，哪个不是奴隶的子孙！我看，这样的草根不符合刘将军的征兵条件。现在，他们的子弟，不是在寻找工作的路上，就是每月拿几百元钱，在某个南方外资工厂打工。生活艰难呵！

在我印象里，古代均是将军身先士卒拍马上阵，然后喽罗一哄而上。吴起甚至像庄稼人爱惜牲口那样，跟伤兵肉体亲密接触。现代的作战史好像都是工农子弟，端着步枪，直冲到敌人的壕沟前面。而那些将军老爷们则躲在防空洞里抽着雪茄红中华，打打电话，用红蓝铅笔在地图上划划涂涂，进行着遥控指挥。当然，他们晚上偶尔也要给睡着的战士盖盖被子。

世上所有的强国都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邓小平、江泽民了解中国的实际国力，才内敛谦卑，对强国和颜悦色、敬烟倒茶。再者，放弃强国梦，满足于不受侵犯，中国其实十分安全。何况，我们有原子弹，还有核潜艇，何况，正如王力雄所说的，我们没有让人眼红的资源，吸引人家来抢劫。十三亿人口是个包袱，谁夺这块地盘，都像湿手碰上了干面粉。养活对付这些人都难呵！事实上，现实生活中，我也没看见某个家徒四壁的穷人将自己的寒舍防守得犹

如碉堡。一旦筑了碉堡，不明真相者，会以为穷汉是个隐藏的亿万富翁，反而会遭到杀身之祸。

如果正视现实，其实我们非常脆弱，国内的阶级关系、利益分配没有理顺；金融千疮百孔，股民挣扎于破产的边缘；掌权的组织自拉自唱，如同孤家寡人，民主党派拿着干薪，都在袖手旁观；沿海建设得如此完美，长江大桥、东方明珠，也经不起人家的导弹，还有那长江三峡，做个轰炸攻击的姿态，我们就寝食难安了。

我国的防卫武器，除了原子弹、核潜艇，愚认为，还有庞大的人口。(京ICP备13016261号-1)谁想跟我们过不去，就滥发护照，大量输送人口往境外，看看有哪个敌对国家和它的帮凶吃得消。十三亿只蝗虫黑压压的，遮天蔽日，每只吃一滴水、一粒粮，穿一寸衣，一双鞋，就不知道耗费地球多少资源。历史证明，中国就是凭蝗虫般的人口立于不败之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说到这儿，我想说出内心的担忧，现在文人还可以说几句话，至多监控、吃几年官司，一旦为了实现强国梦，说不定军人动粗，将多嘴多舌的文人装进麻袋，从飞机上扔进太平洋。

耿直智慧的王怡担心军人干政和军国主义的复活，自有他的道理。我也有以上的担忧，可是想到最后，我却不担忧了，觉得朱学渊的观点也有几分道理。所谓的强国梦，在中国并没有生长的土壤。战争总要有人买单，也要有人愿意打仗，而今国贫民穷，识几个字的草民也明白自己的命运：和平时期贡献税金，战争时期奉献鲜血，倒霉的，还要像老山前线的战士那样丧失两条腿儿、一条性命。想到这点，草民肯定跟统治者同床异梦，心怀二心。而那些生活优裕、被办公室消蚀了意志的公务员，恐怕绳捆索绑，也不愿意上战场（其实他们应该上战场，旱涝保丰收，拿这么多钱，不上战场也说不过去）。知识分子也知道：强国梦很难实现，秦朝元朝是

个例子，苏联德国是个例子。估计他们思前想后，也不会投笔从戎，跟随将军去建功立业。

我认为，强国梦只是部份人的一厢情愿，这跟老百姓不搭界。强不强，反正一日三餐，晚上一张床。将军的豪言壮语，有可能只是恐吓远近的强国，就像我们赌友所说的：梭哈偷鸡。纸上谈兵式的强国梦，也许只是军队证明自己存在的营销策划。它没危害，只会让网络更热闹，电信部门赚钱更写意。当然，尽管对强国梦有异议，我仍喜欢听另类的声音，尤其是体制中另类的声音。因此喜欢刘亚洲，希望他的愿望能实现，只要我的家族，呵呵，不上战场。

甲申三百六十年祭 篇二

甲申三百六十年祭

按照中国农历的纪年，今年是甲申年。距今360年前的甲申年，两个王朝相继灭亡。先是作为封建王朝的大明王朝灭亡。接着，灭亡大明王朝的大顺农民王朝刚刚掀开历史的一页，仅月余，就昙花一现地凋谢了。这是非常典型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表现。60年前的甲申年，即1944年，中华民族进入抗战

后期，胜利的大势已趋明朗。是年3月，在重庆的郭沫若应中共中央南方局主办的《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之约，撰写了纪念大明王朝和大顺王朝灭亡300年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在该报和该刊同时发表。这篇宏文立即引起巨大反响。20天后，在延安的毛泽东同志，对正在研讨党的历史问题的高级干部做关于学习和时局的报告，赞赏郭文说：全党同志对于我党的几次骄傲引发的错误，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 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 骄傲的错误。”一个星期后，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甲申三百年祭》,随后作为整风文献由全党干部学习。当时，延安整风进入后期结束阶段，准备召开中共六届七中全会，进而为党的七大召开做思想理论准备。是年11月21日，在六届七中全会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期间，毛泽东复信郭沫若，再次称赞《甲申三百年祭》。他说：我们把它当做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缺点错误，希望随时 示知。

光阴荏苒，60年过去。《甲申三百年祭》已成著名史论。无论环球世界，还是神州热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就我们国家而言，中国共产党已执政半个多世纪，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下正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奋斗。处于21世纪中国的甲申 年，再祭360年前之甲申，有哪些资治的史鉴呢？

第一，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

我们国家作为文明古国，曾经在世界上独领风骚达1500年之久。到了明王朝才开始走向下坡。明王朝的灭亡有多种原因。导致它衰败，乃至导致中华民族落伍于世界先进民族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锁国。邓小平同志谈到这段历史时说：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郑和下西洋之后，由对外开放转为自我封闭。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渐衰弱。从明朝中叶算起，至鸦片战争，有300多年的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历史经验教训说明，不开放不行。江泽民同志讲到这段历史时也说：回顾中国的历史，在15世纪以前，出现过汉唐盛世，中国的经济技术在世界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十五世纪以后，中国的经济技术所以逐渐落后了，很重要的原因是丧失了一些重要的机遇，没有做好发展的文章。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发展是硬道理的重要思想，是对我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发展的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规律性总结。”因此，尽管对外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会带来一些消极的东西，但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它“不会影响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教育人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就为我们事业的健康发展从根本上提供了保证”。中国“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就呜呼哀哉了，哪里能有现在的中国”?

20多年来，两代中央领导人都反思了这段历史。今天再祭360年前之甲申，一定要坚持邓小平同志所开创的改革开放事业，一定要牢记“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教导，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

动摇，除非打世界大战和爆发捍卫国家领土完整的战争。这是应当汲取的一个 重要历史教训。

第二，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

我们国家获得了空前巨大的发展，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近日，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大量数据再次说明了这一点。过去25年，我国经济保持了年均增长9.3%的高水平，这在当今世界上是罕见的。200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1万亿元人民币，人均值突破1000美元。钢产量已超过2亿吨，成为世界第一产钢大国。外贸总额上升为世界第四。一个贫穷的中国，经过半个多世纪艰苦卓绝的奋斗，开始走向富强的中国。取得这样伟大的成就，我们没有理由不感到自 豪，没有理由不充分宣传。

但是还要看到国家发展的不平衡状况。温家宝同志的政府工作报告也直面了这方面存在的问题。我们既要多听频传的喜报，也要十分重视并认真去解决那些使人感到沉重的忧报。毛泽东经常讲“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典故，教育领导干部要更多地看到自己的不足，扎实工作。但是，现在有些干部却惟恐名不盛，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达标工程”,甚至不择手段大肆张扬。此风不可长！是成绩，谁想否定也否定不了。但没有那么大的成绩，硬要吹泡沫，最后还是会破灭的。我们的干部既然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宗旨，那就更应当看到工作的不足，解决老百姓的疾苦。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夯实基础，让老百姓得实惠，这是最重要的、有百利无一害的民心工程。胡锦涛同志说：“要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对群众生产生活面临的这样那样的困难，特别是下岗职工、农村贫困人口和城市贫困居民等困难群众遇到的实际问题，一定要带着深厚的感情帮助解决，切实把中央为他们脱贫解困的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真抓实干，求真务实，劲往这方面使，这才是老百姓所欢迎的。再放眼很不安宁的世界和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带来的严峻挑战，更多地想想我们身上肩负的艰巨繁重的历史任务，就应当像江泽民同志所多次强调的：全党同志一定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万众一心，奋发图强，把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在360年前的甲申，李自成进了北京城，以为天下从此定矣。他陶醉于筹备“登极大典”,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全不在意，仅仅派了几千兵丁去镇守山海关，听任几十万大军在京城享乐。这哪里有丝毫的忧患意识！我们国家的情况现在完全不是这样。但我以为，再祭甲申 360年，这一历史教训不能忘。

第三，要大力宣传并要切实坚持“两个务必”精神

李自成的农民军能打天下而不能坐天下，没有过执政关。我们党在革命战争年代有局部执政的经验，但能否在全国范围内过执政关，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抗战后期着重思考的一个问题。他对《甲申三百年祭》那么推崇，正因为与他的思考相吻合。党的历史上有因胜利而失败的教训，《甲申三百年祭》写的李自成也如此。这成了一面很好的历史镜子。为了牢记李自成失败的历史教训，在为迎接全国革命胜利而召开的七届二中全 会上，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党“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56.5.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党中央由西柏坡迁至北京城时毛泽东同志还念念不忘：今天是进京赶考，希望考个好成绩，不要学李自成，学李自成，就失败了。新中国成立后，他仍谆谆告诫全党，要坚持“两个务必”,从严治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也不断强调，要艰苦创业，努力恢 复延安的光荣传统。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江泽民多次强调坚持“两个务必”的革命精神。1991年9月，他专程

到西柏坡，号召全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始终坚持“两个务必”;并挥毫题词：牢记“两个务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001年11月，他再次到河北考察，指出：要结合新的实际在全体党员干部中广泛开展坚持“两个务必”的教育，使全党同志在日益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扎扎实实地 为国家和人民工作。

在党的十六大之后，胡锦涛同志带领新一届中央书记处的同志专程前往西柏坡，重温“两个务必”的教导。他向广大党员干部提出了四点希望：牢记我国的基本国情和我们党的庄严使命，树立为党和人民长期艰苦奋斗的思想；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不渝地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牢记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以艰苦奋斗的精神做好各项工作；牢记党和人民的重托和肩负的历史责任，自觉在艰苦奋斗的实践中加强党性锻炼。他号召全党坚持“两个务必”,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实现党的十六大确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努力 奋斗。

在当前，要真正贯彻“两个务必”精神，也并非易事。一些地方、一些部门的干部，以为现在进入了高消费时代，大慷国家之慨，用公款比阔气，讲排场，挥金如土，花天酒地，骄奢淫逸，以为不这样就太土气，就不能招商引资，歪道理一大堆。什么艰苦奋斗、“两个务必”,早已抛到九霄云外。这样的观念不解决，相关的体制和机制不完善，“两个务必”的要求很难落实。中国共产党是靠艰苦奋斗创业的，守业、再创业，仍然需要艰苦奋斗。只有永远坚持这样的革命精神，红色江山才能千秋万代。再祭360年前的甲申，这也应当 警钟长鸣。

第四，必须深入持久地开展反腐败斗争

李自成的农民军造反打天下18年，执政坐天下只有42天。为什么亡忽得这样快？历史学家可以去作多角度的研究，但有一点不能回避的，那就是：腐败。尽管李自成本人还不那么花天酒地，但他的大多数大将却已开始贪图享乐了，再也无心打仗。吴三桂带着清军进 关，当年威风凛凛的闯王大军溃不成军。

过执政关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尽管已执政半个多世纪，到现在还不能说已经解决。作为执政党，只要执 政兴国、执政为民、执政安邦、执政清廉这些问题没解决好，随时都有可能丧失执政地位的危险。这不是一劳就能永逸，执了政就自然万岁，而需要常抓不懈，永不 放松。怎样才能将反腐败斗争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这就需要坚持一靠教育，二靠制度，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各种不良作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思想认识上已注意到要坚持一靠教育，二靠制度的方针。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同其他类似需要“两条腿走路”的问题一样，往往存在着“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现象。对思想教育，尽管在一个时期有所放松，但总的说来是常抓未懈的；相对而言，制度建设有所滞后。历史经验和现实生活的无数事实证明，思想教育是自律，制度建设是他律。这两手，无论哪一手都不能软，“两手都要硬”,即两手都要有同样 的硬度。

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进一步加快制度建设的步伐。2004年2月中旬，中共中央同时颁布《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这是加强党的建设的两个重要法规，将有力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前不久，胡锦涛同志在中纪委第三次全会上进一步指出：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目标。即要不断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和纪律教育，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建设反腐倡廉的制度体系；加强监督制约，形成权力正确行使的有效机制。反腐倡廉教育，以各级领导干部为重点，以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为根本，以艰苦奋斗、廉洁奉公为主题，以更好地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目标。构筑制度制约机制，要坚持以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为重点，紧紧抓住易于滋生腐败的重点环节和

重点部位，综合运用党内监督、国家专门机关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等多种形式，努力形成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这个三者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建立和健全，是加大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根本举措，对于将腐败现象遏制到最低限度具有重要 意义。

反腐败斗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愚公移山工程。它要靠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去接力进行。邓小平同志说：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还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既然如此，中国共产党要长期保持自己的执政地位，就必须这样坚持不懈地发扬愚公移山的伟大精神。只有这样，中国共产党才能去实现她的崇高历史使命。我以为，甲申360年祭，这是永远不应 当忘记的教训。

摘自：《新华文摘》2004年10期

作者：石仲泉

公司员工读甲申三百祭感想体会 篇三

公司员工读甲申三百年祭感想体会

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不仅仅是一篇学术论文，更是一篇发人深省的警世歌。

在这篇文章里，我们看到大明王朝末年人民生活的惨状，看到明末农民起义的发端、发展与高潮，也看到了大顺农民政权的成与败，里面反映的问题既广而深，政治家、学者、企业家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做出不同的诠释。刘志江总经理的《再读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便是从一个企业家的高度，对大顺政权的败亡做出分析、批判和警示的经典文本

我作为***的一名员工，在学习《甲申三百年祭》及刘总《再读甲申三百年祭》之后，只想从普通公司职员的角度对大顺政权的败亡来提出自己的看法。

仔细阅读《甲申三百年祭》，可以看出郭沫若对闯王李自成是抱同情态度的。李自成打进XX的时候是“毡笠缥衣，乘乌驳马”。在京殿上朝见百官的时候，是“戴尖顶白毡帽，蓝布上马衣，蹑［革翁］靴”。可见李自成自始至终是一个简朴的农民起义领袖的形象，并不是真正被胜利冲昏头脑的人。

但是，大顺政权毕竟不是李自成一个人的政权。少数人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遏止一个队伍的变质。郭沫若批判的真正对象是李自成手下的助手牛金星、刘宗敏之辈。此两人在 大顺政权确立与发展的过程中功勋显著，是李自成的得力助手。然后进了XX之后，“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极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拶夹降官，搜括赃款，严刑杀人。”虽说领袖很清醒，但是领袖往下走的高官要员“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象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山海关仅仅派了几千兵去镇守，而几十万的士兵却屯积在京城里面享乐。”最终闹出刘宗敏为得陈圆圆逼反吴三桂的荒唐事儿。

可见一个政权能否保持长久的生命力，并不仅仅在于其最高领导人的功过得失，政权里的每个人，大到高官显爵，小到平常百姓，都对政权的存亡发挥着一定作用。在上面的例子中，出问题的是牛金星、刘宗敏，但是在牛金星、刘宗敏的手下一定有不少“小牛金星、小刘宗敏”在重复着他们的错误，而这些“小牛金星、小刘宗敏”之下，难保没有更小的。

大到政权，小到公司，同样可以用这样的逻辑来分析。

公司的兴亡与每个员工都息息相关，大到老总经理，小到普通职员，都在公司中发挥着一定作用，占有一定的位置。只是发挥作用的大小不同，岗位不同，重要性不同而已，但少了谁都不行。只有整个公司统一认识，统一目标，充分发挥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才能使整个公司不断前进。

沧东公司目前到了生产与基建共举的关键时期，正如刘总所说，我们不能被胜利冲昏头脑，要以大顺政权的因骄至败为戒。但是，在此我想表达的是，刘总的警示，并不是仅仅对那些老总、经理提出的，离我们很远。沧东公司兴亡与每个员工都有关，无论哪个级别有骄傲情绪，无论哪个岗位出差错，都可能对公司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行百里者半九十，我们决不能沉溺在一号机组投产的喜悦之中不能自拔，我们还面临着稳生产，保双投，抢二期，抓管理四大艰巨的任务。刘总的警示将时刻敦促着我，让我保持清醒的头脑，认识当前的形势，并在实际行动上把我的本职工作做好，为实现公司的四大任务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 篇四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

（一）今年是中国农历甲申年。60年前同是甲申年的1944年3月，郭沫若同志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了著名的史论著作《甲申三百年祭》。这篇名著虽然已经发表60年了，而且当时与现在的国情也不相同，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事业的今天，重学郭沫若同志这篇大作，深受教育和启发。

郭沫若同志在《甲申三百年祭》中，通过纪念明朝灭亡三百周年、总结明朝灭亡的原因，并叙述李自成领导的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在攻入北京，推翻明朝政权，成立大顺朝政权后，由于首领腐化并发生内部宗派斗争，以致陷于失败的过程和教训。

公元一四年的甲申年，是明朝灭亡之年。历史上统治中国二百六十余年的明王朝，由于是反人民的地主阶级封建统治，与历代封建王朝一样，摆脱不了由强盛─衰落─灭亡的社会发展规律。明崇祯帝虽然不是一个完全昏庸无能、而是“很想有为”的执政者，但由于明朝统治至他执政的时期，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已经很衰落。加上他用人不当，依赖宦官，听信奸佞，处理国家事务政令朝三暮四，轻信妄断，政治已腐败不堪。又年年遍地都灾害严重，灾民得不到官府的救济，民不聊生，以李自成领导的太平军等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内扰又外患，清兵大肆入侵，“东北的边患已养成”，政局岌岌可危。在内外交困、四面楚歌之下，明末代皇帝祯在北京煤山自吊身亡，宣告明王朝的灭亡。明朝灭亡的教训是：政权腐败，失去民心。

李自成率领的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在揭竿起义时，高举“分田地、均贫富”代表农民利益的旗帜，得到广大农民和灾民的拥护，取得了推翻明王朝的统治、成立大顺王朝的胜利。李自成“本不是刚愎自用的人”，主政之初，“很能纳人善言”，采取“民主式的合议制”，推行民主政治。但他后来犯了与崇祯同样的错误，用人不当，轻信妄断。不采纳李岩的谏言，以高爵厚禄使吴三桂归顺。在防吴三桂叛变和清兵侵袭战略上，又调兵遣将不当，导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危及大顺朝的政权。同时，政纪军纪不严，政权逐渐腐败，以牛金星为代表的一大批高官权贵，忘记了代表农民利益而取得胜利之道，不关心人民疾苦，巧取毫夺，欺压百姓，过着腐化糜烂的封建地主阶级的生活，逐渐失去人民的支持，导致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最终走向失败。“闯王”李自成领导的农民革命运动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也是政权腐败，失去民心。

因政权腐败、失去民心而导致亡党亡国的教训，在古今中外史上并不少见。在世界现代史上，苏共的解散（亡党）和苏联的解体（亡国）就是一个典型的史实。

列宁缔造的布尔什维克党（苏共的前身），代表俄罗斯工农群众的利益，在广大人民群众和革命士兵的支持、参与下，发动举世闻名的“十月革命”，不到一年时间就推翻了沙俄王朝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逝世后，从斯大林专制时代开始，苏共历届领导集团逐步成了特权阶层。在政治上，权力高度集中，实行个人专制和官僚集团统治，严重损害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在人事制度上，实行任人惟亲、提拔亲信、排斥异已的组织路线，导致大批庸人进入各级领导层，领导无能、治国无方，逐渐失去人民的信任；在生活上，苏共干部享受的特殊待遇与民众的差别越来越大，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领导集团越来越脱离群众，从“人民的公仆”蜕变为损(www.paomian.net)害人民利益的官僚特权阶层。后期又与美国搞军备竞赛，并派兵入侵阿富汗打了整整10年而得不到丝毫利益的不义战争，使苏联经济和人民生活雪上加霜，引起民众的强烈不满。使由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建立起来的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随着人民群众积怨和不满的不断加深，最终导致了苏联解体和苏共解散，亡党亡国的悲剧。苏联解体、苏共解散的最根本原因也是在于苏共领导集团严重脱离群众，攫取了不受监督的无限权力，以及腐败严重，占有了巨额财富而失去民心。

从新中国成立近55年的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国家政权是牢固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会犯崇祯、李自成和苏共同样的错误，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自遵义会议上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领导地位以来，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深刻吸取国内外的经验教训，高度重视密切联系群众问题和反腐败斗争问题。在革命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确立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的群众路线，同人民群众建立了血肉相连的紧密关系。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新中国。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中国共产党坚持正确的群众路线，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执政为民的权力观，克服前进道路上各种困难和挫折，拨乱反正，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有目共睹的丰硕成果，使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高。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历史得出的结论和经验教训。政权腐败必定会失民心，进而失天下。中国共产党通过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研究和分析，得出了“党风问题、党同群众联系问题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问题”的真理。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领导核心的三代党中央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本届党中央，都十分重视密切联系群众和反腐败斗争问题。

一九四四年三月郭沫若同志《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后，毛泽东同志就号召全党学习这篇著名史论，并告诫全党“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在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村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再次提醒全党，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离开西柏坡，动身前往北平。临行前，毛泽东同志对周围的人说：“同志们，我们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今天是进京”赶考“……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他老人家这席话真是语重心长，代表党中央对密切联系群众和反腐败斗争下定了决心和信心。

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

江泽民同志反复指出：“我们党对反腐败问题，一直是重视的。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反腐败斗争，是我们的重要方针。”、“实践证明，加强党风和廉政建设，进行反腐败斗争，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实践也证明，中央关于反腐败斗争的决策是正确的。”、“党只有坚决清除消极腐败现象，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已作为中国共产党治党和治国的重要方略，分别载入党章和宪法。

党的十六大召开后不久，胡锦涛总书记和中央书记处的领导同志就到西柏坡学习考察，重温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两个务必”的重要论断，要求全党同志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在新形势下坚持做到“两个务必”，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并多次告诫全党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要“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要始终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各级干部要自觉接受监督，绝不脱离群众，绝不贪图安逸，绝不以权谋私。”在中纪委三次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号召全党要“大力弘扬求真务实之风，继续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切实搞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加强党同群众的联系，党中央近期先后颁布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使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进一步完善。在查处腐败大案要案上，党中央一贯是动真格，对各种腐败分子决不心慈手软，严肃查处，自建国以来，先后惩办了刘青山、张子善、陈希同、王宝森、胡长清、成克杰等一批贫官污吏，纯洁了干部队伍，振奋了党心民心，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依纪依法惩治腐败、加强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决心。

中国共产党深入、持久、扎实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有效地避免了我党犯上李自成和苏共同样的错误。但这不等于我党的党风问题、党同群众联系问题已彻底解决、大功告成，中国共产党已经绝对不会亡党、亡国了。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由于受国内外错综复杂形势的影响，腐败现象的滋生源广泛存在，有些腐败现象尚未得到有效地遏制，有些领域的腐败问题还相当严重（如金融、建筑、交通等领域），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复杂、艰巨。我们对此决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按照中央的部署，坚持不懈地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每个劳动者尤其是党员、干部都应该从我做起，在本职岗位上勤政、()廉政，遵纪守法，密切联系群众，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在成绩面前要戒骄戒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要牢固树立“腐败不除，党心民心不稳，国无宁日”的观念，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断推向前进。我坚信，在高度确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建党学说和执政理念、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全党的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下，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原则，坚持不懈地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通过全党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不继巩固和发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成果，不断巩固和发展由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建立起来的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确保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江山万万年。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

（二）郭沫若在1944年3月19日的重庆《新华日报》上连载《甲申三百年祭》。历史背景是抗日战争已转入战略反攻。而郭沫若的好朋友周恩来在延安整风运动中饱受打击。郭沫若精心写作此文，以李岩比喻周恩来，目的提醒毛泽东，保护周恩来。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非常重视，毛泽东也多次指出从李自成起义的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该文在延安各解放区作为中国共产党整风的文件之一，产生很大的影响。

当时的300年前甲申年，也就是1644年，中国历史的两个王朝覆灭。朱明王朝的覆灭是历史的必然；但是李自成领导的农民政权大顺王朝在取得全面胜利的情况下，刚刚建立就宣告败亡。这段历史对每一个政党和从事政治斗争的人，都是需要重视的前车之鉴。

《甲申三百年祭》，能提醒我们正确对待权力、名利、地位等问题。引申到公司来说，如何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努力奋斗的意志，清醒的学习态度，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丢掉当前的成果。

感觉目前这些离我们还有些距离。公司还没有大到临界的状态。但是公司快速发展，需要做一些大的布局。而这一定涉及新的人员变动和资源投入。公司的内外部布局；未来的市场状况，下一步的增长点，市场份额，开发，渠道，营销，服务等环节的问题在哪里？领导者要有大数据思想，要为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在某些方面加大投入还是拓展新的渠道或者开发新的项目。而这需要投入人力和资源去落实。为了实现方向，现有的人谁可以胜任？配套什么职位和资源？需要什么样的人员引进。而现有的项目中需要做评估和调整。哪些是见效快的，足已支持公司的扩张。见效慢的，需要长期的项目推进。哪些是在浪费公司资源。那些必须纠正，那些可以容忍。

作为公司的一员，我们要伴随着公司的成长而成长。学会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在解决一个困难，挑战，到达一个高度后，能够不断突破，继续创新。学习在上一个阶层看问题，在下一阶层做事情。能够看清自己的方向，坚定去摸索创新的路径。

互联网企业更新换代更符合行业的颠覆的规律。昔日的巨头如今也在苦苦挣扎。我们抓住事情的本质，尝试不断的创新。在趋势的变革中，只有接近目标的实质的事物才不会被淘汰。而创新的思维和行动力，对每个人又都是公平的。坚信自己也会是明天的大牛，何必惧怕离开那个自己认为的舒适圈呢！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

（三）1944年的暮春时节，郭沫若在重庆发表了他的历史散文《甲申三百年祭》。选择这个时间是意味深长的，因为正是在1644年的暮春时节，闯王李自成杀进了北京、崇祯皇帝吊死煤山、立国276年的明朝灭亡了。所以《甲申三百年祭》的第一句话便是：“今年是明朝灭亡的第三百周年纪念了”。

文章立刻引起了远在延安的毛泽东的注意，他将其列为整风文件，并多次号召全党认真学习。《甲申三百年祭》因此而扬名，但人们也因此形成了这样一个固定印象：文章主要是在总结农民起义军因为骄傲而失败的教训。

前段时间重读《甲申三百年祭》，我却有了一点新的感悟：文章不仅总结了李自成的教训，实际上更是如作者开宗明义所说的那样，是在总结明亡的教训。

明亡的教训现在看起来，也还让人不胜唏嘘。崇祯登基后的明王朝可以说是风雨飘摇，内忧外患。外有努尔哈赤的后金虎视眈眈，内则是连年的旱灾、蝗灾，闹到了“人相食，草木俱尽”的程度，李自成、张献忠等“流寇”已成燎原之势。对朝廷来说，要御侮，要救灾、要“剿寇”，提供这些“公共产品”都需要钱。问题是钱从哪儿来？

郭沫若写到：“早就有一位武生提出了一项相当合理的办法，然而却遭了大学士们的反对，便寝而不行了。”这位名叫李琏的武生提出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请令江南富家报名助饷”，也就是说，让富人出一点钱。

用今天的话说，李武生的观点显然是属于“极左”、“仇富”的，结果遭到了“主流公知”的强烈反弹。皇帝身边的大学士钱士升便上书崇祯，说李武生“倡为缙绅豪右报名输官，欲行手实籍没之法。此皆衰世乱政，而敢陈于圣人之前，小人无忌惮一至于此！且所恶于富者兼并小民耳，郡邑之有富家，亦贫民衣食之源也。以兵荒之故归罪富家而籍没之……此议一倡，亡命无赖之徒，相率而与富家为难，大乱自此始矣。”总而言之，不能仇富，不能向富人开枪，不能搞民粹主义，否则的话就会“大乱自此始矣”。

皇帝当然是害怕“大乱”的，何况钱士升的资历和专业水平，也不是李武生所能够相比的，所以他的建议也就被搁置了。三百年后，郭沫若仍然为崇祯犯下的这一错误扼腕叹息：“‘搜括臣宰’的目的，在李武生的原书，或者不仅限于‘助饷’吧？因为既言到兵与荒，则除足兵之外尚须救荒。灾民得救，兵食有着，‘寇乱’决不会蔓延。结合明朝全力以对付外患，清朝入主的惨剧也决不会出现了。”

富人的钱不能动，皇帝自己舍不得出钱，“剿寇”又是火烧眉毛的事，不能稍缓。怎么办？只能是给政策，让他们自己去“创收”。明末清初的李清在其《三垣笔记》中说：左良玉（明朝大将）的兵一半要算群盗，甚是淫污狠毒。每入百姓家勒索，用木板将人夹住，小火烧之，胖人有的能流一地油。他们抢掠来妇女，公然在大街上奸污。因为朝廷严重拖欠军饷，士兵还要卖命打仗，抢劫起来自然理直气壮。当然，用这样的兵来“剿寇”，只能越剿“寇”越多，终于进了北京，反而把皇帝给“剿”了。

虽然在郭沫若看来，李武生是“很有政治的头脑”，但他这个建议还是彻底得罪了当时的“士大夫”们。当时崇祯为了故作姿态，一面采纳了钱士升的理论，一面也对钱进行了“切责”。但郭沫若发现，“当时一般的士大夫都左袒钱士升。钱受‘切责’反而博得同情，如御史詹尔选为他抗辩，认为‘辅臣不过偶因一事代天下请命’。他所代的‘天下’岂不只是富家的天下，所请的‘命’岂不只是富者的命吗？已经亡了国了，而撰述《明李北略》与《明亡还略》的人，依然也还是同情钱士升的。”

郭老的眼光是很准确的。崇祯自杀之后，这些士大夫们并不为他“死节”，而是热衷于当李自成的“大顺”朝的新贵。明朝遗民写的《小史》记载，李自成手下的将军李岩和军师宋献策在北京街头曾经“见先帝柩前有二僧人在旁诵经，我明旧臣选伪职者皆锦衣跨马，呵道经过”，不解“何以纱帽反不如和尚？”实际上，在清兵入关后，这些人很快又成了“大清”朝的新贵。看来，只要能够保住他们的地位和财富，则无论国号是“大明”、“大顺”还是“大清”，无论皇帝是姓朱、姓李还是姓爱新觉罗，他们都不是很在意的！

一晃明朝已经亡了372年了。无论是李自成因为骄傲而功败垂成，崇祯因为被人误导而招致覆灭，都已经是历史长河中的既成事实，不会因为我们的惋惜、愤怒和悲伤而改变，最重要的我们应该能够从中汲取足够的教训。法国“新史学”的代表人物雅克。勒高夫说过这样一句很有分量的话：“拒不思考历史的民族、社会和个人都是不幸的，因为同历史遗亡症引起的伤害相比，往昔的创伤其实是微不足道的。”